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溪 清 文学 文苑  关于《楚辞》中《卜居》《渔父》两篇作品之著作权，自汉至宋，向无异议，多从王逸之说，悉归于屈原名下。迨明清以降，渐启疑窦，尤其“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诸多学者纷起驳难证伪，聚讼纷纭，由是成对垒之势，迄今未有定论。笔者不揣谫陋，虽坐井观天，亦欲一吐心声。 网络搜索可知，从古至今，认为此二篇非屈原所作之观点，连篇累牍。笔者不想旁征博引，饾饤堆砌，以壮声势。之所以下引近现代两位楚辞大师之言，只因其道出人微言轻者之心声也。 游国恩《楚辞概论》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称屈原名平，则'原’为字可知。凡古人自称，多名而不字。不但自称如是，即如上官大夫在怀王面前谮之，也说'平伐其功’，而不说原伐其功，可见古人称呼名字是很有分寸的。《卜居》《渔父》通篇都称'屈原’，显系后人习见屈原之名而随便乱用。”游国恩先生认为：“《卜居》《渔父》绝为秦代或两汉初年的作品无疑。中国古代在称谓上一方面特别重视伦理关系，另一方面讲究谦己而尊人，自己的文章中不会自称其字。” 笔者认为，这一条的确是肯定派最致命之处。自称称名，称人用字，此乃古之通例。一位大作家大学者岂有在自己文章中自称其字而犯低级错误呢？《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曰：“屈原名平”，而此二篇均曰“屈原既放”“屈原曰”，既然称“字”，则非屈原自作明矣。除非有人站出来证明司马迁有误，让天下人心服口服，此说方可翻案。另，刘向《新序·节士》亦云：“屈原者，名平”。 郭沫若在《屈原赋今译·后记》中说:“《卜居》和《渔父》两篇，很多人怀疑不是屈原作品。特别是《渔父》那一篇应该是后人的著作。但作者只是把屈原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并无存心假托。它们之被认为屈原作品，是收辑《屈原赋》者的误会。这两篇由于所用的是先秦古韵，应该是楚人的作品。作者离屈原必不甚远，而且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人”。又说：“这首《卜居》是一篇叙事诗，原文是有韵的。自来相传是屈原所作，但恐不尽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从这两段话语中不难看出郭沫若先生的结论。   笔者整理了一些否定派最通行的理由，再加以自己的解读，有如下几点：  请阅读 第一，《楚辞》中的屈原作品，尽管篇幅长短不同，但它们所表现出的内容和思想情感 ，无不深博厚重，蕴藉幽怨，婉曲而复沓。而这两篇叙事简洁生动，通篇气势流畅，明朗而单纯。《卜居》一口气提出十六个问题，前正而后反；《渔父》则像戏剧性的记事小品，言短而意深。它们均以第三者身份设想屈原处境，通过叙事对话，对屈原心理作一般的推测和综合，因而与屈赋自抒抑郁愤懑之情，思想深度自然相差一层。 第二，文体上，《楚辞》中的屈原作品是优美的诗歌，而不是感性或理性散文。这两篇用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所言“述客主以首引”之方式，首尾完全是散体，中间骈散交错，用韵比较自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溢出了楚辞体，是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的一种新体裁，犹如现代之散文诗，表现出从楚辞演化为汉代散体赋的迹象。 第三，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载录《怀沙》时，说明是屈原所作，而征引《渔父》时，却没有明言是屈原作品，可见他无法肯定其必为屈原所作，而是当作有关屈原生平的传记材料采用而已。 第四，王逸《楚辞章句·渔父》的题解，先称：“《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接着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前后矛盾，犹疑不定，证明王逸也不能确定。后人“思念”，必有传说或传文，“叙其辞”已暗示有文辞流传。故此二篇当是楚人追记屈原事迹之作，作者对屈原的逸闻轶事加以切近屈原精神的客观叙述，一则符合民间传说的特点，二则托名屈原亦有可能。 屈原 传 统 文 化 演绎了前人所说之后，笔者再从此两篇作品中，挑出几个语词语句来，从文本和语言的角度来解析一下。 请阅读 一，《卜居》：“屈原既放，三年不复得见……乃往见太卜郑詹尹”。太卜乃楚国朝廷掌卜之官，居于高位而侍奉在楚王身边，屈原长年流放在外，不得君命不得还朝，何以能返回故都找朝廷卜官卜蓍讨教呢？屈原本人是绝对不会睁眼说瞎话的。 二，“太卜郑詹尹”，詹尹即“占尹”，楚国掌卜之官，犹“工尹”之类。“太卜”乃商周时代官名，是北方诸国朝廷卜官之首，楚国只设“卜尹（或占尹）”一职，可见此必为后代作者为文时不明“太卜”之义而误用。 三，“哫（zú）訾栗斯，喔咿儒儿”，汤炳正先生认为这原是四种传说中之禽兽，见人则呼、笑、跃，此处名词用作形容词，用以表现曲意奉迎、谄笑献媚之丑态。“突梯滑稽，如脂如韦”，前二者本皆为酒器。突梯即鸱夷，酒囊也；滑稽乃注吐之酒器，二者亦是名词用作形容词，用以状多言善辩、花言巧语之人。脂乃油脂，韦是柔皮，二者比喻处世油滑柔顺。这类语词，诘屈聱牙，鄙俗不雅，显然是战国时期楚地民间俗语，怎么会被“文辞丽雅”的屈原所采用呢？屈原赋骚，虽汲取民间俗语，但均予以选择和锤炼。正是有感于民间祭祀乐歌“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 四，《渔夫》篇：“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而《荀子·不苟》曰：“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弹其冠，人之情也。其谁能以己之潐潐（jiào jiào，明察貌），受人之掝掝（ huò huò，迷惑貌） 者哉！”几乎如出一辙。荀子大约出生于公元前313年，屈原大约出生于公元前340年，荀子比屈原小三十岁左右。《不苟》大约是荀子五十岁之后所写，即公元前263年之后，而这时屈原已经去世十五年了，不可能是屈原因袭了荀子。而《荀子》引用前人著作或言论时，有一个习惯，就是都注明出处，如“诗曰”诗云”“书曰”“易曰”“传曰”“语曰”“民语曰”等等。既然《不苟》那几句文辞前面没有标明出处，那就证明是荀子的原创。而《渔父》中则有“吾闻之”三字，可见《渔父》因袭了《不苟》，并在引用时作了调整，“沐”是洗头提到前面，“浴”是洗身移到后面，更为妥帖些，又将“潐潐”“掝掝”这两个难懂的词改为比较容易理解的词，也合乎后人化难为易的用词规律。因此《渔父》非屈原所作，而是《荀子》之后的作品（荀子卒于公元前238年）。  五，《渔父》篇末引述了《沧浪歌》，缀之以歌收束。祝尧《古赋辩体》曰：“骚中《抽思》篇有少歌，及《渔父》篇末又引'沧浪’'孺子歌’，则赋家亦用歌为辞。是故后代赋者多以为'歌’以代'乱’，亦有中间为歌者。”刘熙载《艺概·赋概》曰：“赋之卒，往往系之以'歌’，如《楚辞》'乱曰’'重曰’'少歌曰’'倡曰’之类皆是也。”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用缀之以诗方式 ，这些都是散体赋结尾的一种形式。 六，屈赋多用“兮”作语助之词，形成了骚体字最典型的语法风格。如“兮”字在奇数句末之《离骚》型，“兮”字在偶数句末之《橘颂》型，“兮”字在句中之《九歌》型。而《卜居》《渔父》则不用“兮”字，《卜居》除“吁嗟默默兮”外，句末全用“乎”字；《渔父》除文末引用沧浪歌中用了“兮”字外，句末反问句亦用“乎”字。这些语法上的差异，亦可反映出《卜居》《渔父》与屈骚分属不同的表达体例和用韵系统，以及产生于不同的时代。 七，《卜居》篇首云：“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乃往见太卜郑詹尹”，《渔父》开头亦云：“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看上去确实像他人记叙的口吻，不由得不让人心存疑云；再者，在蛮荒的流放地，无铜镜揽照，其“颜色憔悴”与“形容枯槁”，自己则无从知晓，只有外人可见之，故主人公自言则无理也。 《卜居》《渔夫》两篇，笔者认为是与屈原同时代或稍于其后之楚人作品，是为记叙屈原言行事迹示诸世人、传诸后人而为之。该作者了解屈原，同情屈原，故有是作，亦凸显出屈原在当时之巨大社会影响力。否定这两篇的屈原著作权，丝毫无损于屈原的伟大。相反，正因为是他人所作，又托名于屈原，更加证明了屈原的伟大。若不然，他人岂会隐姓埋名作是文以记叙屈原言行志节而“高其行义”呢？ 《卜居》《渔父》两文，其文体的确异于楚辞诸篇，乃辞衍化为赋之滥觞。尽管作者不是屈原，但文中反映的思想，则非屈原莫属，这是众所公认的。尤其《卜居》中，两种生活态度之强烈对比，与屈原经历密切相关，与屈原思想一以贯之，这也是无从假造、无法否认的。 王逸依汉人编辑古书之惯例，在《楚辞章句》中，将此二篇存疑之作附于屈原作品之末，视作研究作者之重要资料，当是毫无问题的，也给了后人一个提醒和暗示，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传 统 文 化 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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