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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2月，正当美国在停战谈判第四项议程上，大耍“自愿遣返”的阴谋时，却发生了一件让其无地自容的事件。 一架美军间谍飞机在深入志愿军后方空投特务时，却被机上一名被迫当特务的志愿军战俘炸毁。 这位志愿军战俘就是原第180师电台报务员张文荣。 张文荣，1926年出生于辽宁省辽中县，1948年8月辗转考入国民党成都陆军军官学校第23期通讯科学习，成为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一批黄埔生中的一员。  经过一年多紧张而繁重的学习，张文荣系统地掌握了电台报务技能，各项考核均达优良成绩。 1949年11月，解放军二野大军西进，先后解放了贵州、四川等大部分地区。 在成都的张文荣等陆军学校的学员只好提前毕业，准备随国民党转战西康，作最后的抵抗。 但是军校李永忠少将和肖平波上将不愿继续为国民党卖命，策划了一场起义，张文荣和其他同学在西进途中脱离了国民党阵营，投入了人民军队的怀抱。 起义后的张文荣被编入西南军政大学川西分校学习。经过半年的学习，他极大地提高了思想觉悟，加深了对自己光荣起义的认识，并坚决要求到作战部队锻炼考验自己。 学习结束后不久，他被分配到基层部队参加了著名的成渝铁路和其他道路的修建。 1950年６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悍然出兵朝鲜，此时，远在成渝筑路工地上的张文荣在抗美援朝运动的感召下，和全体起义人员一起积极要求参加志愿军赴朝参战。 经过上级审查批准，张文荣和400多名起义同学参加了志愿军，于12月被选派到第3兵团第60军第180师任正排职报务员。  1951年4月22日，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打响后，张文荣所在的第60第军180师已挺进到三八线以南100多公里，在完成上级交给的掩护全军撤退任务后遭到5倍于己的敌人的包围。 激战之后，第180师有近5000人在分散突围中被俘，最终仅有不足4000人突出重围。 突围中，张文荣跟随部队奋勇拼杀。在电台被敌机炸坏后，他和战士们一样拿起武器拼死战斗。在张文荣和战友们突破到敌人包围圈边缘时，一阵炮火袭来，张文荣在炮击中负伤倒在山林里。 翌日清晨，当他醒来时，周围布满了牵着狼狗的美军搜山队，张文荣不幸被俘。 张文荣被俘后，敌人先在前线进行了审讯，刑讯无果后便被关进了釜山美军战俘营，不久又被转到巨济岛战俘营第72联队。 在巨济岛战俘营，根据原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的建议，美军计划从战俘中挑选人员进行间谍培训，然后派往志愿军后方实施破坏活动。 1951年12月13日，战俘营第72联队联队长王顺清突然召集张文荣和另外4名志愿军战俘，密令他们立即携带行李去联队部，并分别告诉他们：“不要问干什么去，不许被别人讲”。 一头雾水的张文荣来到联队部，事先准备好的汽车已等在那里了，他们几个人被放在了闷罐头般的车厢里，汽车开到码头，他们直接就登上了开往釜山的轮船。 张文荣等人坐在船舱里，互相间不许说话，不许询问，5人都是忐忑不安，不知所措，。 船到釜山，5人就被关进一间环绕铁丝网，并有美军士兵看守的房子里。 12月14日下午，美国军官又把张文荣等5人押送到釜山飞机场，送上一架美国运输机。 当一个讲中国话的美国军官和张文荣5人分别训话时，时间已是12月15日。这时，他们才知道已经到了日本东京涩谷区740号的美国特工人员学校。 从此，张文荣5人就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个学校的校长是美籍日本人伊藤正一，他在开学典礼仪式上宣布了张文荣5人的身份：“你们5人已是'联合国军’的情报工作人员了。” 学校的教官中有美籍日本人水影和南朝鲜人金咏灿等。在他们的严密控制下，训练开始了，张文荣等人主要学习兵器识别、情报六项原则、跳伞、朝鲜语、无线电通讯、爆破刺杀、反共理论，每天的训练强度和学习强度都非常大，令人疲惫不堪。 每天结束了任务躺在床上的时候，张文荣总是辗转反侧，他本来可以是一个英雄，现在却成了志愿军的“叛徒”，这对于堂堂正正的军人来说，简直是莫大的耻辱。 张文荣内心无比痛苦，但是痛苦过后他还是告诉自己：“现在所做的一切即使不被谅解，也是为了祖国和人民，哪怕是要死，也要死的重于泰山。” 1952年1月26日，他们5人被美国军官送回汉城，美方特务机关负责人、南朝鲜军的高级特工王台阁和一名金姓教官负责继续提高这些新特工的“业务能力”。 在这次短期培训中，张文荣被迫宣誓：“听从长官指挥，誓死不变心。” 王台阁还对每个学员强调：“一旦分配任务，到达北朝鲜国土，谁投奔中国军队或私自回家，就要公布谁的特工训练经过。” 由于国内解放战争结束仅两年，志愿军队伍里有不少投诚的国民党士兵，这些士兵也成了台湾教官青睐的对象，张文荣有过黄埔军校的经历，于是，他就成为就是其中之一。 1952年2月18日晚，美情报机关让张文荣等5人穿上志愿军军服，携带袖珍收发报机、苏式步枪、美制小型手雷以及地图、指北针等，在一群美军的“护送”下登上了一架美C—46型运输机。 根据美方的指派，这次张文荣等人将收集我军弹药库、粮食库的信息，为飞机轰炸指明目标。使用特务给飞机指路，是美军一贯的技巧。 飞机临起飞前，王台阁还特地赶来训话，起飞后，张文荣便在昏暗的机舱里悄悄做准备，他的不远处还坐着美特务机关“远东司令部联络队”负责这次行动的哈里逊。 哈里逊奉命将3个特务小组（张文荣为G组）空投到朝鲜北部铁原以西的谷山郡地区。该地区是志愿军部队在第五次战役后休整的地方。 美情报机关给张文荣他们的任务是搜集志愿军在当地的弹药库、粮库等相关情报，为飞机轰炸标定目标。 2月19日凌晨2点20分，飞机到达目的地——黄海北道的谷山郡上空，随着机舱里红灯闪烁，哈里逊首先大声命令G组做好跳伞准备。 张文荣乘机迅速将准备好的手雷装进了棉手套里。紧接着跳伞开始了，张文荣最后一个跳伞，暗地用手指抠住手雷的铁环，在离开舱门前猛地拉环使劲将手雷扔进了机舱深处，然后迎着冷风飞出了机舱。 手榴弹在机舱里滚动冒着烟，一声巨响之后，C-46临空爆炸形成一个黑烟裹着的大火球，把天空照的雪亮。。 此时，志愿军地面防空部队也在密切监视着这架敌机。他们惊奇地发现敌机在空中突然爆炸后，前后两个降落伞在月光里徐徐降落。  原来，哈里逊在手雷爆炸前一瞬间，也以特工的敏捷迅速跳伞逃命，哈里逊很快被志愿军活捉，而张文荣则落到了另一座大山的树林里。 随后，张文荣立即找到搜山的部队，交出了随身武器和特工用品，并向部队领导讲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张文荣的空中越狱事件曝光攻陷了美军“自愿遣返”的内幕。 新华社驻开城和平壤的记者根据空降特务的供词进行了连续报道。 ……从1951年9月起，美国就从台湾陆续调来大批特务，分配到各战俘营充当“教官”及其他职务，仅以战俘营第72联队为例，在这些特务的主持下，成立了“国民党巨济岛第63支部”，在美国特务机关合作下，有计划地对我被俘人员进行迫害活动。 ……他们还成立了“反共抗俄救国团”，公开宣称不参加“救国团”者就是“忠心共党”，没有“生命保障”，而参加了的就要在身上刺“反共抗俄”字样。凡拒绝者称为“顽固分子”，就要遭到殴打或杀害。在板门店谈判第4项议程开始后，战俘营则发出“训令”，限期完成刺字。一边摆着刑具，一边叫去每个战俘，让他们回答愿不愿意刺字。当第72联队1大队20小队，一个姓何的战俘拒绝刺字时，当场遭到毒打，然后趁他昏厥之际，强行在他身上刺了“反共抗俄”4个大字。 ……1951年10月下旬，美方战俘营第4大队我方被俘人员孙振奎等100多人反抗强迫刺字，美李军出动装甲车包围了他们，肆意殴打，战俘们英勇斗争，宁死不屈，赵佐瑞拒绝在《请愿书》上签字，高呼“团结起来和敌人战斗到底”。不少被强迫刺了字的战俘想尽一切办法，忍受着皮肉之痛，把字迹从身上去掉。 ……1951年11月，“CIE学校”指示台湾特务强迫我被俘人员，在“自愿遣返”的《请愿书》上签字、按指印。美军booth上尉给第72联队长王顺清下达命令，限他在当晚让我全体被俘人员在《请愿书》上签字并按手印，这个上尉还说，他第2天要把这份《请愿书》带到东京美军司令部去。 ……1951年11月，李奇微曾亲自赴战俘营视察，第72联队长召集特务要各大队赶写被俘人员名册，由特工人员代战俘们在名册上，蘸着被杀害的战俘鲜血按手印。这份名单于当日下午由巨济岛宪兵中校司令送给了李奇微。 张文庸的事件使台湾特务在朝鲜战场浮出了水面。 被俘的美军飞行员哈里逊证实，在两个半月时间之内，他驾驶运输机共出动14次，空投了34名人民军战俘和8名志愿军战俘。连同张文荣在内这42人都是美军和台湾教官在战俘中通过甄别而挑选出来的新“空降特务”。 哈里逊在交代中，证实了张文荣的行为：“我驾机飞临谷山郡上空，志愿军第5名战俘离机跳伞后，忽闻舱内一声巨响，飞机起火坠落。那天当地没有高射炮，飞机起飞前曾经过严密检查，不会是失事，最后一个刚刚跳出机舱，突然驾驶室爆炸，机舱内烟雾弥漫，我受了伤还不知道，再此紧急时刻，我开仓跳伞了，顷刻之间，我看见我的飞机已经落地坠毁”。 张文荣的回归则解开了志愿军和代表团长久以来的疑惑。 在谈判过程中，中朝代表团屡次向对方索要被俘名单，美方曾先后三次提供，名单依理应该内容相同，但蹊跷的是，列入1951年12月18日名单里的几个名字，到1952年1月28日的名单中却不见了。 经中朝代表反复追问、核实，美方于1952年7月17日解释说，其中有13人有的在1952年3月、4月间逃亡了。而在这份名单之中，张文荣赫然在列。 2月19日才“出勤”的张文荣，提前在1月28日上了逃亡名单，一切不言自明。 在谈判桌上一向嚣张跋扈的美军谈判代表陷入了狼狈不堪的窘境，在遣返战俘这个问题上开始有所退让。 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和人们对战俘的偏见，张文荣的壮举并未得到志愿军保卫部门的认可，而是被送回国内接受审查。 1958年3月，北京军区政治部了结此案，并出具证明称：“张文荣在朝鲜战场上被美军俘虏后，强迫其充当特务，当张乘敌飞机降落前，用身带之手榴弹将敌机炸毁，向我投案自首，有立功表现，为此奖给张文荣人民币800元。” 虽然800元在当时是个较大数目，但这种奖励显然与他的英雄壮举有着本质的不同，同时并未恢复其军籍。 不久，张文荣被遣送回乡务农，而那封证明信也没有给他摘掉“叛徒”、“特务”的帽子，反而使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吃尽了苦头，给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 2000年3月，张文荣去世，时年74岁，据村里人说，老人临终前只说了一句话：“我没有叛变，我是负了伤才被他们抓住的……” 同年6月，北京军区政治部派专人前往辽中县，给张文荣的家人送去了关于恢复张文荣军籍的决定，补办（发）了复员军人证明书和复员费。 这个迟到40多年的平反决定，为这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志愿军老兵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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