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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编新教材以人文主题和学习任务群双线索组织单元，落实语文工具性的要求，注重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学习和运用语言，重视整合与实践，强化语言建构与运用。2017版《课程标准》将语文学科的核心素养凝练为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四个方面。这也是语文课程要达到的终极目标。“核心素养”直接引领着老师们的操作。虽然新教材里有很多老课文，但因为其承载的教学任务是新的，所以，就要有全新的设计，操作起来难度很大，我们只能在摸索中不断前进。不管如何操作，如何处理单篇课文与单元教学的关系，应该是我们首先要思考的问题。今天，就以《必修·下册》第一单元中的第三课《鸿门宴》为例，试作分析。新教材的处理，很多老师讲究教学方式的新颖、教学内容的自主、教学情境的设置。这些追求当然是必要的，对学生也很有吸引力。但凡事过犹不及。厚此薄彼、过分强调“任务群”而忽视单篇的独有价值是不对的，就拿《必修·下册》的第一单元文言文篇目来说，如果忽视文言词句的落实，是不符合文言文教学的基本规律的，“句读之不知”，此类浅显之“惑”不解，文意不通，又如何进行更深入的任务性探究呢？基础性的解读应该是发散性、创造性教学活动的前提。所以，对于经典的单篇来说，其“独一篇”的基础性内容仍然要落实到位。如《鸿门宴》这“独一篇”的价值就很高——讲到中国历史，首推就是《史记》。《史记》作为“二十四史”之首，其史学和文学两个方面的成就，都难以超越。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影响极为深远。这样一部鸿篇巨著，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有所了解。因此，关于《史记》的一些历史文化常识性的知识，是需要做一点整理的。这也语文核心素养“文化的传承与理解”的要求。如《鸿门宴》中的人物语言和座次，就值得学习。试举两例——【原文一】“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刘邦先说“臣与将军”合力攻秦，其实是在说“我们都是有功之人”。“然不自意”一句，又将自己“入关破秦”的真实心思掩盖了起来，最后把矛盾推到他人身上，指出两人的矛盾源于“小人之言”。刘邦只用了三言两语，就消除了项羽的怒气，而且从项羽口中套出了是曹无伤告的密，不得不说，刘邦实在太厉害。另外，刘邦的话“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占河北，臣战河南”，后又说“将军与臣”，始终将自己与项羽放在同等地位；而且一口一个“将军”，并没有称呼他为“王”，这表明刘邦不卑不亢，并非真心臣服。即使是项羽的心腹，如项伯，称项羽也只是“公”，他在项羽面前为刘邦说好话，是这样说的：“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项伯把刘邦与项羽都称为“公”。而刘邦集团的人对刘邦的称呼就是“王”，如沛公令张良留谢时，张良问的是“大王来何操”？这一“公”一“王”，是值得读者思考的。【原文二】“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
宴会上，范增坐第一位，项羽坐第二位，刘邦坐第三位，张良在第四位。这种座次是悖礼的。项羽作为宴会的主人，于礼当居于末座。刘邦作为客方，于礼当坐尊位。而且刘邦和项羽都是受命于楚怀王之封，刘邦为沛公，项羽为鲁公，两人在政治地位是对等的。他们同时受命，共同攻秦，并且已经有约定“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范增作为长者，被项羽尊为亚父，如果项羽要在刘邦面前“秀”一下，表现自己重视人才，加上刘邦方实在谦让，那么范增坐于尊位刘邦坐第二位，也算合乎“礼”的，但让刘邦、张良居于末位，却是万万不当的。这种座次至少暗示两点：一、项羽自矜自大，性格上有明显的自大缺陷；包括范增，作为项羽的主要谋士，从“礼”角度考虑，他应该谦让那个位置的，可是他却安然地坐了上去；另外，从为主子长远利益的考虑和人臣之责的角度来说，范增没有提醒项羽，也是不称职的。“单元学习任务四”指出：“学习文言文，需要多诵读，有意识地积累一些词语和语法知识，逐步形成文言语感。如文言中一些常见的实词，义项较多，可用卡片记录下来，梳理总结不同义项及相关例句，并根据学习情况随时增补新的内容。仿照示例，为本单元的一些义项较多的文言实词制作卡片。”如第二段的“之”“为”等字，就有多种意义和用法，请同学们辨析一下所选的“之”字：①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②为之奈何？③“'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故听之。”④项伯杀人，臣活之。⑤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⑥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⑦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⑧不如因善遇之。“单元学习任务”不但强调了积累词语的重要，而且给出了积累词语的基本方法。一般来说，词语的落实优生宜自主整理，这种学习能够打破“课”的限制，不断地联想，补充，使基础越来越实；中等生参照辅导资料，对着相应的知识点，规规矩矩地做下去，一课一课落实；基础薄弱的学生可以一句一句翻译，对不会的字词集中解决，然后通过做题、订正巩固。《史记》的人物描写历来为人称道，清人郭嵩焘在《史记札记》中说：“鸿门之宴写得子房如龙，樊哙如虎，是史公极得意文字。”主要人物项羽和刘邦的形象在《谁才是〈鸿门宴〉的主角》一文里已经有了比较详细的分析，这里说一说项伯。项伯是项羽的叔父，深得项羽信任，在项羽集团里讲话很好使。因为刘邦集团的张良曾经救过他的命，所以他在参加项羽集团商量灭刘邦之谋后，“夜驰之沛公军”，要拉张良逃走，可见他知恩图报。有人据此说项伯是项羽方面的叛徒，我觉得还不至于。他在鸿门宴上“以身翼蔽沛公”，挡在项庄与刘邦之间，也只是出于个人之交，毕竟刘邦已经和他“约为婚姻”，看到儿女亲家处于险境，他出面解救，也符合人之常情。项伯应该是无意背叛项羽，更无意在背后使小动作害项羽的，他只是被刘邦拉拢和利用了。他与刘邦结为儿女亲家，已经犯了兵家之忌，只能说项伯政治糊涂。他不知道放走刘邦，是放虎归山，必招后患。这一点，后来的关羽就比项伯清醒。当孙权欲与之攀亲时，遭到拒绝。当然，关羽粗暴的态度也是不对的。后来他被孙权方袭杀，可能也与之有关，这是后话，暂且不论。教材上的文言篇目都是经典，每一篇的思想内涵和文化价值都不容忽视。《鸿门宴》叙事的曲折有序、写人的生动传神，司马迁在叙述历史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独特的思想和人生观念，通过对课文的解读使我们正确认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等，都是重要的探讨内容。因为之前项伯劝项羽已经得到了项羽的“许诺”，加之刘邦又极力示弱示卑，贬低自己，抬高项羽，极大地满足了项羽的虚荣心，迷惑了项羽，使得他怒气全消，甚至随口说出了是曹无伤告的密，可见项羽此时已经打消了杀刘邦的念头。但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气氛又紧张起来。可是项羽“默然不应”，似乎刘邦还没有那么危险。可是范增步步紧逼，又命项庄以舞剑助兴为由，击杀刘邦。于是宴会上杀机四起，气氛紧张到了极点。这时，樊哙持盾剑硬闯项羽大帐，怒视项羽，并当面斥责项羽“亡秦之续耳”。项羽面对樊哙的闯帐，非但不怒，反而赞樊哙为“壮士”，赐给他酒食，并赐之“坐”。气氛又缓和下来，但刘邦深知险境未除，担心夜长梦多，没等宴会结束就寻机逃走，只留下张良辞谢。这一节矛盾错综交织，情节大起大落，叙事有张有弛，波澜起伏，惊心动魄，扣人心弦。读来不时地为刘邦捏着一把把汗，让人欲罢不能。这种高明的叙事艺术，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显然有着深远的影响。本单元共三课，第一课三篇，分别选录自《论语》《孟子》《庄子》，是诸子言论；第二、三课分别选自《左传》和《史记》，是史传散文。从形式上看，《论语》是语录体，重“言”而轻“文”；《孟子》是对话体，重辩论，轻形象。这两部都是儒家经典，体现儒家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主张，表达了积极入世的现实主义精神。《庄子》是寓言体，是道家经典，主张循乎天性、养生全身。《左传》和《史记》在叙述事件方面艺术都极为高超，但又有明显的不同。《左传》在记述史实时重视“礼”，如《烛之武退秦师》中的“无礼于晋”“贰于楚”“尝为晋君赐矣”“不仁”“不知”“不武”等，都与“礼”有关；另外，《左传》还长于记述辞令，叙事简洁。而《史记》叙事详备，写人生动，在叙史的过程中融入了鲜明的情感态度，是非常成熟的散文体，成为后世文学的典范。鲁迅评价其“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不仅肯定了其史学价值，也肯定了其文学成就和带有情感的创作倾向。这里举课文中的几个细节简要品味一下司马迁的写人艺术。【原文三】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这段话中，项羽赐的是“卮酒”，手下人给的却是“斗卮酒”，项羽赐的是“彘肩”，手下人给的却是“生彘肩”——“斗”“生”两字就刻画出项羽集团下属成员在执行力和领会主子意志方面的不足。再来看对樊哙的描写——“拜”“起”“立”“饮”“切”“啖”，这一系列动作描写太精彩了！寥寥几笔，就把樊哙知礼得体、豪迈勇武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原文四】良问曰：“大王来何操？”（沛公）曰：“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会其怒，不敢献。公为我献之。”刘邦逃走之前，在处理善后问题时，张良问他有没有带礼物，刘邦说带了一双白玉，是给项王的，一双玉斗，是给亚父的。连细心的张良都没有发现刘邦带了四件宝物，足以说明刘邦不但预事周全，而且善于隐藏，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当然，这也从侧面照应了课文开头范增说沛公入关后“财物无所取”的臆断。刘邦哪里是“无所取”，分明是拿了很多宝嘛？只不过，沛公“取”得很高明，神不知鬼不觉而已。②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③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有人据此三处“为之奈何”，认为沛公遇事只会问人，没有主见。我对此持相反意见，我认为这正是沛公的高明和谨慎所在，他心里其实是有对策的，只是想进一步印证一下。他应该是想通过张良和樊哙等人的意见，和自己的想法进行比较，看哪一种办法更妥当。比如沛公在离开时，只带了四个人，连人员、地形、路径、时间等都考虑在内，临行前他是这么叮嘱张良的：“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后来的事实证明，沛公的部署得极为周密，预料极为准确。①（沛公言于项伯）曰：“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②至鸿门，（沛公）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③樊哙曰：“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此三番话大同小异，如出一辙，显然是事先策划好的，否则，很难做到像背台词一样，说得那么一致流利。这说明沛公集团未雨绸缪，准备充分，表现稳定。相比来看，项羽集团对灭刘邦也是有准备的，但变数就多了：一是项羽不顾领导层的集体计划，只听信项伯一人之劝而改变主意；二是在宴会上项羽不顾范增提醒，完全抛弃了当初的计议；三是范增召来项庄，借舞剑“击沛公于坐”，没想到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使范增的计划又一次落空；四是樊哙撞翻卫士，带剑拥盾入军门，项羽对樊哙的犯上无礼之举，不怒反赞，又一次出人意料。这一单元的人文主题是“中华文明之光”，单元任务是：在理解文意的基础上，整体把握经典选篇的思想内涵，认识其文化价值，思考其现代意义。任务群对应“思辨性阅读与表达”，如“单元学习任务”中的“烛之武游说成功，除了辞令巧妙外，还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项羽不杀刘邦仅仅是因为“为人不忍”吗？司马迁对鸿门宴的记述有没有“不合常理”的地方？”这里举一个问题稍作探究：项羽不杀刘邦仅仅是因为“为人不忍”吗？这类问题，结论无所谓对错，主要在于理由的分析。但正因为言人人殊，呈现出多样化，才有思辨的必要，彰显出表达的价值。范增说项王心地不狠，也有人认为是“妇人之仁”。我并不同意。项羽曾坑杀过二十万秦降军，说明他为了达成目标，也是杀人如麻的。所以说，“忍”还是“不忍”，要看项羽怎么想。一是杀之不义。项羽出身于贵族，非常在乎“名”，刘邦在名义上也是楚怀王任命的反秦“义”军，在灭秦之前，刘邦军和项羽军是友军，两人还曾约为兄弟。而且，楚怀王（名心，战国时楚怀王之孙）有约在先，“先破秦入咸阳者”就做关中之王，现在刘邦抢先破秦入咸阳，依约当“王之”。此时，贸然杀掉友军首领，就是师出无名，必遭天下人唾弃。事实上，项伯也正是在这个点上说动项羽的：“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项羽的反应是“许诺”。二是后顾之忧。项羽虽然有四十万大军，在兵力上远远超过刘邦，但是，他这四十万人是联军性质，派系林立。钜鹿之战时，联军要不是看项羽已经胜势在握，有些人是不会参与的，只会作壁上观。项羽自己也清楚，他杀掉刘邦之后，刘邦集团的十万汉军必然拼死反击，己方联军如果人心不齐，不听指挥，不但会使眼下的成功毁于一旦，而且还有被刘邦反杀的危险。三是判断失误。项羽虽然勇猛善战，但还是太年轻，政治敏感性不够强，斗争和识人经验不足，那时他认为刘邦只是只羔羊，翻不起什么大浪。或者说，他低看了刘邦，高估了自己，没有察觉到刘邦是一只潜伏爪牙的猛虎。文中项羽说了这样一句话：“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在他看来，刘邦军是不堪一击的，如果出击，只要吃顿早餐，一个上午就可以结束战争，消灭刘邦。可见项羽盲目自信，极端自负。基于以上原因，项羽放过了刘邦，错失了得天下的机会，就像后来曹操放走刘备一样，一旦虎归山林，就抓不住了。如果再次相遇，就不是人杀虎，而是虎吃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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