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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仁龙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盛泽镇区的人们都居住在弄堂里，单门独户的很少。在一些大杂院中，一个门户就是一家，我家就居住在有五户人家的大杂院里。尽管居住条件狭小简陋，但是邻里之间却和睦相处几十年，很少有隔阂，经常像一家人一样关照帮衬，真可谓“远亲不如近邻”。   盛泽镇东杨家弄&盛泽镇柳家弄 上小学那年，我家从镇郊东港搬到了如今的弄堂里，那时弄堂里住着的都是底层的普通劳动者家庭。
四合院 租住的狭小的四合院中一共有九间房，我们刚搬进去时原先的三户人家变成了四户人家。孩子也从11个增加到14个，按照现在的需求可以开个幼儿园了。狭长的天井宽不足3米，长约10米，这是四家住户公用的场地。由于人多，平时天井里总是飘扬着“万国旗”。住在上房仅占一间房的那家有4个孩子，最大的还不足9岁，有两个小女孩还需要尿布，我家对面那家也有一个用尿布的男童，所以小天井上空总是“彩旗飘飘”。上房家的男主人在外地工作，女主人“三班倒”，每当女主人不在家时，两个小女孩的照看大多是邻居帮忙。当然，我家也少不了邻居的帮衬，我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也是“三班倒”工人。家中姐弟三人当时还小，我母亲上班时，邻居经常会过来照看。尽管当时照看我们的邻居长辈有的已经去世，但是他们的善良和淳朴让我难以忘怀。那时物质条件很差，但邻里之间却实诚亲密，哪家有什么需要帮衬的，大家不用招呼就会主动帮忙。大家白天不关门，晚上也不用锁门。我们几个大点的孩子，吃饭经常端着碗兜三家，这家进那家出，谁家吃什么一目了然，谁家有点荤腥，女主人就会夹上一筷子给我们解解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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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卜丝团子 那时最让我们这些孩童高兴的日子是临近过年，家家都会做“团子”，不管哪家做，都会给别家送上刚出笼的“团子”。所以从小年夜开始，几乎每天都可以吃上软糯的萝卜丝馅“团子”。那时猪肉凭票供应，大家的“团子”几乎都是萝卜丝馅。也有邻居会用印版印出鱼状或圆形花纹的“印团”，放上一些“糖精”，咬上一口，刚开始是甜的，但是过后会带一些苦味，那时糖也是凭票供应，很难买到。 那时，我的父亲在靠近上海青浦县金泽工作，那里物资供应比盛泽好一点，我家常有一些白糖。为了让孩子早上喂粥时吃得快一些，上房有两小女孩的老大常常拿个粥碗到我们家来借一汤匙白糖给妹妹吃。说是借其实从来不用还，我妈从来没有嫌弃过，总是热情地搬出糖瓶，掏上满满的一大汤匙放到粥碗里。 大约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那是个星期天，我在天井里和邻居小伙伴一起玩耍。在我家租住的四合院上房正厅“家堂”背后大小也就6平方米左右地方又搬进来了一家人家。第一个进入我眼帘的是一个男老头，50多岁，剃一个寸头，花白的头发像刺猬一样根根竖立，黑黑的国字脸，两条眉毛又宽又长，一双与年龄不太相称的眼睛明亮又威严，给人一种不敢对视的感觉。瘦高的个儿，穿着一件泛黄的圆领汗衫，一条中式黑色绸长裤，一双木板拖鞋，其中一只的皮带子似乎长了些，走路很不合脚一顿一移。跟在身后的是一位高个的老妇，盘着一个发髻，蜡黄的脸上嵌着一双细长浑浊的眼睛，两腮扣进。穿着一件大襟的短袖，一条黑色的长裤皱巴巴，弓着背，“吭吭”咳个不停。脚上是一双黑色的圆口布鞋。细瘦手腕上端挎着一个包裹，显然包裹里边装着的是换洗的衣服。后面紧跟着三个男孩。最大的男孩估摸20岁左右，中间的男孩十七八岁，最小的似乎和我年龄差不多。其中前面俩男孩一起扛着一只一条桌腿短一截的方桌，后面的男孩肩上扛着一条草席。见状，我们停止了玩耍，紧跟着他们走到“家堂”后面看热闹。 “家堂”附近平时我们几个小伙伴都不敢去，因为一排门板隔开的上端有一个类似阁楼的设置。在这上面有一座放着房东家祖上牌位的如同轿子模样的小房子，用紫红的油漆漆过。因为年代久远，望上去黑沉沉的，再加上用金色油漆勾线条，给人阴森的感觉。现在搬来了人家，人多了，所以胆也大了。 新搬来的人家似乎没有家具，他们在“家堂”后面靠近东墙的地方用原先搁置的旧砖叠起来，在上面架上门板。不大功夫床就搭好了，上面铺上草席就算是一家人的床了，不知他们5个人晚上是怎么睡的。接着，大男孩和小男孩出去扛来了一只新的“焊灶”（用泥和稻草制作，外面刷上一层石灰水，做饭用的一种燃具，燃料是稻草），他们将“焊灶”放在了“家堂”门板隔断的南端西侧墙边。又陆续搬来了铁锅和一些生活用品，家就算安顿好了。原本这个四合院中连房东一家共有四户，现在成了五户。 过了几天，很快就弄清楚了这家人的“底细”。老头解放前是一位绍兴师爷，家境比较殷实，老太婆也出生在殷实的家庭，从小受教育。怪不得我后来经常看到她在看竖排的线装书。解放后，他在绍兴没有了依附的“主子”，辗转几地来到盛泽，在盛泽东白洋的印染厂做“染坊师傅”。厂里的工人师傅都叫他“绍兴师爷”，真名反而很少有人叫了。
柳公权字体 “绍兴师爷”写得一手好字，让我知晓他这个特长还有一个小插曲。他家搬来第一年的春节快要到了，我们过春节喜欢在门上贴春联，我找来红纸，正歪歪扭扭地写春联，写的是“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那天，他中午下班回家，走过我家门口，顺了一眼便停顿下来。看了一会儿，他指着我写的字说：“欠功夫”。然后拿过我的毛笔，在旁边的红纸上悬腕手起笔落，一气呵成，柳公权字体，瘦劲而斩钉截铁，漂亮！我羡慕不已。以后，大杂院几家的春联都邀请他写，他很乐意帮忙。我还看到他写给绍兴亲戚的书信，不用钢笔，用毛笔写，行书小楷，刚劲有力，清秀流畅。 “绍兴师爷”对于我们邻居很是友善，特别是小孩，态度温和，见到我们总是笑嘻嘻，露出两排长期抽烟焦黄的牙齿。他在夏天从来不喝开水或茶水，我经常看到他下班回家，他的小儿子总会忙不迭地拿着一个掉了瓷的小壶从河边提来河水，“咕咚咕咚”一口气喝上半壶冷水，一边喝水还一边将两只脚搁在边上的长条凳上晃悠，一副很享受的样子。
夏日纳凉 夏天的晚上，天气很是炎热，那时没有电扇，吃过凉透的稀粥，我们早早地被父母赶出屋子，搬出小竹椅，坐在狭小的天井里乘凉。这时候，“绍兴师爷”也会搬把竹椅到天井纳凉。日子久了，我们10多个小孩对“绍兴师爷”也熟悉了，经常要求他讲故事给我们听。“绍兴师爷”常常面露微笑，嘴里连连念叨：“好go，好go。”他一边抽烟，一边给我们讲《三国演义》，赤壁之战、水淹七军以及走麦城、火烧连营、官渡之战等，常常让我们听得不想回屋睡觉。在他故事的引导下，我对《三国演义》产生了兴趣，总会找连环画书看。在他讲故事时，他的两个儿子（大儿子下放到农村很少在家）也会坐在一起纳凉听故事。但是，这样的日子不长，随着×××××的开始，我们小镇兴起了批斗风，“绍兴师爷”在解放前做过“师爷”，被厂里的×××批斗。从此我们再没有听他讲过《三国演义》。 遭受批斗，“绍兴师爷”心情很差，免不了在家发脾气。1967年的春节，我们几家人家都在忙活年夜饭，尽管物质条件很苦，但是年夜饭每家人家都很重视。大家正高高兴兴围坐在桌子上吃年夜饭时，突然听见“哐当”一声，我赶紧跑出去，只见“绍兴师爷”家的一桌年夜菜全都倒在了地上，三个儿子和老太婆都怔怔地站在桌边。显然，“绍兴师爷”又在发脾气了。我们对面邻居和我妈见状，忙走过去劝阻，并帮着一起收拾地上狼藉的饭菜。“绍兴师爷”站在边上，脸上讪讪的，显然也感觉到发脾气不是时候。后来我家和对面邻居家凑了一点菜给他们。在那个年代，副食品都要凭票供应，“绍兴师爷”一顿发火，让一家人盼了一年改善伙食的希望成了泡影。第二天，大年初一一大早“绍兴师爷”就面带笑容挨家上门拜年，显然是对昨日的行为感到后悔，也为邻里的帮衬感到温暖。 过了春节不久，“绍兴师爷”生病了，是很严重的病（听他二儿子说是肝病，现在想来是肝癌）。我经常看到母亲和另外邻居的大人们端着一些做好的菜走进他们家。没多久，“绍兴师爷”就病死在“家堂”后面叠起来的床上。一连几天，另外的四户人家只要不上班，就去帮忙料理后事，忙前忙后像个大家庭。
上山下乡宣传图 “绍兴师爷”的二儿子由于辍学在家，大家都叫他“退休工人”，我们平时也跟着叫，他的真名反而没人叫了。“绍兴师爷”病亡后，“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席卷全国。盛泽的老三届基本都被动员参与其中。“退休工人”当时虽然不是老三届学生，但是街道也动员他支援边疆建设，他也报名去新疆。由于体检时体重不合格，急得团团转，后来有人开玩笑，你多喝水，不是上去了吗？他竟然连喝了两瓶热水，再去称重，尽管还差一点，但是称重人员看他这样的状况，也起了同情心，给他盖了个合格章完事。出发前一天，发了冬帽和棉衣，大热的天他竟然把冬帽戴在头上，挂着满头的汗水，抱着棉衣回家，脸上灿烂的笑容让我历历在目。 “退休工人”要远离家门，到一个谁也不知道的陌生地生活，牵动了大杂院里大人们的心。尽管不是自家的孩子，但是长久的相处，已经让大人们心里产生了牵挂，他们围着“退休工人”，不住地叮嘱和告知他生活经验，就像是自己的儿子要出远门那样一百个不放心。 “退休工人”一去新疆多年没有回家，但是隔几个月就会寄来一封家信，告慰在家牵挂的老娘。每逢来信，大人们围在他老娘的周围，听他老娘念信，我们这些大孩子也会挤在里边听。当听到“退休工人”在那里集体生活很热闹开心，大家脸上露出舒心的笑容，当听到那里劳动的艰苦就会转为担忧的神情。不是一家人，精神层面却胜如一家人。   盛泽镇老弄堂掠影 这样的邻里生活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发生了变化，因为院子里有两家人家单位分到公房搬了出去。随着孩子的长大，剩下三家用多年节省的钱将平房翻建成了楼房。家家都装上了防盗门，防盗门防住了偷盗，也一定程度上阻隔了邻里淳朴的情谊，从此少年时代邻里之间亲密无间的相处场景渐行渐远。 来源：《吴江通》微信公众号 2022-07-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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