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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新论] 诗中人物贵传神

 杏坛归客 2022-07-19 发布于山东

诗中人物贵传神

陈宗辉

   无论古今中外,写人的诗歌数量未必很多,但仍然是诗苑中的一个重要类别。就以中国古代诗歌来说,从《诗经》中的《氓》《静女》《公刘》《狡童》《硕人》到汉代以后的《孔雀东南飞》《陌上桑》等都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至今一直流传不衰。唐代以后,随着诗的声律体制渐渐成熟,篇幅短小,写好人物诗的难度也相对更大。人物虽有出身、生性、职业、阅历、身份、成就、地位等等的不同,但在形象凝练的诗词中都应力求写得生动逼真,神形毕肖。历代诗人的创作实践证明:传神写照人物,是诗词创作中最重要也是最难的事。

   那么,在诗词创作中怎样才能把人写得生动传神呢?

   首先,把人物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表现。在现实中,社会环境是人生活动的舞台,从某种程度讲,环境造就人。俗谚所谓“一方山水一方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诗词创作也是如此。《氓》中勤劳善良的弃妇、《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钗头凤》中的唐婉等都是当时特定社会被压迫的女性。一旦宗法制度被推翻,婆婆休弃儿媳的社会土壤也就自然被铲除了。杜甫《蜀相》中的诸葛亮、李冠《六州歌头》中的项羽、王安石《浪淘沙令》中的伊尹、吕尚也是当时特定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产生的杰出人物。

   在诗词创作中,特定的人物要放在特定的环境中表现。譬如,刘兰芝生活在东汉末年,虽然勤劳善良还是被婆婆驱赶回娘家。她与丈夫立下“君当作磐石,妾当做蒲苇”之誓,可是在宗法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在婆家被休回家,再不从兄长改嫁豪门富户的逼迫也就无路可走。她不但没有直接反抗之力,就连诉说的资格都没有,初说时或许最亲近的人会安慰几句,多说几次就会遭到无情的挖苦和讽刺,接着也就只有“我真傻”之类的悲叹了。所以她选择了表面顺从最后却以“自挂东南枝”的形式向当时的社会做最后的反抗。生活在南宋的唐婉和陆游两情相悦,但也被掌握儿女婚姻命运的婆婆断缘分离(今沈园公园的“断云石”令人深思),最终落得“人成各”“泪痕残”的悲苦结局。

   小女子如此,历史上的文武高官也不例外。到了宋代,周瑜、廉颇、谢安等名相武将在苏轼、辛弃疾、陈亮笔下也才越发感人肺腑,催人泪下。这些作品虽不算纯粹写人,但与人物诗创作之理无异。杜甫《蜀相》的诸葛亮得刘备三顾茅庐,出山后佐先主开基,辅后主济美,率军与魏司马懿相持百余日而卒,越发使报国无门的英雄垂泪不禁!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功绩,才使得“结作痛心酸鼻语,方有精神”(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杜荀鹤《山中寡妇》中的深山寡妇,唐末社会动乱,赋税和劳役并征,民不聊生。丈夫死于战争的寡妇,桑废田荒犹赋税征苗。寄生深山也无计避免繁重的赋税和劳役。此诗直言穷愁之迹,虽有“粗浅、鄙陋”之讥,但“备言民生之憔悴,国政之烦苛,可谓曲尽其情”(蔡正孙《诗林广记》)是实,不能不说感人至深!

   其次,为人代言,描摹细节。环境是人生的活动舞台,一旦登上舞台就要有最适合人物性格的细节刻画,否则,就不能达到栩栩如生地表现人物的神情状态的效果。诗中写人,向来少不了为人物代言。《诗经》里就有代受剥削者的强烈呼喊:“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直呼奴隶主为硕鼠,警告他们“无食我黍”,并表示要摆脱不顾人民死活的“若大鼠者”,去寻找自己的人生“乐土”。杜甫《石壕吏》为老妇代言:“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三个儿子服役两个牺牲,老妪为保老翁无奈自请赴军营做饭。诗人代老妪哭诉,其实就是代替受压迫者控诉!白居易《上阳白发人》代老宫女倾诉悲惨遭遇:“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这种代言实质上就是诗人代为揭露封建宫廷摧残无辜女性的罪恶,抒发个人内心的无限感慨。因此,诗中代言,诗人和他笔下的人物一起站到了时代的高峰!

   还可以描摹人物的行为和心理。白居易《卖炭翁》写道:“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在天寒地冻时节,卖炭老人衣衫单薄,他已冻得难受,但还是希望天气更冷一点。以图炭能卖得好价钱。还有姚燧《寄征衣》“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一个深爱丈夫的妻子,给丈夫寄寒衣怕他不回来,不寄又怕他受冷难堪。这种成功的矛盾心理描写一下子就震撼读者的心理,让人难以忘记。历代写王昭君的诗很多,白居易的“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娥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却格外动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细节。她寄语汉使让汉朝把她赎回去,要是汉皇问起她的容貌,千万不能说不如当时离开汉宫时。诗人透过一层想到国王的反映,深化了王昭君热切盼望回汉的情感。这样写爱国格外动人。这种心理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也可以通过行为来表现。如王建的“未谙姑食性,先请小姑尝”(《新嫁娘词》)、毛铉的“低头羞见人,双手结裙带”(《幼女词》)、施肩吾的“自家夫婿无消息,却恨桥头卖卜人”等。李商隐的《娇儿诗》、孟宾于的《公子行》等都是描摹行为举止的典型。

   第三,在世事巨变中表现人物的命运突变。有的人生大起大落,连他自己也无法预料,究其原因与整个社会的盛衰治乱密不可分。唐朝诗人杜甫、柳宗元、刘禹锡、元稹、李商隐、宋代的岳飞、陆游等大致都有曲折的人生遭际。怎样在篇幅短小的诗中表现人生复杂的命运?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就是一首典型的绝句:“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李龟年是唐玄宗初年的著名歌手,经常出入于王侯将相豪门府邸。杜甫把他放在安史之乱导致国事凋零的变化中对比来写,表现了他从深受王侯将相的赏识到颠沛流离江湖的巨大变化。治乱之变,让人产生天上人间之慨。王安石的《浪淘沙令》也写了伊尹、吕尚“历遍穷通”的命运变化。他们的“通”完全倚靠偶遇汤王、周武王的赏识:“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只在笑谈中。”否则,他们将穷苦终身:“若使当年身不遇,老了英雄。”即使是宰相诗人王安石也不禁发出“谁与争功”之叹。这样,诗中人物自然就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四,写人物的反常言行。著名词人辛弃疾曾有这样的愤激和无奈:“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生活中常常有这种事,婉转言说显得富有意味,而愤激表达往往更有力量。《左传》中的烛之武就曾用这种方式回答郑文公:“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矣。”引起了郑文公对用人的反思。杜甫《天末怀李白》中间两联写道:“鸿雁几时至?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先表达对李白的怀念,李白遇赦,却无消息,怀念中又有不安。后以激愤之语为才华横溢的李白鸣不平,揭示了李白流放夜郎完全是奸人陷害所致。“含情两相向,欲语气先咽。心曲千万端,悲来却难说”(孟郊《古怨别》),柳永“执手相看泪眼,却无语凝噎”(《雨霖铃》)与此相类。旧时的诗人自述情怀更是如此。辛弃疾“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游宜睡”,“乃翁依旧管些儿,管竹管山管水”(《西江月·示儿曹以家事付之》),这种看似消极正是历尽诬枉屈辱艰辛之后的愤激。白居易写诗问候元稹说,日里挂念,夜间频梦,可是元稹在和诗却说:“我今因病魂颠倒,惟梦闲人不梦君。”(《酬乐天频梦微之》)元稹用不能入梦写心境,看似稀有之事,正是写人之至情。他的《重酬乐天》“别遣玲珑唱我诗,我诗多是别君词”也是类似的写法。

   第五,用象征手法,丰富含蕴。要使人物的内蕴丰富,不受一时一地的主流思想限制,大大增强作品的穿透力,最好的办法是运用象征手法,尤其是无意象征。正如梅特林克所说:“最纯粹的象征可能就是在他不知道的时候,甚至与他本人的意图相忤的情况下形成的象征;象征可能是诗的力量的精髓所在;而从另一观点来看,象征的质量也反过来能证明诗的力量与生命力。”柳宗元在《江雪》中描绘了一个穿着蓑衣的老翁驾着一叶扁舟在冰天雪地、人鸟绝迹的环境垂钓。这种环境无疑渲染了渔翁傲霜斗雪、挺然屹立的不屈形象。如果了解作者身世和创作情况,自然还会联想到他那孤独无援而又坚贞不屈的品格。但可以肯定的是,渔翁的形象意义并不止于此,不限作者生活的唐朝,也不限于扁舟独泛的寒江,甚至这种品格也不限于政界,凡受宵小排挤而孤独无援的坚贞不屈者都可以从中得到鼓舞。再如,贾岛《寻隐者不遇》中的隐者,常年在“云深不知处”的山里采药,就在“此山”却不知何处,也不知什么时候回来,可见是个大隐者,他采的药是平常的草药吗?或许是寻找人生的药,或许是救世的药。当然能不能采到又是另外一回事。这样,诗词艺术的韵味就会更加浓厚,人物个性更加鲜明,从而大大提高作品的思想性。

   人物诗的难度是什么?就是对人物进行生动传神的写照,让诗中的人物世世代代感染人、鼓舞人,成为中华诗词艺苑中的不朽形象。

(原载2021年《中华诗词》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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