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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瑞昌 丈八佛塔位于河南省安阳市龙安区马家乡李庄村兴阳寺内，《安阳县金石录》（成书于公元1799年之前）记载丈八佛塔塔身上镶嵌有两通石碑，其一是“李家场村修塔记”，其二是“施换塔石额记”，今天均已不存。 修塔之事及其碑记完成于北宋神宗熙宁元年，即公元1068年，换额之事及其碑记完成于北宋哲宗绍圣元年，即公元1094年，两件事发生时间前后仅相隔了26年。 元惠宗至元四年（公元1338年）九月初九日，许有壬一行人从林州西来，“过南齐，观丈八石佛”，并赋五律一首，言“考碑当绍圣，文物正崇修”，诗中所说的年代“绍圣”，实为塔门换额时间，并不是修塔时间，修塔时间应为“熙宁”。 “李家场村修塔记”篇幅较短，简要记录了修塔的时间、修塔的主持人和捐助人信息、碑文的书写人和刻字人信息等内容，修塔事大而碑记短，含金量非常高。“施换塔石额记”篇幅较长，主要叙述了佛法的宏旨、佛像的来历和佛塔的修建、塔额的更换过程和诸多祝愿，文辞华丽，充满了荒诞神奇的宗教色彩，对于考古的人来说，也许并没有太大的价值，结尾处记录了换额的时间、施主和工匠的信息等内容，换额事小而碑记长，信息量非常大。塔额上镌刻了什么字？碑记中未体现，确实是历史的遗憾。以上二碑记，是迄今发现的、涉及兴阳寺和丈八佛塔的最早的碑文，为今天的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通过研究，可以揭示北宋行政管理、宗教文化、社会民生、民众生活等诸方面的真实状况。研究工作很有意义，研究过程也很有趣味。二、“李家场村修塔记”的简体文字、加标点、分段落、注释晋州冀氏县长官王概、妻、弟王卿才、妻王氏、母赵氏。同缘④张海、妻王氏、苏宣、妻刘氏、朱琏、妻褚氏、魏进、妻李氏、李信、妻王氏。东姚村酒务⑤高秘、妻张氏、吕家孙氏、吕庆、母孙氏、陈元、妻许氏、牛凝、妻栗氏。①熙宁元年。熙宁，北宋神宗的一个年号，熙宁元年是公元1068年。③维那。又称都维那。佛寺中的僧官名，地位次于上座、寺主，应理解为寺院的监察官。⑤酒务。政府任命的，承担酒类事务的工作人员。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北宋中央政府在相州境内设有七酒务，林虑县是其一。“东姚村酒务高秘”可以理解为“担任林虑县酒务的东姚人高秘”，社会地位非常高。⑦侯庆。立于熙宁二年的“游天平山留题碣”，原在林县公署内，其中有“侯庆、郝秀镌”之言，可以推测侯庆是当时闻名全县的镌刻工匠。三、“施换塔石额记” 的简体文字、加标点、分段落、注释夫佛之浩圣罔极至威，咸仰宇宙之间、四维之中、六合之内，曷有莫不钦于圣者。佛宣法既出，无边无界，群氓持心演诵，靡不济拔于彼岸。法教肇兴，建自周朝，于是混沌之前，我佛仪像已立在清庐廓落之外，既产乾坤，必安杳冥，有形之内当时未可以化像于人间，后来渐诱于寰海之中，微迤逦透摄于万类之上，是以风化旷远、囊劫罔牧。人人志校，有果有报，家家常慕，获福获胜。绿流以显，上达于刀利之圣宫，既除恶际，下彻于阿毗之苦处。是时，高明善因，无不敬崇者也。如显我丈八尊佛，既从衡庐而涌出之时，天有不奇之祥，地有无涯之瑞，想当时，视日而转转晶辉，睹月而别加清朗，海水澄波，山青秀丽，一切有情之物无不瞻仰者，是以四方黎庶之家见佛所出，便乃齐心助圣，遽立塔殿之基，欲以归安之处，须建有福之地乃可迁佛。如就平坦之中，千人而莫能分毫摇动，若陟山头，一士而用力，轧轧速进，如迄山巅。修成宝塔立在相州之境，疆位林县①。其后年深日远、风摧雨塌，乃塔门额累累有缺，今欲别安门额，隙是相州西五十里安阳县西龙山村人也，先王陇西②。只于绍圣岁朱明之月③，因忆我佛，诣于圣谷，诚心就礼，如礼罢，所仰圣因，见塔依然未有所隳，乃见门额绽坏，当时便发愿心，欲换此门额。日夜无寐，速命高人去选其石头。且见西山岌峇及曳，登高远望，烟萝遍诣溪峪，如风萦绕，无有不到，似岩嵌突兀样，岂有不历？忽然门到前谷，睹昊无涯，瑞蔼万端，是时只就此共匠人同谋，一鼓气而作器，且为塔额耳。愿安石以后，家荣日长，福气时增，养蚕而愈厚重重，种稼而从累颗颗，六畜双孳，门清永吉。愿子孙世世昌昌。转愿皇王常登宝殿，百僚卿相、郡邑官员，日添高品。更愿九族荣显，普天下人民咸受快乐矣。今以狂序，其言难可竭言前意，所谓无智论幽深奥义之理，不能搂源其趣。愿风雨顺时不尽，承宣者记矣。注：以上红色字，在《安阳县金石录》中为□，此处为笔者猜测字。①疆位林县。这里涉及到兴阳寺丈八佛塔的行政归属问题，在大金兴定三年（公元1219年）之前，归属于林虑县，大金兴定三年（公元1219年）到大元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归属于辅岩县，大元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之后归属于安阳县。北宋时丈八佛塔地属林虑县，此处的“林县”，当时并无此称，应是林虑县的简称。②先王陇西。指换额石的施主李用，其祖先是陇西的李氏，与唐李同宗。③朱明之月。指夏天，与下文的“季秋”相对应，来说明换额的事，起于绍圣元年的夏天，完成于秋天。④绍圣元年。绍圣，北宋哲宗的第二个年号，绍圣元年是公元1094年。⑤同施工食交口村众人。施，施舍的意思。“同施”，一同施舍，与上文的“独施”相对应。工食，人工和食物。一同施舍人工和食物的，是交口村的众人。在“李家场村修塔记”中提到“熙宁元年三月十八日，李家场村修塔”，给人提供的直观信息是：“熙宁元年三月十八日，在李家场村修塔，兴阳寺丈八佛塔位于李家场村”。碑记文字太过简约，给人们造成了“在李家场村修塔”的误解，此误解一直持续到现在，在《安阳古今地名考》（增补本）中，许作民先生批注云：“李家场村今属于安阳县马家乡，称李家庄村”。在“施换塔石额记”中，提到了交口村，“同施工食交口村众人”，就是说在换额过程中，是交口村的民众提供了人工和食物，碑文从始至终没有提及李家场村，如果李家场村就在兴阳寺旁边，民众抬脚就到了，提供人工和食物是最快捷的，还轮得上5里之外的交口村众人吗？北宋《相台志》“林虑县村名”篇里有记载：“马店管统村十二：横水、西零济、东零济、西下洹、东下洹、北马店、西马店、东马店、良村、南齐、北齐、交口”，距离兴阳寺最近的是交口村，其次是南齐村和北齐村，并没有李家场村。《相台志》约成书于北宋哲宗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与二碑记记录的年代完全一致，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即兴阳寺旁边没有李家场村。元代“重修兴阳院碑”立于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碑文言“惟相之安阳交口村兴阳院，无国力檀越之助，以小而能成其大者，由佛之力也”，再次说明兴阳寺在交口村的地界上，时间虽然过去了200多年，但在人们的视野中，仍然看不到李家场村。难道李家场村和兴阳寺丈八佛塔没有啥关系？让我们再仔细研究一下“李家场村修塔记”全文。修塔的施主是西良村、东姚村、景色村、北采桑村人士，这些村名全部延续到今天了，在地图上都能找到，且分布在林州市东姚镇和采桑镇境内的227省道两侧，更巧的是在此四个村的中间地域有个村庄叫李家厂村，查阅《安阳古今地名考》（增补本）得知，此李家厂村在北宋时就叫李家场村。“李家场村修塔记”中提到的“李家场村”，应该就是和西良村、东姚村、景色村、北采桑村相临近的这个“李家厂村”。如果把“熙宁元年三月十八日，李家场村修塔”理解为：“熙宁元年三月十八日，李家场村民众捐资在兴阳寺修塔，兴阳寺在交口村地界上”，一切疑问当迎刃而解。北宋《相台志》“林虑县村名”篇里有记载：“东姚管统村十三：西诸翟、强蠡、沙润、新安、东诸翟、翟曲、采桑、景色、李家场、西良、新村、东姚、王儒”，碑记中提到的李家场村、西良村、东姚村、景色村、北采桑村同属于东姚管，地域相接，民风相似，血脉相连，唇齿相依，互相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共同去完成一件事，具有较强的协同性和极大的可能性。在所有捐资人当中，有一位功德主，那就是晋州冀氏县长官王概，他应该是李家场村人，身为一县之长，具有非同一般的出资能力和号召力，把附近5个村的民众感召动员起来，共同捐资修塔，王县长的贡献是首屈一指的。碑文记载捐资人共有32人，其中李家场村（王概族人和同缘）15人、西良村4人、东姚村9人、景色村2人、北采桑村2人。无论捐资量还是捐资人数，李家场村都是最多的，名为“李家场村修塔记”，实不为过。捐资人都在东姚、采桑一带，而兴阳寺位于马店管的交口村，虽然同属林虑县，但直线距离也有30多华里，王概等人怎么就给兴阳寺捐资了呢？其中必然还有一位重要的中间人，那就是副维那苏辛。本“李家场村修塔记”是苏辛书写的，可见苏辛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也有一定的办事能力。在李家场村捐资人中有一位苏宣，“宣”字和“辛”字起画相同，苏宣和苏辛很可能是兄弟，也就是说苏辛出家前很可能就是李家场村人。苏辛从老家拉来了金主和捐助资金，他也是修塔的大功臣。王概捐资修塔的目的是什么呢？“李家场村修塔记”云：“长官王概年三十四岁”，三十四岁就担任县长了，妥妥一枚“年轻干部”，前途一片大好啊。且来看丈八佛塔，岂不是象征着步步高升，官越做越大吗？！既然兴阳寺丈八佛塔在交口村地界上，那“李家场村修塔记”中怎么没有提及交口村呢？首先，土地和寺庙是寺院的田产，与交口村没有瓜葛，修塔是寺院自行筹资、自行建设、自行管理的的独立自主行为，不需要到当地政府备案或报建，更不需要知会交口村。其次，本次修塔是李家场村民众牵头捐助的，交口村民众没有捐钱捐物，碑记中为什么要提及你交口村呢？“李家场村修塔记”中记录了三位僧人，即第一级维那任庭遂、副维那苏辛、贺用，他们在寺内是有地位的僧官，同时他们都是有家室的人，任庭遂有妻子王氏、有孙子任见任，苏辛有妻子王氏，贺用有妻子张氏，怎么回事呢？难道和尚还能娶妻生子、繁衍后代吗？众所周知，和尚是不能结婚的，自东汉佛教传入以来，佛教教义虽有变化，但独身灭欲是不变的，并视为教规之一，但到了宋代，和尚娶妻生子的事确成了平常之事，人们见怪不怪了，据宋代《鸡肋编》记载：“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僧多为之，率皆致富。又例有家室，故其妇女多嫁于僧。”可见北方如此，南方亦如此。以前看到有人写文章说，和尚娶妻在南方可以查到文字记载，不知北方有无，今天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在北方也有文字记载，那就是“李家场村修塔记”。和尚娶妻具有深刻的宗教和社会背景，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佛儒两教融合，佛教日益世俗化、儒教化的结果。宋代佛教推崇儒家的孝道，有意无意地促成了和尚娶妻的现象。二是经过了五代的多年战乱，人口衰减严重，为了发展经济，急需要补充人口，和尚娶妻生子的现象也就有意无意地出现了。三是宋代的僧侣阶层是比较富有和特殊的群体。寺院大都广有田产，香火收入也不菲，和尚经商、放高利贷等也被政策所允许，即使犯了罪处罚也较轻，等等，让世俗女子觉得嫁个和尚益处多多。四是法律严格但执法宽严不齐。为了禁止这种荒唐现象，宋代的法律是非常严格的，“诸僧道辄娶妻，并嫁之者，各以奸论，加一等，僧道送五百里编篇。其本师寺观主首及同居尊长而听之者，各杖一百。厢耆邻保知而不举者，杖八十，不减二等”。兴阳寺修塔时，是熙宁元年，即公元1068年，大宋立国已历108年，和尚娶妻现象还非常普遍，可见风气已成，改变的难度非常之大。和尚娶妻生子后，一大家子住在哪里呢？毫无疑问，就住在寺院里，有房子住有地种，时不时还能收到香火钱，何乐而不为？！是和尚变成了农夫，还是农夫变成了和尚，估计谁也辨不清楚。以寺为家，延续后代，或许和尚也是世袭制，此处肥水岂能流入他人之田？丈八佛塔修成26年后，发生了更换塔额的事。“施换塔石额记”中说：“其后年深日远、风摧雨塌，乃塔门额累累有缺”、“所仰圣因，见塔依然未有所隳，乃见门额绽坏”，才过了26年，怎么就“年深日远”了？撰写碑文的郭渐先生，您实地走访了吗？塔尚好单单是门额坏了，塔是砖砌，额是石刻，门额怎么能坏呢？碑记中的人全是世俗之人，一个和尚都没有，原来的和尚都到哪里去了？种种疑问，难以释解。在这26年之中，肯定发生了什么事件，才导致这些变化和历史的断篇儿。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宗教经过了千年的激烈争锋，兴衰几度，曲折坎坷，正如元代“重修兴阳院碑”所言：“千百季间，纔废而旋兴，稍微而益炽”，特别是经过了“三武一宗”之厄，佛教屡次遭受到沉重的打击，为了适应中国社会，佛教不得不进行了自身的改革，逐渐转向世俗化和儒教化，到北宋初年终于度过了“磨合期”，被统治者、士大夫阶层和普通老百姓所普遍接受。宋朝统治者对佛教采取的是理性的宗教政策，既保护又限制，保护的根本目的是让宗教麻醉民众，使之成为巩固赵氏独裁统治的政治工具。宋初佛教寺院大兴土木带来劳资费财，僧尼过多引发赋税流失，僧尼生活腐化引起社会风气败坏等问题让统治者非常关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对佛教进行“行政干预”，如限制寺院和僧尼数量、严禁靡资费财、严禁和尚娶妻、对僧官进行考试录用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逐渐显现出来。兴阳寺在26年之间发生的变化，也正好印证了这种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兴阳寺被限制发展，放高利贷、做生意等活动被禁止，连日常的维修资金也发生了困难，第一级维那任庭遂算来已过百岁，估计早已作古了，家族其他成员也被官府驱逐出寺院，副维那苏辛和贺用要通过考试才能上岗，估计也被裁撤了，娶妻生子者受到了查办，周围的人也受到了株连，僧众数量被压缩不允许超编，被剥夺了诸多利益的僧人怒砸塔门石额来发泄心中的仇恨和不满……总之，在较短的时间内，兴阳寺经受了一场大清洗，没有人能幸存下来，新来的和尚连丈八佛塔是何时修建的都搞不清楚了，只能以“年深日久”加以臆断。七、北宋时期的安阳县和林虑县，粮食和桑蚕并重的农业生产格局“施换塔石额记”中说“愿安石以后，家荣日长，福气时增，养蚕而愈厚重重，种稼而从累颗颗”，撰写人郭渐是安阳县西段村人，他从身边的日常生活着笔，反映出了当时农业生产中，种植粮食和植桑养蚕并重的社会现象，道出了普通民众希望粮食和桑蚕双丰收的美好愿望。种植粮食提供口粮，植桑养蚕搞活经济，安阳县和林虑县的农村想必是安静、和谐又充满了活力的。采桑村名可能来源于桑蚕业，采桑村很有可能是相州地区桑蚕业的生产、加工和贸易中心之一。中国古代蚕桑的发祥地在黄河流域。安阳殷墟出土过一只雕琢逼真的玉蚕，甲骨文中已有了蚕、桑、丝、帛等象形字和祭祀蚕神的记载。从战国、秦汉时期到北宋，黄河以北地区一直是蚕桑生产的主产区，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顶峰，生产的缣、绵、罗绮等均为上品。南宋以后，黄河流域的气候逐渐变寒，蚕桑生产式微，长江流域逐渐成为全国蚕桑业和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由于气候变化的原因，或由于改朝换代的原因，安阳县、林虑县一带的桑蚕业凋零如斯，逐渐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任庭遂出生于北宋太宗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可能是交口村外围历史上第一个留下真名实姓的人。他可能是一个云游僧，把生命的最后时光留在了兴阳寺，他也可能是当地的农夫，抓住机会进入寺院而改变了人生之命运。总的来说，任庭遂的晚年还是非常幸福的，在七十九岁高龄时，他还主持了丈八佛塔的修建工程，可以说事业有成，左有老妻，右有幼孙，尽享天伦之乐，人生若此，真的是圆满了。兴阳寺所处的李家庄原来叫任家庄，很可能与这位任庭遂有关，任庭遂圆寂后，其后人可能继续在兴阳寺为僧，也可能是搬出了寺院，来到寺院山下，在临近河边的地方安顿下来，开始繁衍生息，从而有了任家庄。现在，兴阳寺旁边的李庄村和垴后村仍有任姓人家。兴阳寺塔身的北宋二碑记，给我们打开了两扇历史之窗，让我们尽情领略丰富多彩的历史大戏。幸亏有碑，幸亏有武亿，幸亏有金石录。再谢！再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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