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努尔哈赤时期，是满清的最初始阶段，这一阶段除了充斥流血和战争外，尚不稳固的政权也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内部争斗，从“二人分政”到“八王议政”，即是努尔哈赤的一种策略，也是一种无奈，而这一切都源于其他人对权利的觊觎和追逐......
努尔哈赤时期是满洲政权中枢决策机构的建立和形成期，对日后大清的建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每一个政权建立的初期，都会面临各种危机和挑战，这无时无刻不在危及着稚嫩的初立政权。努尔哈赤时期所面临的风险，丝毫不逊于其他朝代，除了有明朝的打压、部族的动荡之外，还有一个致命性的危机来自内部，那就是各贝勒们之间关于权利的争夺，而努尔哈赤多次调整权利中枢的构造也是为了应对这种危机
纵观努尔哈赤从起兵到去世的40年时间，这40年，如果根据权利中枢的变化考研分为三个时期：
一：“二人分政”期
提到努尔哈赤，都知道他是以13副铠甲起兵、继而崛起的，可是在他统一建州本部时，用一个词形容他就是“兵微将寡”，他依赖的主要力量就是同母胞弟舒尔哈齐以及额亦都、安费扬古等少数几个军事将领，这些人自然而然成为当时权利中枢的关键人物。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军事上不断取得胜利，所辖领土也不断扩张。为了加强对统治区的管理，万历十五年，努尔哈赤在费阿拉启建楼台，称“汗”，并创立了自己的政权。
由于努尔哈赤部在部族中的势力越来越大，邻近的部落也开始相继归附，有小的，也有大的，为了笼络像苏完部、雅尔古寨这样部众较多的部落，努尔哈赤除了采取联姻的策略外，还将这些部落首领任命为大臣，让他们参与到决策中来，这有效加强了内部的团结和对权利的控制。为了便于管理，他还将所有部众一分为二，一部分由自己统帅，一部分由其弟舒尔哈齐带领。当时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都受到明朝的册封，所以，在建州内部他们二人也被称为“二都督”，各有所属人众、所属军队、所属大臣，还各自开府治事，若遇到外族侵犯、明朝使臣等，再联合抵抗或者共同接待。这时的满洲权利中枢显现出“二元化”的倾向。短时间看，虽然有利于管理，但也为日后的分裂埋下隐患
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的地位相同，起初还相安无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各自属部的权益分配上难免出现分歧，继而演变成对权利的争夺，在统一海西各部的战争中，甚至出现了互相推诿、保存实力的迹象，两人之间也开始出现裂痕，这也是为什么在打败九部联军之后的五、六年间满洲政权没有任何进一步发展的原因所在。尤其是万历三十五年与乌喇部进行的乌碣岩之战，虽然两人也都共同出兵了，但是双方不是临阵退缩就是拥兵不前。太祖朝《满文老档》记载：“在战争中没有一次特别好的表现，在政事处理中，也没有心平气和地说过一句好话，全然无德”
之后，两人的矛盾愈发尖锐，舒尔哈齐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对努尔哈赤的不满也达到了顶点。在万历三十七年，舒尔哈齐欲率领部属离开赫图阿拉，移居黑扯木。努尔哈赤无法容忍这种公开分裂，不但迅速囚禁了舒尔哈齐，还处死了他的儿子，就这样，努尔哈赤依然余气未消，他还打算处死舒尔哈齐的次子阿敏，在皇太极等人的求情下，阿敏才逃过一劫。
在事后的处理上，努尔哈赤命自己的儿子代善入主舒尔哈齐的旧部，而舒尔哈齐于万历三十九年在囚禁中撕死去。在《两朝从信录》中，对舒尔哈齐的死亡原因描述为“被谋害”，因为这本书是明朝的书，对努尔哈赤可能有一些成见，所以，也只能做个参考，而不能成为实证。
严格审视这一时期的话就会发现，这一时期的“内忧”远远大于“外患”，而努尔哈赤近乎极端的作为也是在无奈之下做出的不得已选择，努尔哈赤对政局的把控和深谋远略都被表现出来，这甚至为后期政权枢纽的构造打下了基础
二： “四贝勒议政”时期
其实，在万历三十五年前后，努尔哈赤就废黜了哈达部酋长乌尔古岱，用褚英取而代之，在整个满洲政权的三支势力中拿下两支，这不仅为后来轻易平息舒尔哈齐叛逃打下基础，也为褚英野心的突起埋下伏笔。
在处理了舒尔哈齐之后，表面看，满清政权都已经集中在努尔哈赤的手中，但是，贝勒们之间围绕权利进行的明争暗斗却也即时展开，褚英无疑是这场争斗的主角。起初，努尔哈赤确实有心将王位传给褚英，也开始“命长子阿尔哈图图门（褚英封号）执政”（记载于《满文老档》卷三），可是当时的莽古尔泰和皇太极等人也已经成年，为了壮大家族的影响力，努尔哈赤有心将他们也拉到权利中心来，让他们在决策中心各据一席，当然，从部属中划出一部分归他们统领也是情理之中。可是此举却遭到褚英的抵触，他认为，既然自己是皇位继承人，那所有的权利都应该属于自己，其他人均不得染指，包括努尔哈赤宠信的四位贝勒和五位大臣，因此，他将四位弟弟和五位大臣视如仇敌，甚至还公开表示，自己在做了大汗之后会除掉他们。这遭到努尔哈赤多次严厉斥责，出相应也因此开始记恨努尔哈赤
万历四十一年春，努尔哈赤率军征讨乌喇，据守都城的褚英竟然诅咒他们，还密谋发动政变，被努尔哈赤获悉，于是褚英被拘禁，两年后，被处死。
褚英死后，努尔哈赤考虑到诸子长大成人和势力不断增强，决定彻底脱离对明朝的归附，于万历四十四年正式建立“后金”，并展开了对权利中枢的第二次改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位贝勒一起进入权利中枢，其他成年子孙岳托、硕托、济尔哈朗、宰桑古等人也开始随朝议政；与此同时，他还不断降低异性五大臣的权利和地位，使他们成为贝勒们的属众。也由此拉开了四贝勒议政的时代
四贝勒议政的局面是以褚英的血为铺垫而成，这样做确实有利于努尔哈赤家族对权利的把控，但是，亲政、议政的都是皇子，势必会导致争权夺利的发生，也会激化家族的内部矛盾，一代枭雄努尔哈赤自己也深知这一点，为了防止四大贝勒之间出现争斗，天命六年，他召集所有议政中心的成员共同起誓：
今祷上下神祗，吾子孙中纵有不善者，天可灭之，勿令刑伤，以开杀戮之端。如有残忍之人，不待天诛，遽兴操戈之念，天地岂不知之，若此者亦当夺其算，昆弟中若有作乱者，明知之而不加害，俱怀理义之心，以化导其愚顽，似此者天地佑之，俾子孙百世延长，所祷者此也。自此之后，伏愿神祗。不咎既往，唯鉴将来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文老档》、《清史稿》皆有记载）
可惜，贝勒们之间的明争暗斗并未随着誓言而消失
三：“八王议政”时期
褚英之后，最被努尔哈赤赏识的人当属次子代善，努尔哈赤也曾表示要在“百年之后”将自己的几个小儿子和宠爱的大妃阿巴亥交给他照顾（阿巴亥就是多尔衮、多铎、阿济格的母亲，比努尔哈赤要小30岁），可是后来传出代善与阿巴亥之间暧昧，于是代善引起了努尔哈赤的反感。这对于其他贝勒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尤其是对皇位虎视眈眈的皇太极，立刻展开了和代善的竞争
为了安抚诸贝勒，努尔哈赤将权利下放，让四位贝勒轮流执政，处理国家要务，可是皇太极和代善依然是互相指责，即使在攻占辽东时，这种纷争都没有停止下来。若任其发展，不但让曾经的誓言变成一张废纸，还将危机后金的统治，权宜再三，努尔哈赤不得不再次对权利中枢进行改制
天命七年，广宁之战取得胜利后，明朝对后金的威胁暂时停止，后金政权开始在辽东站住了脚跟，这为努尔哈赤实施“八王议政”提供了机会，这一方案的重点有二，
其一：确定了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四小王在朝中的地位，他们和四大贝勒是平起平坐；
其二：明确告知众人，新国君将在这些人之间根据才能进行选拔，八王有拥戴和废黜新国君的权利；
其三：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无论是新国君还是八位亲王，都将受到“八王议政”的约束，若有“德不配位”者，国君可废、“王”的身份也可废
（记载于《八旗通志》）
这也是努尔哈赤聪明的地方，他将日后新国君的人选问题交由八王议处，表面看是一种信任，其实更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方法，这等于说将这个问题暂时搁置了，缓和了贝勒们之间的矛盾；除此之外，他将以前由四大贝勒统属的领地分为八份，这也间接降低了四大贝勒的权势。他一边警告皇位争夺最凶的代善和皇太极不要树敌太多，一边又提醒阿敏和莽古尔泰这些皇位“边缘化”的贝勒千万别搞分裂。
新机制建立起来之后，努尔哈赤就不遗余力地进行贯彻、实施、和维护，尤其是对待四大贝勒的态度，不再像以前那样“呵护有加”，不但竭力限制他们的权利，甚至开始派人监视他们的活动。天命八年二月，他甚至任命八位大臣“密切关注贝勒们的言行举止”，一旦出现问题，小过则批，大过则罚，同年六月就因皇太极“独善其身”、“越分行事”而对其进行严厉批评并罚金银；而且他还以让各旗官员对汗宣誓效忠，所有旗民都将听从汗的的指挥和调动，这种对权利的回收，也有利于对四大贝勒的限制。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努尔哈赤对自己的其他几个小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却从未有批判之声，还不断让他们参加大型的礼仪活动来提高他们的地位，甚至还把自己所属两黄旗的牛录分给他们，以使他们拥有和四大贝勒抗衡的实力。有些史书中将努尔哈赤对三小皇子的宠爱看做是阿巴亥的功劳，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更多的深意可能就是——均衡
“八王议政”的实施，虽然加深了努尔哈赤和四大贝勒之间的裂痕，但是却稳固了后金政权，也对以后大清建立朝廷机制提供了参考
尾话
从“二人分政”到“四贝勒议政”，再到后来的“八王议政”，努尔哈赤逐步将权利分化，放宽到多人的手中，这有效杜绝了贝勒们之间可能出现的“集权”现象，避免重滔以往舒尔哈齐、褚英的覆辙，是一种“民主”的体现，也是一种进步，这种方法后来也被皇太极所采纳，而在努尔哈赤死后，多尔衮兄弟能得以保全，也完全是当年那份誓言的功劳，从这些安排和效果来看，努尔哈赤都不失为一代明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