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禁教时期的北京教友有多热心?他们何以让皇帝老儿恼羞成怒以致“实堪切齿”?

嘉庆皇帝发现有许多旗人皈依了天王教，而且:“经再三开导，坚不出教!”，把他气的够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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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乾隆年间教难频繁，但北京教会环境要好很多

乾隆时期正是世界历史上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人类处于农耕文明发展缓慢，但由于西方工业革命的发生，人类文明突飞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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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时候天朝的掌门人乾隆皇帝好大喜功，拒绝西方先进科技进入开始严格的闭关锁国，对于知识分子态度也是如临大敌，用尽一切恐怖手段，压制所有人的思想。乾隆没有忧患意识，导致大清帝国一步步落后于西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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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正是清朝极为严厉的禁教时期，西洋传教士的活动尤其困难，地方保守势力兴风作浪，乾隆也三令五申，严督属员选派干役侦缉，布下天罗地网，曾经发生过好几次血腥教案，许多教士被处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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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不像康熙那样喜欢西方科技，但贪图享受的他喜欢西方艺术，特别是西方的音乐绘画、宫殿园林，他对在清朝留用的传教士造诣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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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留用了大批的西教士在宫廷里为他服务。其中有修历师、画师、建筑师、钟表师、医药师、翻译、制图等行家。由于神父们的忠实可靠，他也着实信任喜爱他们，对他们比较宽容。

因此，外省在杀戮教士，拆毁教堂，逼迫教民背教的时候，而北京神父仍照常传教，圣堂照常开放，比外地的教会环境明显要好很多。

二，教难时期北京教友虔诚而热心

乾隆年间有一位法国耶稣会士名叫晁俊秀，他曾给欧洲写信回报北京教会过瞻礼的盛况：

“每逢主日和大瞻礼日,圣堂总是满满的,和法国差不多。不同之处是，在法国大多是虔诚的老太太，而这里都是些男子，绝大多数是穷苦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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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位法国耶稣会神父韩国英他也记载当时北京过庆节的情况，和晁俊秀神父的记载互为印证：

“每逢敬礼日,就有成群结队的新教友从别的堂口赴来参加。有的要从五六十里外甚至有从更远的地方巴巴地赶来……

目睹这种动人的热烈情绪，我会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这些诚朴的农村教友，为了作这样一次远行，就得事先，甚至一个月前，省吃俭用，凑些路费…还得冒着被捕和关押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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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住在很远山区的贫困信友，为了过一次瞻礼，付出的代价是现在无法想象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他们虽然群困潦倒，但是却有炽热的信仰心火。

三，北京信友虽缕受磨难但忠勇坚强

乾隆年间有很多仇教的官吏，他们不敢对乾隆手下的传教士太过造次，但对北京的普通信友却残酷无情，传教士曾记载:

“许多教友在艰难之中所表现的不屈不挠,忠勇坚强的意志，更令人鼓舞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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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七一年一位廿四岁的新教友，一天之中，受鞭打四百多下，尔后又逼他双膝跪在碎瓷片上，两个身强力壮的衙役立在他的腿弯上，以致他痛昏倒下，不省人事……

但他始終坚持了自己的信仰。有些教友被街役把脚倒悬着；也有些教友被剥去衣服后躺在冰块上；还有许多教友在残酷的杖刑下已濒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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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北京信友的虔诚和勇敢，以及他们为了信仰所付出的代价是怎样的高昂。

四，虔诚肃穆的圣体游行，禁教时期难以想象的大礼弥撒

在乾隆末年和嘉庆初年，有一段教禁不太严重的时期，北京教会竟然还有大规模圣体游行，主日瞻礼都公开举行大礼，还容许全国各地的神父们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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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友们把整个圣堂前广场装饰一新，教会中的一些饱学之士一展风采，书写了许多颂扬耶稣圣心的对联和匾额。

更为难得的是还有民族丝竹乐队的参礼，加上辅祭少年队伍，队伍整齐，虔诚肃穆，更显庄严隆重。吸引了许多政府官员也过来观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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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燕京开教略》记载，乾隆五十三年，任钦天监监正的罗广详神父，每逢大瞻礼日，必要照规矩举行大礼，经常举行圣体游堂，还召集教友们行避静神工。

那时候封建礼规还相当盛行，罗神父就特为女教友建立了专用圣堂，并派神父为她们举行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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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大堂组织相当完善，四堂设有正副会长，他们不光在本地服务，还要到外省去传教。

五，旗人入教且“奉教甚坚”，让嘉庆“实堪切齿”

耶稣会韩国英神父在宫中工作很有成绩，他成功的归化了一名年轻的亲王，然后这位亲王又劝化了两个弟弟也入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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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给欧洲的书信报告里说:“我在皇宫里还为一个小太监付了洗,他很机灵。还有一位贵显的寡妇领了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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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往羲程集》记载说：旗人有很多入教者，而且他们“奉教甚坚，受法甘心，不愿出教。”

还有在堂讲道旗人周炳德、刘朝栋都是教堂的会长，有一个旗人佟恒善还说：“虽奉谕旨，也不敢背违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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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皇帝发现有许多旗人皈依了天王教，他认为这是大逆不道，而且:“经再三开导，坚不出教!”，把他气的够呛。

后来的调查又发现连畅春园看门人也有奉教的，更使嘉庆大动肝火，恼羞成怒以致“实堪切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