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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工作，是在总后勤部的统一调度指挥组织下，由东北军区后勤部具体负责实施的。 入朝作战前，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原东北军区后勤部与第13兵团后勤司令部合并，于1950年7月下旬正式组建了新的东北军区后勤部。东北军区为保障志愿军部队出国作战，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各部队集结之初，后勤机构根据需要已经撤销，只保留了供应、卫生、生产等业务部门，为适应新的任务要求，经中央军委批准，立即恢复与建立各级后勤机构，军设后勤部下辖兵站、医院、运输辎重营和担架营，师设后勤处下辖供应站、医疗所、运输辎重连和担架连。 1950年8月30日，中央军委又决定由东北军区后勤部组建三个后勤分部，每个分部编制2600人，人员从各大军区抽调（至10月19日，志愿军入朝时，组建完成了1个分部）。此后，各级后勤机构陆续组建，并不断加强，为保障志愿军部队的后勤补给奠定了基础。 物资筹措是后勤部门所进行的第一项工作，到1950年10月，总后勤部在地方各级政府和各大军区的大力协助下，共从东北、华北、华东、中南等地制作调拨棉衣34万套、棉皮鞋36万双、帽棉、背心、绒裤、棉大衣各40万件，棉手套、棉袜各70万双。调拨各种枪弹54种、各两个弹药基数，共1600多吨。  调拨物资 东北军区后勤部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未来出国作战的需要，建立和完善了边境地区的物资储备体系，在安东至辑安、凤城至通化、本溪至梅河口、沈阳至四平等“四线八点”上，储存了各种枪弹22种，各5个弹药基数；各种炮弹28种，各20个弹药基数；粮食1.67万吨，食油400吨，各种干菜9200吨，随时准备启运过江，前送至预定作战地区。 东北军区后勤部还确定和部署了通往战区的三条兵站运输线。 第一条：安东至朝鲜龟城和长甸河口至朝鲜新仓、北镇线； 第二条：辑安至朝鲜别河里、武平里线； 第三条：临江至朝鲜周波、长津线； 同时确定，物资沿兵站线做纵深梯次配置： 龟城、新仓、别河里、长津为第一线； 安东、长甸河口、辑安、临江为第二线； 凤城、灌水、宽甸、通化为第三线。 每线各囤积1个弹药基数、汽油3000~4000桶和1个月的粮食、食油、蔬菜储备。 此外，对未来作战的卫勤保障，东北军区后勤部也做了精心的部署。在总后勤部的统一调度下，有关大军区和东北人民政府计划组建10万张床位的伤病救治医院，到10月中旬落实了4.55万张床位，可立即接受伤员。东北军区后勤部对伤员的救治与转运工作做了三线部署，一线由连、营、团进行战场救护；二线由军属野战医院和师属医疗所进行急救手术；三线由后方医院进行手术医治，形成了阶梯式的战救体系。 到9月底，东北军区共为部队发放战商药品、急救材料各1万份，担架5000副，血被2.8万床，雪衣13.2万套。其中每个军配备民工担架600副，部队90%以上的人员注射了破伤风疫苗，军属野战医院、师属医疗所均充实和完善了战场救护救治设施与力量。 但是，由于我国刚解放，工业底子薄，运输力量的调整与充实工作，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根据入朝部队的统计，共需补充马匹4428匹，沈阳军委军事会议确定，从三个途径补充：一是由东北人民政府统一购买一匹马匹；二是从第四野战军后勤部所属的大车团中抽调一批骡马；三是从东北军区骑兵师和军区所属部队机关中抽调马匹补充。 到9月下旬，由东北人民政府购买的2000匹马、第四野战军后勤部抽调的851匹骡马和从东北军区抽调的578匹马均已补充部队。基本满足了需要，但是汽车的补充却不尽如人意。 第13兵团曾致电东北军区，指出：部队现有车辆质量较差，长期缺乏维修保养，难以保证部队的各种弹药和其他物资的运输与任务，请求迅速为部队补充汽车。 东北军区接到报告电报后，马上决定：从军区所属机关和部队中抽调汽车支援，补充汽车500辆，与此同时，总后勤部也将库存的200辆汽车全部调拨，到9月底共补充汽车700辆。另外，东北军区突击为部队抢修汽车354台，但是已有的车辆数字与需求数字之间依然差距很大。 据东北军区估计，入朝作战出动后，每天需消耗各种物资6140吨，为保证部队需要，各军、师后勤应携带物资3396吨，各后勤分部应携带物资18,336吨，这样才能保证部队物资供应的源源不断。 根据这种要求，在作战的情况下，为保证入朝部队的物资供应和运输边防军的汽车配备量为： 一、根据敌机轰炸和战场地理条件，军、师后勤无法建立野战仓库，需携带储备物资随军行动。按4天的粮食、7天的油盐蔬菜、1天的马草、2天的马料、1个基数的弹药计算，即为12,396吨，这样各军、师后勤共需配备汽车1688 台才能完成任务。 二、在朝鲜作战，各种物资均需要由国内供应。除军、师后勤有足够的携带量外，后勤分部要完成由铁路终点站到前线的物资运输任务，需要配备386台汽车。在敌机轰炸的条件下，只能夜间行车，加上路况不佳，每台车每天的行程最多可能只有75公里。按照前线的距离为150公里计算，往返一次需要4天，因此，后勤分部共需配备汽车1544台。 三、除保证按时前运物资外，后勤分部还需要在战场后方囤积15天的物资。在敌机的威胁下，白天难以卸车，只能在夜间突击装卸，为保证物资装卸的顺利进行，按每晚装卸4次并将物资疏散完毕计算，各后勤分部又需要配备汽车57台。 四、后勤分部负责保证各军、师的弹药供应和工兵器材、医疗器材、药品供应，如按总量为7087吨计算，分批前送，按以往的经验，各后勤分部需要配备汽车115台才能及时前运物资。 这样，为保证物资运输及需要，需配备汽车4444台。若加上战争情况下汽车的损坏以及抢修所需的工程车与预备车，以20%计算，又需要889台，合计需要5333台。 这样大的汽车配备数目，在当时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不仅东北军区，而且总后勤部也根本无法满足要求。 军委为解决运输车辆保障问题，曾决定再向苏联订购的1万辆汽车中，优先调拨给部队1000辆汽车，给东北军区后勤部调拨2000台汽车，但是向苏联订购的汽车要到1951年初才能到货，所以仍然解决不了燃眉之急。  最后决定，优先保证其部队的运输车辆，10月中旬东北军区将军区后勤部所属后勤分部的三个汽车团的400辆汽车连同司机全部分配给第13兵团部队，每军100台车。 志愿军向朝鲜出动时，整个志愿军部队和东北军区后勤部只有1000多台汽车担负物资运输任务，其中参战的4个军拥有400台汽车，东北军区后勤部拥有700台车，除去正在修理的汽车外，整个志愿军实际担负物资运输的车辆只有700台，远远无法满足部队的需要。 志愿军后勤准备工作，在重重困难中，完成了繁重艰巨的物资器材筹备和补充工作，保证了部队在改编为志愿军后最低补给需求，并为尔后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的胜利奠定了必要的保障基础。 但是，由于种种客观原因的限制，特别是国家工业力量薄弱和经济落后等因素。加上对敌我双方武器装备优劣悬殊，给我军后勤保障带来的困难，认识不足和缺乏现代战争的后勤保障经验，因而后勤准备显得很不充分，这在志愿军入朝作战后暴露的更为明显。 是在志愿军前期作战中，尽管后勤部门和后勤工作人员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后勤保障特别是物资运输仍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严重的制约了志愿军的作战行动。 第一，后方补给不到位。在第一到第四次战役期间，美军飞机对我后方运输线狂轰滥炸，我方给养损失比较严重，部队粮食供应严重不足。这一阶段，运过鸭绿江的粮食虽达190269吨，完成前运计划的110.9%，但多数未能及时送到部队手中，补给量仅达标准量的40%左右。首批部队入朝时，总共有运输车辆1300辆。仅仅过了一个月，就被敌人炸掉了1000辆。铁路方面，损失更加惨重，运输主干线鸭绿江大桥被多次炸毁，火车车皮也大部分损失在路上。国内的肉、菜和粮食，由于没有载具运输，只能在仓库烂掉。一线战士们的伙食标准，也是一降再降。从开始的一天一斤粮食，逐渐减为4两（当时还是16两一斤，也就是说志愿军的粮食供给，仅为标准的四分之一）。  美军飞机轰炸我运输汽车 第二，无暇做饭。部队连续作战，行动迅速。如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4日，志愿军第9兵团对东线长津湖地区立足未稳之敌进攻作战，其担负第1梯队的第27军入朝后经约300公里的长途急行军和4天的战前准备后，于11月27日投入战斗，7天7夜连续作战。1951年1月1日至1月2日，志愿军第42军第124师在济宁里地区穿插迂回战斗中，8小时疾进40公里，连续打破敌人10次阻击，攻占了济宁里。根本没有时间做饭。 第三，不便做饭。由于美军有制空权，白天，敌机随时都可能来搜寻目标，哪怕发现有一缕炊烟也不肯放过。为避免飞机轰炸，不能生火做饭。晚上，进行近战夜战，敌我交错，生火起炊更容易暴露目标。战场给养保障客观存在的这些困难，从第一次战役开始就自始至终存在。 给养发生困难，严重妨碍了战争进程，第一次战役，部队仓促入朝，战斗情况多变，各级后勤之间联系困难，情况不明，给养补给跟不上快速行动的部队。此战役后方补给粮食只有12.5万公斤，就地借粮50万公斤。有的部队发生了饿饭现象，第42军在黄草岭阻击战中，断粮三四天，被迫挖土豆充饥。第40军7个营饿饭3天。 第二次战役，部队轻装疾进，迂回敌后，运输线长，补给更加困难，饿饭现象更为普遍。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4日，第27军各部队消耗主要依靠战前储备的5日量给养物资。因军后勤仅有的15辆运输汽车，又被敌机炸毁13辆，分部前运物资的车辆，也在途中多次被炸或受阻，后方补充十分困难，送到部队的主副食物资十分有限，仅4.5万多公斤，平均每人主副食不到1公斤。加上敌机袭扰，部队白天不能生火做饭，只能吃冷饭、啃干粮、饮冰雪，生活十分困难。有的部队因粮食供应不上，靠就地筹借部分土豆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 第三次战役，部队向退守三八线之敌实施长距离的连续进攻，各级后勤因道路条件和机动能力限制普遍掉队，分部兵站跟不上军，军后勤跟不上师、团，主副食运输供应赶不上兼程前进的部队，有时赶上了也来不及分发，整个供应线形成前面空虚、中间脱节的状态。当部队进至“三七”线附近时，补给线长达500公里，给养供应极其困难。第40军始终未供上，全靠部队携带和就地筹借。 第四次战役，西线两个军在汉江南北跨水作战，补运给养更为困难。东线11个师集中深入敌占区，后方粮食供应不上，当地缺乏群众基础，借粮不易，粮食告急。后转入机动防御长达64天，时值春雨，道路泥泞，敌机又乘隙封锁渡口桥梁，供应日趋严重。第39军有16天未得到后方粮食补充，第40军缺粮只好喝稀饭。 如何解决前线供给牵动着全国上下。1950年11月8日，第一次战役刚刚结束，东北军区后勤部李聚奎部长等向总后勤部提出“以炒面为主”“制备熟食，酌量提高供给标准”的建议。同时，将样品送到志愿军征求意见。彭德怀和洪学智等几位副司令员看了样品之后，很是高兴。11月20日，彭德怀让洪学智副司令员给东北军区后勤部发电报：“送来干粮样子，磨成面放盐好。炒时要先洗一下，要大量前送。”  国内制作方便食品---炒面 根据志愿军总部的意见，从11月下旬即第二次战役发起前后，开始向前线大量供应炒面。由于需要量大，入朝部队每人每月按1/3供应，即需741万公斤。东北地区即使尽最大努力也只能解决500万公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满足前方部队紧急需要，周恩来提议，由政务院布置华北、中南各省市发动群众大量制作便于食用的炒面。 1950年11月12日，东北人民政府专门发出了《关于执行炒面任务的几项规定》，要求沈阳市内各党、政、军系统，每日最低完成6.9万公斤炒面任务，从13日到12月2日的20天内最低完成138万公斤。炒面的基本成分为小麦面粉70%，高粱粉和大米粉30%，另加食盐0.5%。并对炒面的质量、包装及集中办法等作了具体规定。 11月17日晚，中央军委决定在一周内赶制60万公斤炒面，送往前线，并就具体任务进行了分配，要求11月28日全部完成。为了保证前方需要，11月20日，又决定增加布置120万公斤炒面的任务，要求12月10日左右完成任务。到12月初，各大单位全部完成任务，并按统一规格包装，及时运送朝鲜战场。 12月18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专门召开炒面煮肉会议，对东北局机关、各系统、沈阳市、东北军区下达了完成炒面和煮熟肉的指标，要求从12月22日开始，至1951年1月22日的一个月内，共生产炒面325万公斤，熟猪肉26万公斤。 一时间，城市、乡村呈现出“男妇老幼齐动员，家家户户忙炒面”的动人景象。周恩来等党、政、军领导人，在繁忙的工作中，也抽时间到制作车间，检查炒面质量，并与工人一起为志愿军制作炒面。 炒面，这种最简单、最原始的“军用食品”，易于运输、储存和食用。打仗时，战士们随身背着一条炒面口袋，饥饿时，抓一把炒面塞进嘴里，再吃上几口雪，可继续坚持战斗。炒面帮助志愿军解决了运动战过程中给养保障的大困难。 然而，炒面长时间作为军队的主食是不行的。洪学智在《抗美援朝战争回忆录》中说：因为人体需要多种营养，而炒面的营养成分过于简单，缺乏多种维生素，长期食用会影响战士的体力和健康，影响战斗力。例如：炒面含水分少，长期食用容易上火，许多战士得了口角炎，而且长期吃炒面容易肚胀。 在这种情况下，志愿军把在国内作战组织给养保障的经验搬到了朝鲜，就地取给。 1950年12月23日，经与朝鲜政府协商，志愿军党委发布了《借粮规定办法》。规定军、师、团各级指定一名政治部（处） 主任或副政委专门抓借粮工作，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借粮。 第一次战役到第四次战役期间，志愿军就地借粮共12172.5万公斤，占部队需求量的60%。其中，第38军从1950年10月入朝至翌年2月的4个月中，借粮占应供量的80%，解了燃眉之急。 冒着敌机的疯狂轰炸，志愿军不断加强后方勤务机构和后勤部队。第五次战役发起前，志愿军后勤机构和部队已增加到6个后勤分部、两个口岸办事处、31个大站、39个医院、11个汽车团、17个辎重团、8个人力运输团另有8个运输营，共18万余人。后方供应已基本形成4条固定供应线和连点成线的部署，实现了分段包运制度，提高了运输效率，物资供应状况有所改善。 为了彻底解决后勤问题，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开始准备成立，这是中国首次建立专门的战区后勤指挥机构，它是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军队已经将后勤摆到了和作战同等重要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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