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那些疫情频发的年代，也有一位疫病“吹哨人”，他叫吴有性。打开他结合行医案例写成、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面世的《温疫论》，一种可贵的独立意识和科学精神，穿越历史长河，扑面而来。
“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传有九，此治疫紧要关节。奈何自古迄今，从未有发明者。”吴有性裹挟着他的独特见解，浩浩荡荡奔涌而下。
从苏州一些地方志和《温疫论》中得知，吴有性曾目睹崇祯十四、十五年连续两年大灾之后又大疫。通过亲身实践，吴有性对古医书及当时临疫“心疑胆怯”的医风提出质疑和批评。他不惧疫毒，主张“已知吉少凶多，临证更须审决”，治疗患者积极果断。在长期临证实践中，他观察到伤寒与温病的区别，突破性地提出“戾气”致疫病学说，并指出瘟疫之邪由口鼻而入，使温病从伤寒体系中分离出来，成为温病病因学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吴有性提出了“邪伏膜原说”和“疫邪九传说”理论，对瘟疫的病因、发病、传变、治疗等均有创造性见解：“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他揭示了疫邪入侵的部位和传变特点：“温疫初起，先憎寒而后发热，日后但热而无憎寒也。初得之二三日，其脉不浮不沉而数，昼夜发热，日晡益甚，头疼身痛。”他指出：“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当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疫病的流行和散发是由于“空气传染”和“接触传染”。据此，吴有性推论：“万物各有宜忌，宜者益而忌者损，损者制也，故万物各有所制。”这种概念比1762年奥地利柏仑息氏的“新发现”早了120年。
针对疫情症状，吴有性采取了科学的“疏利膜原”“分消表里”治法，并发明了“达原饮”“三消饮”等方剂，深刻剖析了温病与伤寒的相同点与区别。
历代医家针对人体阴阳偏颇，气血亏虚，津液不化，机枢不利，创制很多名方，补其不足，和其不和，燮理阴阳，调和气血，固护正气，增强御邪能力。如《丹溪心法》“玉屏风散”（黄芪、白术、防风）益气固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四君子汤”（人参、茯苓、白术、甘草）益气健脾，《内外伤解惑论》“当归补血汤”（黄芪、当归）补气生血，“生脉饮”（人参、麦冬、五味子）益气生津，《博爱心鉴》“保元汤”（黄芪、人参、肉桂、甘草、生姜）补气温阳，《脾胃论》“补中益气汤”（黄芪、人参、当归、白术、陈皮、升麻、柴胡、甘草）补中益气，《永类铃方》“补肺汤”（人参、黄芪、熟地、五味子、紫菀、桑白皮）补肺益气，《重楼玉钥》“养阴清肺汤”（玄参、麦冬、生地、贝母、丹皮、炒白芍、薄荷、甘草）养阴清肺，《医宗金鉴》“圣愈汤”（熟地、白芍、川芎、当归、人参、黄芪）养血益气，《伤寒论》“五苓散”（猪苓、泽泻、白术、茯苓、桂枝）化气行水，小柴胡汤（柴胡、黄芩、人参、半夏、甘草、生姜、大枣）疏补调和。
固护正气的名方，应悟透其中奥义，观其证脉，随证用之，以和阴阳调气血，才能增强抗病能力。更要注重养生之道，《黄帝内经》：“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天人合一，道法自然，顺应四时阴阳，“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劳作”，以养正气，宁神志，培化源，固根本。使“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医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指出强身健体，扶正御邪的要旨：“不令邪风干杵经络”“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然而病毒在自然界与人类共存，而且病毒不断滋生衍变，只有强身固本，扶正御邪，才是人类以不变应病毒万变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