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亡其国，必先亡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意识到，在法西斯被击败之后，下一个对手将是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时任美国高级情报官员的艾伦·杜勒斯，曾这样说道：

“战争即将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搞定。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的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想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话。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可以改变的。只有把脑子搞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地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念。我们一定要在苏联内部找到拥有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一点一点抹去他们的历史。我们将悄无声息地，却积极而不间断地促使他们的官员肆意妄为，贪婪无度，丢掉原则，丧失信仰。

我们将以巧妙的手法，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的花朵。或许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有可能察觉到究竟在发生着什么。然而，我们会找到毁谤这些人的办法，把他们搞臭，并且宣布他们是社会败类。让他们成为众人嘲笑和唾弃的对象，从而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现在回看这段杀人诛心的话，都不免觉得后背发凉，毛骨悚然。在二战后，想要像击败法西斯那样击败苏联，显然是不现实的。毕竟几百万苏联红军，不是吃着火锅唱着歌从莫斯科到达柏林的，沿路的几百万德军，也不是被大风刮没的。妄图通过军事手段消灭这支红色的军队，推翻那个红色的政权，显然不那么容易。而且后来，苏联也研制出了核武器，与美国之间互相保持着核平衡，美苏之间爆发热战的可能性就更低了。那么，西方阵营想要击败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只能是一种方式，那就是和平的方式。

可是要知道，战争与和平并不是一对反义词，用和平的方式，并不代表这不是一场战争。所谓和平，只不过是彼此之间没有那种我们通常认知的，硝烟弥漫、炮火连天的直接武装对抗。在没有硝烟的战场，双方对抗的激烈程度一点都不亚于一场热战。而在看不见的战场，往往更加致命。所以才会有“冷战”这个概念的出现。

二战结束之后，美苏两国为了全面赢得冷战的胜利，除了进行国家硬实力的较量，更是展开了激烈的文化战和心理战。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曾经对文化战和心理战做过这样的定义，有计划、有组织地运用新闻、宣传、出版物等非战斗手段，散布和传播某种思想和信息，以影响他国人民的观点、态度、情绪和行为，使之有利于本国目标的实现。文化战和心理战的目的，是为了争夺人的灵魂和大脑，其重要程度相较于军事打击，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艾森豪威尔更是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关于冷战中的文化战和心理战做了明确的解释。“冷战的目的不是占领他国领土和武力征服他国。我们是试图以和平的手段让全世界都相信真理。为了普及这个真理，我们要将要使用的方法称为心理战。所谓心理战就是争取人的思想，争取人的意志的一场战争。”

确实，我记得曾在某档综艺节目中听到过这样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大概意思是，如果你的身体都被换成别人的了，但是你的思想和意识还在，你还是你吗？那么如果你的身体都还在，但是你的思想和意识被换成别人了，你还是你吗？

为了赢得这场思想和意识的战争，美国可是下了大力气。1947年，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了《1947年国家安全法案》，大名鼎鼎的中央情报局诞生。我们经常能在各种影视作品中看到这个组织。从字面上看，中央情报局既然叫“情报局”，其工作的重点就是应该是收集、处理、分析和判断全世界的各种情报，是美国是千里眼和顺风耳。但是中情局这方面工作做得其实不怎么样，针对美国的多次重大袭击事件，中情局都存在工作疏忽，没能提前预防。

那么，堂堂的中央情报局，为何会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表现得如此拉垮呢？答案是，中情局很有可能是在“不务正业”。相较于情报工作，中情局真正擅长的是文化战和心理战。可以说，中情局其实就是美国的隐形“文化部”。为什么这么说呢？对苏遏制政策的倡导者，冷战的设计者之一，前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坎南，曾直言不讳地说道：“美国没有文化部，中情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

美国表面上很反对苏联搞宣传的那一套，但是实际上美国搞起宣传工作来比谁都更来劲、更重视、更加无所不用其极。美国进行宣传工作的最大特征就是“看不见”。美国的心理战专家克罗斯曼就什么是最好的宣传，说过一段至理名言。“上乘的宣传看起来要好像从未进行过一样。最好的宣传应该能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这是自己在选择方向。”乔治·坎南则进一步补充道：“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必要的谎言和欺骗都是被允许的。”

二战的战火还没有平息多久，美国当时负责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本·顿，就开始积极向美国政府献策，要充分利用无线电广播、电影和报刊等传媒手段来影响和改变他国民众的态度。他强调，无论是文化交流，还是新闻宣传，其核心任务都是推销美国思想。说了开头那段话的艾伦·杜勒斯则把话说得更露骨。“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

1948年，美国众议员史密斯和蒙特提案的《信息与教育交流法案》在美国国会通过，该法案又被称为《史密斯-蒙特法案》。法案中规定，要把对外宣称和国际文化交流结合在一起，把国际文化交流作为一种外交手段，向全世界宣传美国的正面形象，削弱苏联的影响力。

美国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美国并不是一个文化大国。尤其是在那些欧洲老牌列强心里，美国只不过是一个没文化的暴发户。虽然在二战后，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的超级强国，左手握着钱袋子，右手拿着枪杆子。但是在文化软实力上，一直是美国的短板。美国意识到，想要保持自己的超级霸权地位，光有钱袋子和枪杆子是不够的，还需要提高美国的文化地位。

因此，在美国政府的授意下，“隐形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斥巨资，以欧洲为出发点，开始了一项秘密的文化宣传计划。其目的是把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推广到全世界，在外国培养出一批唯美国马首是瞻的知识精英和意见领袖，再进一步通过这批人去影响他们所在国的民众思想和国家意志，从而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国家文化领域的知识精英，重要部门的关键人物，都变成了“精神美国人”，那么他们对所在国国民的影响，将会指数级般地翻倍。因为这批人生产的文化产品、文艺作品，甚至是印制的教科书，出台的相关政策，必定会带有美国色彩。他们会更自觉自愿地帮助美国主子，把所在国的国民，驯化为以美国的是非为是非的“精神奴仆”。美国便可以不费一枪一弹，一兵一卒，就驯服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这种精神上的占领，比武力占领，来得更低成本，更长远，也更牢靠。

为了执行这项秘密的文化宣传计划，美国于1950年成立了“文化自由大会”。“文化自由大会”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在全世界进行文化交流，争取文化自由的国际组织。但是实际上，这个组织是一个由中央情报局操纵的傀儡，其真实面目是美国进行文化战和心理战的秘密部队。这支秘密部队的武器库非常丰富，包括报刊、杂志、图书等出版物，文化、教育和学术交流研讨项目，文学、美术、音乐展览会，还有一系列高规格的名誉奖项等等。

中情局会注入巨额资金，让“文化自由大会”将符合美国价值观的刊物、图书等作品源源不断地注入他国。为符合美国价值观的个人、机构和作品提供资助，颁发奖项，提高其影响力。凡是接受过这个组织资助的个人和机构，都会在中情局的影响下，成为美国秘密宣传计划的一部分。

美国不仅重视通过文学、美术、音乐、出版物等 “慢媒介”来潜移默化、水滴石穿地影响他国，还非常注重通过当时新兴的电影、电视和无线电广播等“快媒介”，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比如著名的反共电影《动物庄园》，就是由中央情报局资助和制作的。1950年，小说《动物庄园》的作者，英国著名小说家乔治·奥威尔去世后，中情局便迅速派人到英国，与乔治·奥威尔的遗孀洽谈将《动物庄园》改编为动画电影的事宜。在成功获得电影版权后，中情局立刻出巨资找制片人进行电影的制作。动画电影《动物庄园》的制作规模之大，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共有80多位卡通画家参与制作，为电影设置了750多个场景，绘制了30多万副彩图。

在《动物庄园》小说原著中，作者乔治·奥威尔即批判了象征共产主义的“猪”，也批判了象征资本主义的“农场主”，这样的剧情显然不符合中情局的要求。于是，中情局对电影剧本改编插手进行干预。根据美国心理战争署1952年1月23日的备忘录披露，中情局为了激发观众的强烈反共情绪，对电影的结局部分进行了重大改编。象征着资本主义的剥削、腐败的“农场主”消失不见了，而那只象征着共产主义，被刻画得面目可憎的“猪”，则被重点突出。

乔治、奥威尔的另一部经典小说《一九八四》，在被改编成电影的时候，也被中情局动了同样的手脚，刻意往反共方向改编。《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两部电影分别于1954年和1956年上映。为了增加这两部带有浓重反共色彩的电影的票房，扩大其影响，中情局的外围组织花大力气进行了宣发。众多显赫的报刊和出版物都对这两部电影发表了好评和推荐。为了能让更多的人到电影院看这两部电影，中情局还派发了大量的电影票折扣券。

除了文化领域，美国进行文化战和心理战的另一个重要战场就是历史领域。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他的著作《人类简史》里提到，人类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地球上的万物之灵，是因为人类创造出了“想象的共同体”这个概念。通过“想象的共同体”人类可以进行大规模的合作，完成大量复杂而高级的工作，发展出文明。民族和国家，都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而历史，则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过去的一种共同记忆，也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存在的重要基础。清代著名思想家和诗人龚自珍，也曾说过“欲亡其国，必先亡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

美国深知扭曲、篡改、丑化、虚无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将会对这个国家的现实存在产生“核弹级别”的打击效果。比如丑化和妖魔化这个国家被视为光荣和骄傲的历史人物和英雄人物，通过各种手段将这些杰出人物在道德上进行诋毁和侮辱，让他们陷入名声扫地、万劫不复的境地。在冷战时期，西方世界就曾操纵自己的御用文人，不择手段地给苏联的领袖和英雄人物罗织罪名，进行妖魔化。

苏联的缔造者列宁被描绘为德国的间谍；带领苏联完成工业化，打赢了卫国战争的斯大林被描绘为十恶不赦的大魔头。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战斗英雄们，几乎都没有逃过被诽谤和侮辱的命运。当然，这些历史人物身上确实存在着是非功过，但是那些御用文人们，只抓着“非”和“过”，并且进行添油加醋、无限扩大，从而全盘否定，其目的就是瓦解苏联存在的合法性。而亲手瓦解了苏联的戈尔巴乔夫，让俄罗斯在“休克疗法”中休克的叶利钦，则受到了西方世界的推崇。

更可怕的是，这些御用文人队伍里，有相当部分是受西方影响的苏联文人。而这批苏联文人的批判效果往往杀伤力更大，他们会为了讨好西方世界，融入西方社会，更加卖力、更加无底线地诋毁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这些御用文人永远只盯着缺点和问题，并刻意把少部分人的缺点描绘为全民族的劣根性，把一定时期的暂时问题描绘为永远不可饶恕的罪恶。他们不会理性客观地讨论这些缺点和问题存在的原因和脉络，并和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一同寻找到改善和解决的办法，只会一味地指责和批评，甚至只有一种情绪性地谩骂。相反，西方世界对殖民地人民的残酷统治、对反抗者的血腥屠杀，则被掩盖和美化。一部血淋淋的西方殖民史，被描绘为是一部“光辉灿烂、可歌可泣”的文明推广史。

回首过去，持续几十年的冷战一定程度上就是一场文化战和心理战，是一场在灵魂和大脑中的战争。俄罗斯学者西奇金和谢列平在他们的著作《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中曾这样写到：“这场延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其实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新型战争，其矛头是针对公众的思想意识。进攻一方借助媒体施加了强大的信息心理影响，最终控制和操纵了公众意识，并使整个社会意识屈从于攻势。于是，信息心理战在内外力量的协同配合之下，使人们接受了现实的假象，生活在幻想世界，从而采取了大规模自我毁灭行动。”

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的红旗缓缓落下，那个红色巨人轰然倒下。西方世界的飞机和坦克始终未能侵入苏联的国土，而他们的思想和文化却侵入了苏联人的灵魂和大脑。强壮有力的红色巨人没有败在有硝烟的战场上，却败在了没有硝烟的战场。战争不只是打打杀杀，无声的战场往往更致命。

在当今社会，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核威慑的存在，让大国可以和平相处，彼此之间直接爆发热战的可能性已经很低了。但是还是那句话，战争与和平并不是一对反义词。和平的环境下，战争依然无时无刻的存在着。只不过，是一种无声的，没有硝烟的战争。是一场在灵魂和大脑中的文化战争，是一种战争的终极形态。输了这场战争，同样会亡国灭种，而且在你毫无感知的情况下，亡国灭种就已经实现了。

本期的主要内容就到这里，如果您对本期话题有自己的看法，欢迎您将观点留在评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