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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有一段圣贤义理在其中——选本批评视野下的散文家王阳明作者：武海军 《光明日报》（ 2022年07月18日 13版） 选本批评视野下的散文家王阳明，呈现出丰富复杂的样态，选本对阳明散文既有彰显的一面，也有遮蔽的一面，但由于选本的认可度以及选家对王阳明事功、学术、文章之间的选择与权衡等诸多原因，王阳明成了被遮蔽的散文家。 比王阳明稍后的茅坤在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的“论例”中说：“八大家而下，予于本朝独爱王文成公论学诸书，及记学、记尊经阁等文，程朱所欲为而不能者。”茅坤此书专选唐宋八大家之文，但他认为唐宋八大家以后的散文代表作家在明代即是王阳明，阳明散文，是程朱所想达到但却未能达到的境界。他将阳明散文抬到与唐宋八大家散文等同的高度。署名归有光编的《文章指南》所选明代作者与篇数为：方孝孺1篇、宋濂3篇、王祎3篇、王阳明8篇，可见其对阳明散文的推崇。明代陆弘祚所编《皇明十大家文选》将王阳明与李梦阳、王世贞、茅坤、王维桢、董份、汪道昆、李攀龙、王慎中、唐顺之等10人看作是“皇明十大家”。 吴楚材、吴调侯所编《古文观止》选录明代作家12人的散文18篇，王阳明为明代入选篇数最多的作家，共入选3篇：《尊经阁记》《象祠记》《瘗旅文》。黄宗羲所编《明文授读》选明代作家270余家，文章750余篇，选录文章篇数较多的作者依次为：方孝孺（23篇）、钱谦益（23篇）、宋濂（21篇）、唐顺之（18篇）、王慎中（17篇）、王守仁（11篇）、归有光（11篇）、艾南英（11篇）。从篇数来看，王阳明与归有光、艾南英并列第五。黄宗羲评王阳明《谏迎佛疏》，首先引用了茅坤的上述言论，并认为是“知言之选也”，又指出王阳明在明代散文发展中的独特贡献：“予谓有明之文统，始于宋、方，东里嗣之，东里之后，北归西涯，南归震泽。匏庵、震泽昭穆虽存，渐沦杞宋，至阳明而中兴，为之一振。”认为阳明散文的出现，改变了秦汉派一味模拟复古的不良文风，中兴了明代散文，是明代文统中非常重要的代表作家。在评论他人文章时，黄宗羲经常用阳明散文作参照系，如评陶望龄《拟与友人论文书》云：“歇庵之文，昌明博大，一洗剿袭模仿之套，盖宗法阳明者也。”评陈懿典《尊师焦澹园先生文集序》云：“文与道合一，亦是寻常议论，其推阳明、荆川为能合之人，固不谬。澹园之文虽是正派，然方而不圆，去阳明、荆川犹隔一尘。”可见黄宗羲对阳明散文的推崇。 王阳明在清代多个散文选本中有“八大家”之一的美誉。张汝瑚编选《明八大家文集》，王阳明与宋濂、茅坤、唐顺之、方孝孺、刘基、王慎中、归有光入选。刘肇虞编选的《元明八大家古文选》将元代的虞集、揭傒斯，明代的杨士奇、王阳明、归有光、唐顺之、王慎中、艾南英称为“元明八大家”，其《王阳明文选引》评阳明散文：“公之文，有似《国》《策》，似《史》《汉》，似《庄》似《骚》，似唐宋八家，无所不似。亦有绝无所似，自成一家言者，皆妙绝动人。”李祖陶编选《金元明八大家文选》，将金代元好问，元代姚燧、吴澄、虞集，明代宋濂、王阳明、唐顺之、归有光八人目为“金元明八大家”，李祖陶谈及王阳明入选理由云：“夫先生之学，自成一子，非宋五子所能拘；先生之文，亦自成一家，非唐宋八家之所能缚。”“其在唐宋八家中，兼有韩之豪、柳之峭、苏之达、王之横，绝不依傍古人，而自逼古人。”称赞阳明散文兼有众长而又自成一家。此外，顾有孝所编《明文英华》，薛熙编选《明文在》，徐文驹、罗景泐编选《明文远》等选本均将王阳明与宋濂、方孝孺、唐顺之、归有光等人作为明代散文的主要代表作家来呈现，并给予了高度评价。阳明散文在陈子龙等编选的《皇明经世文编》也得到推崇，入选散文达三卷。由此可见，阳明散文在诸多散文选本中得到推崇与彰显。 另一方面，不少选本也对阳明散文进行了有意或无意的遮蔽。刘士鏻所编《明文霱》，孙琮所编《山晓阁选明文全集》《山晓阁选明文续集》等选本，均将王阳明视为明代一名非常普通的散文作家，选录篇数既少，评价也不高。王甫白辑评《古文未曾有集》，选录明代多位作家的散文，未选录阳明散文。李扶九、黄仁黼所编《古文笔法百篇》，选录明代宋濂、方孝孺、归有光等15位作家散文19篇，未选录阳明散文。杭永年所编《古文快笔贯通解》于明文只选刘基《司马季主论卜》1篇。 清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所编选本更是有意遮蔽阳明散文。尽管刘大櫆在《送姚姬传南归序》中举了王阳明小时候就以圣贤为第一流、立志向圣贤学习的事例来勉励姚鼐，但姚鼐等桐城派代表作家并不认同阳明散文（或者也是因为奉行程朱理学而不认同阳明学说），转而将散文取法对象指向了唐宋派代表作家归有光。姚鼐在编选《古文辞类纂》时在明代只选择了归有光1位作家，选文高达32篇，可见其对归有光的重视。梅曾亮编选《古文词略》沿袭姚鼐的做法，于明代只选归有光一人之文。曾国藩编选《经史百家杂钞》，在明代也只选择了归有光1位作家，选文7篇，主要集中在传志之属与杂记之属。吴汝纶编选的《桐城吴氏古文读本》也沿袭《古文辞类纂》，明代只选归有光一人之文。近现代人编选的选本也是如此，王文濡编选有《明清八大家文钞》，所选作家为：归有光、方苞、姚鼐、刘大櫆、曾国藩、梅曾亮、张裕钊、吴汝纶，实为桐城派之八大家。徐世昌也编有《明清八大家文钞》，与王文濡不同的是，他把刘大櫆换成了贺涛。钱仲联所编《明清八大家文选丛书》，所选八家为：归有光、姚鼐、刘基、顾炎武、龚自珍、张惠言、王世贞、曾国藩。以上选本均将王阳明排除在“明清八大家”之外。 阳明散文颇具特色，自成一家。王世贞《艺苑卮言》认为王阳明属于“文章之最达者”之一。《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其“为文博大昌达”，“不独事功可称，其文章自足传世也”。赵友琴《阳明先生文选序》云：“先生之文，词不诘屈而平正通达，造位典谟，调不高奇而尔雅醇融，换魂秦汉。”徐元文《王阳明先生全集序》云：“其文章汪洋浑灏，与唐宋八大家抗行。”陈柱《中国散文史》则将王阳明与陈献章列为独立派，认为王阳明散文如《与毛宪副》等“殆可谓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可以塞天地之间者矣”。但问题的实质在于，王阳明是明代立德、立功、立言的典范，三者皆居绝顶，《明史·王守仁传》对王阳明的评价，则多集中在平定江西盗贼、平定宁王叛乱、创立“阳明学”等事功与学术方面，很少涉及到文学。王阳明更看重的也是自己的事功与学术成就，他常常以学者自居，而不是以文人自居，有人批评他到处讲学有损其高大完美形象，他却说：“某愿从事讲学一节，尽除却四者，亦无愧全人。”（邹守益《阳明先生文录序》）王阳明的弟子也是不把他当文人看的，黄宗羲说：“第自宋以来，文与道分为二，故阳明之门人不欲奉其师为文人，遂使此论不明，可为太息者也。”（《明文授读》卷二）指出阳明散文文道合一，但其弟子恰恰忽略了这一点，不把王阳明当作散文家看，非常可惜。选家对阳明散文的评价也常常基于其儒者身份，如《明文英华》评其《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云：“粹然儒者之文。”《明文霱》评其《答毛宪副书》云：“有骨力人语，也是有学力人语。”署名钟惺的《王文成公文选序》评价其奏议、序记等文章：“皆有一段圣贤义理在其中。”认为阳明散文“学问真，性命正，故发之言为真文章”。因为王阳明的事功、学术成就遮蔽了其散文成就的光芒，当然也可能包括选家对阳明学说的认同与否等因素，所以是否将王阳明当作散文家来看以及如何权衡其事功、学术与文章的界限，成为不同选家评判阳明散文的重要选择标准。从散文选本批评的视角来看，阳明散文的成就与历史地位并未得到充分的认可与发掘，诸多散文选本遮蔽了阳明散文，即使是对阳明散文推崇的选本，也因为编者地位、选本的认可度、流传的影响力等各种复杂原因，大多数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如“八大家”之说就没有形成实质性的影响。现行的多种古代文学史教材，对阳明散文也多避而不谈或一笔带过，因而王阳明也就成了被遮蔽的散文家。这也正是我们深入考察、正确评判阳明散文应当要特别关注与留意的重要场域。 （作者：武海军，系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 《思归轩赋》与王阳明的乡愁作者：张学松 《光明日报》（ 2022年07月18日 13版） 乡愁是流寓赋的基本主题，但在王阳明之前的流寓赋，其乡愁的内涵主要是对古国、故都、故土、故园的眷恋与怀念，而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于正德十四年（1519）在赣州所写《思归轩赋》则别开生面，抒发了有别于传统的别样乡愁。 《思归轩赋》由王阳明在赣州府衙所构筑小轩命名为“思归”开篇，展开了门人的三段对话。首先门人说王阳明多年来奔波劳苦于兵事，不分寒暑昏朝，头发萧疏，面容憔悴，劳心劳力，所换来的却是“呶呶”“哓哓”的攻讦之声。而故乡“长谷迢迢”“穷林寥寥”，或“耕”或“樵”无所不宜。“退身以全节”“敛德以亨道”“怡神养性以游于造物”，这不正是先生一直以来所期望的吗，“今日之归，又奚以思为乎”？ 这段话所言，是劝王阳明退隐乡园全身避祸。《传习录》说王阳明“自征宁藩已来，天下谤议益众”，奄竖张忠、许泰甚而给王阳明罗织了多条罪名。正因官场如此凶险，门人劝阳明归隐乡园“而耕”“而樵”以避祸全身，自得人生之乐。 接着门人又说王阳明之思归犹如孔子在陈之怀归，“吾党之小子，其狂且简，伥怅然若瞽之无与偕也”，正待先生“裁之”呢！ 这段话以孔子在陈怀归之典喻阳明，二者思归皆缘于异国他乡政治环境所迫，归乡之目的即“裁”“狂简”乡党之小子。 最后门人又说王阳明“得其归”，而“斯土之人”则“失其归”。“斯土之人”之所以“失其归”，是因为王阳明归乡，纷乱不堪的天下从此无人治理了。但天下“贸贸”是“不得于道”的缘故，王阳明归乡“而后得于道”“道得而志全，志全而化理，化理而人安”，如此“斯人之徒，亦未始为不得其归也”，最后依然落脚到阳明归乡正得其宜，“而奚以思为乎”？ 门人的这段话里暗用了《论语·微子》的典故。所谓“天下之大也，而皆是焉”“若是其贸贸”，正是隐士桀溺所言“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王阳明所处的政治背景正如孔子当年所处的政治背景，孔子当年慨叹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孔子席不暇暖，汲汲所为，正在于改变“滔滔”之“天下”使归于“道”。王阳明的归乡也在于“得于道”，“夫道得而志全，志全而化理，化理而人安”。所谓“志全”即实现了王阳明“成圣”的理想；所谓“化理”即通过礼乐教化而改变世道人心，移风易俗；所谓“人安”即天下太平人心安宁。这是一幅由个人而天下的美好蓝图，是阳明“致良知”而经世致用思想的鲜明体现，它不仅仅是一种入世的积极人生态度，更有变革天下的崇高思想境界。 门人的三段话代表了王阳明人生的三重境界，因此，王阳明在听了门人的三段话以后说：“之言也，其始也，吾私焉；其次也，吾资焉；又其次也，吾几焉。”“吾私焉”，即门人的第一段话所言，归乡退隐远祸避害以求自我人生之乐,并通过道德自我修持而成圣，即“成己”或曰自渡。“吾资焉”，即门人第二段话所言，即归乡授徒讲学履行我之天职本分以改变士风，简言之即“渡人”。“吾几焉”，即门人的第三段话所言，即归乡求道教化人心救治天下，简言之即“救世”，这是阳明的最高人生理想。成己，渡人，救世，虽有层次之分境界之别，但都彰显了阳明胸怀天下的大格局。由此而言，阳明的归乡岂一个“思”字了得！ 王阳明的归乡并非没有思乡的成分。《思归轩赋》写王阳明闻门人之言，怃然叹曰：“吾思乎！吾思乎！吾亲老矣，而暇以他为乎？”王阳明在正德十年（1515）至十四年间，曾六次上疏乞归，除仕途凶险之外，作者身罹病患，祖母年迈也是实情，故而其归乡着实有思乡念亲之一般意义的乡愁。但它却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的乡愁，其内涵更为丰富。过去学者们在论述王阳明《思归轩赋》时，往往笼统地归结为退隐和思乡，但对其深远而崇高的思想价值与精神境界的挖掘还是远远不够。 《思归轩赋》何以能达此境界？首先是源于王阳明一生追求“成圣”。《王阳明全集·年谱》载，王阳明读私塾时，尝问塾师曰：“何为第一等事？”塾师曰：“惟读书登第耳。”王阳明道：“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当时王阳明只有12岁，便已将“成圣”作为人生的第一目标。正德元年（1506），王阳明谪贬龙场驿丞。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之中，遍布虵虺魍魉，蛊毒瘴疠，环境极为险恶，阳明认为“圣人处此，更有何道”，于是乃悟“格物致知”之旨，谓“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王阳明龙场悟道具有多种因素，而“成圣”的人生追求则是极为重要的因素。 王阳明不仅以“成圣”为自己人生目标，且教育子孙、弟子立志“成圣”。《赣州书示四侄正思等》曰：“尔辈须以仁礼存心，以孝悌为本，以圣贤自期。”《传习录》载：“何廷仁、黄正之、李候璧、汝中、德洪侍坐，先生顾而言曰：'汝辈学问不得长进，只是未立志。’候璧起而对曰：'珙亦愿立志。’先生曰：'难说不立，未是必为圣人之志耳。’” 其次，王阳明把传道授业看作是他的天职。王阳明28岁中进士，34岁在京师已开始授徒讲学。贬谪龙场期间，又受聘主持贵阳书院。自此，一直不废讲学，尤其晚年，弟子弥众。《传习录》说：“先生每临讲座，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不下数百人。” 王阳明心学理论大要有二：一为“致良知”，一为“知行合一”。“致良知”源于孟子的“性善说”，《传习录》指出，“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所同具者也”。但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致良知”就是去除昏蔽良知之物欲的功夫。如何去除昏蔽良知之物欲？“须学以去其昏蔽”。教育家的天职即启发学子“去其昏蔽”。王阳明心学虽强调向心向内求善，但又特别强调实践的功夫，所谓“知行合一”，故而其心学理论在于教化人心经世致用。《传习录》说：“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而祸乱相寻于无穷矣！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王阳明舍身传道救世之心于此可见一斑。 最后，王阳明追求成为“三不朽”之完人。“完人”并非没有缺点，而指王阳明“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兼具。王阳明为国则忠，事亲则孝，交友则信，处事则义，克己勤勉，巨著皇皇，其道德文章无需多言，仅就其事功而言，在有明一代少有人比肩。《王阳明全集·年谱》载王阳明年幼在京师曾出游居庸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观其一生，无论在京都或地方，为官政绩均颇卓著：正德年间平定各地匪寇，生擒朱宸濠，威震朝野；晚年出征思田，声名远播。一个具有“经略四方之志”又躬身践行甚而“知其不可而为”的人，即使官场失意而退归乡园，岂能忘怀天下？ （作者：张学松，系河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流寓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 经典镜像中的知音——王阳明眼中的陶渊明作者：徐艳 《光明日报》（ 2022年07月18日 13版） 异代知音是文人墨客经常吟咏的内容。与同代知音相比，异代知音更有一种多层面镜像投射的意味：历经千载，偶像已在诸多次被奉为经典的历程中，发生了较大程度的理想化重塑；而眼下的心灵契合，又是一次以自我认识为中心的镜像投射。也就是说，当跨越时空的两个心灵发生契合，并非是相对于二者的平等真实的心灵契合，而是以引为知音之一端为中心，对处于经典镜像中之偶像的取舍。 对陶渊明之心神向往，在王阳明作于正德五年的《过安福》诗中得到集中表白：“清风彭泽令，千载是知音。”正德初年，阳明因触怒宦官刘瑾，贬谪至贵州龙场。如今谪庶期满而复官就任江西庐陵县知县，对于宦海风波的厌倦之情，在与渊明的异代契合里得到表达：“归兴长时切，淹留直到今。含羞还屈膝，直道愧初心。”江西彭泽县令是陶渊明最后一次出仕，八十多天便挂冠而去。鄙弃仕途而回归初心的陶渊明，于是成为王阳明的知音。 如若将王阳明心学思想与陶作中表达的思想作一比较，二者其实并不算投合。虽说与思想家论著相比，陶渊明作品中表达的思想没有那样体系化，甚而不乏矛盾，但就其主体来看，其实包含不少对儒家思想的怀疑。陶氏常借老庄思想缓解眼下危机，由儒入道的倾向颇为鲜明，是魏晋玄学思潮影响下的产物。而王阳明心学与朱熹理学一样，虽引佛、老入儒，但都是儒家道统的捍卫者，是圣人之学的追随者。明白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看清阳明诗文在引陶公为知己时，对后者有所取舍，以契合儒家理想。 变得更契合儒家理想，是陶诗在后代发生的经典化重塑之主要内容。比如，陶诗常哀叹贫穷与寂寞，就不符合儒家典范的隐士形象。杜甫曾对此提出过质疑，指出陶渊明对贫穷是很怨恨的，“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且担心孩子是否聪明、贤达，“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这样一个充满世俗烦恼的人，“未必能达道”（《遣兴》五首之三）。杜甫的质疑遭到后人广泛驳斥。陶公崇拜者显然不愿接受这一批评。崇拜陶公最著者为苏轼，他说：“人言靖节不知道，吾不信也。”（《书渊明饮酒诗后》）明清人就更不用说了，像何焯、方东树都表示与杜甫的这个判断势不两立，相信陶渊明是“达道”之士。有趣的是，在这样的期待中，批评陶公的杜诗被逐渐误读。杜甫在批评陶渊明不耐贫穷的时候，用了一个词“枯槁”，这个词在杜诗里是指贫穷，不知不觉地，后人认为这个词的意思是指诗歌风格。根据苏轼、曾纮等对陶渊明诗歌的有关评价，“枯槁”是指表面平淡而内在丰富的风格，是陶诗最重要的优点。这样一来，杜甫对陶诗内容的批评，变成了对陶诗风格的批评。明代胡应麟《诗薮》就持这样的观点，朱光潜在《陶渊明》一文中也沿用了这个说法。因为“枯槁”是陶诗的重要优点，杜甫的批评自然就成了不合理的偏见。在这样的阅读中，陶诗就被越来越多地移入经典化镜像中去了。 阳明眼中的陶渊明，主要就来自这样的镜像。在阳明谪处龙场三年间创作的《居夷诗》集中，多见陶诗语汇的回响，可见他有时将贵州龙场的贬谪空间，视为渊明诗文中的隐逸空间。但阳明之居夷与渊明之隐逸，二者精神追求实有较大不同。简单说来就是，阳明是求进取，渊明是求解脱。居夷处困的生活带给阳明独悟道真的机会，“龙场悟道”是阳明心学建构的关键环节，而渊明的隐逸诗更多面对当下人生困境而寻求心理解脱。这就导致了阳明诗一方面引用渊明语汇，一方面又有取舍而别出机杼。 阳明在龙场的耕作经历，应该让他想到了渊明隐居时的耕作。渊明的有关文句因此叠映在阳明诗中。即以阳明《谪居粮绝请学于农将田南山永言寄怀》一首为例。该诗述谪居龙场期间口粮不足而于南山春耕，“及兹春未深，数亩犹足佃”，让人想起渊明“种豆南山下”（《归园田居》其三），“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的诗句。阳明该诗以“谪居屡在陈，从者有愠见”交代耕作原因，以孔子在陈绝粮而弟子有怨言自拟。渊明亦有“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咏贫士》其二）的类似诗句。阳明该诗有“出耒在明晨，山寒易霜霰”述耕作辛苦，隐现陶诗名句“晨兴理荒秽”，“夕露沾我衣”（《归园田居》其三）。但另一方面，阳明与渊明对耕作的态度实有不同。二人皆以圣训为据。《论语·卫灵公》论及耕作，以耕与学、食与道对举，强调若耕而不学，就是“谋食”而不“谋道”，君子不当如此。以此标准衡量，渊明坦诚自己难及圣训：“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但渊明又凭《庄子》理念，在躬耕中得道。《庄子·刻意》批评了各种刻意于某种行为准则的人，推崇“不刻意而高”。渊明农耕诗即景即事，皆“多所欣”，开启了超尘脱俗的田园诗风；其思想实质即在于此，故“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属《庄子》理念的合道境界。阳明亦予圣训新解，但与渊明路径不同。孔子以耕、学对举，阳明反在耕中求学得道。他一方面认真总结农耕技巧，指出不同种类庄稼，当植于不同高低的田地里，土之疏松、潮湿不同，需频繁割草，细密耕耘。由此论“圃学”而识“物理”，以“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传习录》）。故以为稼穑可以得道，不当轻视：“即是参赞功，毋为轻稼穑。”（《观稼》）“毋为轻鄙事，吾道固斯存。”（《龙冈新构》）阳明看似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其实还是以圣训为根基，异于渊明求道于《庄子》。《论语》以耕、学对举，本意不在废耕，而在倡学，由学至道；阳明耕不废学，故由耕至道，继承了圣训由学至道的主要思想。 王阳明的目标，是要追求圣人气象；陶渊明的目标，则主要是摆脱眼下危机而求得平静愉悦。所以阳明诗中常见至圣的道义追求，而渊明则多道义外的日常人生。渊明耕作是为解决一己衣食，阳明耕作在于节制一地奢靡，惠及贫寡，甚而鸟雀：“岂徒实口腹？且以理荒宴。遗穗及鸟雀，贫寡发余羡。”（《谪居粮绝请学于农将田南山永言寄怀》）陶渊明常在诗中慨叹饥寒，王阳明则在饥寒中表现固穷操守。简陋不堪的草庵，可以让阳明缅怀黄唐尧舜之礼乐：“缅怀黄唐化，略称茅茨迹。”（《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居于洞中，童仆有“但恐霜雪凝，云深衣絮薄”之忧，阳明则有孔子弟子颜回般的固穷之乐，“邈矣箪瓢子，此心期与论”（《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论语·雍也》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颜）回也不改其乐”。而这样的固穷之乐，曾受到渊明质疑，衣薄不敌风寒，也为渊明所难以忍受：“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唯有《庄子》齐视万物、消泯得失的思想，能助渊明在逆境中达到心之逍遥。 这些不同并不妨碍阳明在三年谪居期满后写的《过安福》诗中，引渊明为千载知音。在与王氏累世通家的魏瀚笔下，王阳明祖父王天叙也被时人视为渊明一般的人物。王天叙之“居贫”如渊明，“视纷华势利，泊如也”亦如渊明（《竹轩先生传》）。王天叙“性爱竹，所居轩外环植之，日啸咏其间。”正德三年，阳明构君子亭，亦“环植以竹，而名之曰'君子’”（《君子亭记》），并揭示“竹有君子之道四焉”——德、操、时、容，盖夫子自道。陶渊明的形象与以竹象征的君子形象，还有魏瀚眼里的王天叙，王阳明眼里的陶渊明，及王阳明眼里的王天叙，甚而王天叙眼里的陶渊明，等等，重重叠叠的影像没有边界地交织在一起。每一次观看，不仅是对偶像之经典特征的强化，也是一次新的自我精神的投射。异代知音间的心灵通道因此而并非透明、直达，而是充满曲折、重构。 （作者：徐艳，系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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