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活在洪武时代》一书「答友人问」

最近应邀就《活在洪武时代》这本书写的一个小问答。

问题一：朱元璋在洪武十八年之后密集出台四编大诰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偏偏是在这个时间点出台？是不是因为郭桓案冤杀的人太多，他希望通过大诰进行强行辩解？

答：这个问题，朱元璋自己有一段解释。那是洪武三十年的时候，《大明律诰》编成颁布，朱元璋在午门召集群臣发表了一次讲话。里面提到了为什么要颁布《大诰》。朱元璋说：朕效仿上古之治，用礼来引导百姓，用律来惩罚顽民，“行之既久，犯者犹众，故作《大诰》以示民，使知趋吉避凶之道。”他觉得明帝国有很多百姓不合格，用礼教和律法已经不管用了，只能用更严厉的《大诰》来治理他们。

我觉得，朱元璋的这段解释，可以视为他颁布《大诰》的根本原因，也就是他始终认为明帝国的百姓不行，觉悟和认知不够。还有一个直接原因他没有说，就是为了消除“郭桓案”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具体来说，主要是消除明帝国百姓对朱元璋个人的负面评价。有很多迹象在提示这一点。比如《御制大诰初编》的颁布时间是洪武十八年的十一月，郭桓案则爆发于同年春。比如《初编》里有接近半数的内容与郭桓案有关。当然，最直接的证据是朱元璋自己在《初编》的第二十六条里忍不住跳了出来，有一番自我辩解。当时，郭桓案已经造成了“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的恐怖局面，民间怨愤很大。朱元璋接收到了这种怨愤，所以强行在《大诰》里辩解说，朝廷之所以“玉石不分”惩罚了很多人，是因为这些人没有站出来阻止坏人作恶，他们不是君子，而是小人。这样的小人，和那些贪官污吏没有区别。

总的来说，《御制大诰初编》里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宣传三件事情：第一，朝廷掀起郭桓案没有问题。第二，朝廷处理郭桓案时“玉石不分”也没有问题。第三，百姓和官吏的觉悟不够，许多百姓不懂得报答君恩，许多参与处理郭桓案的官吏不遵从皇帝指示，在追赃时“妄指平民”。总之，所有错误都是别人的。这是朱元璋颁布《大诰初编》的隐秘心思之一。

问题二：前人在评价朱元璋时，都会提到他文化程度不高，这是否阻碍了他对某些复杂的社会运行系统的理解？比如从空印案、以及他制定的胥吏配备标准来看，好像他对基层官僚制度的运作程序并不十分了解。

答：这可能是原因之一。朱元璋出身贫寒，早年没机会通过书本来间接理解体系的复杂运作。后来做了军队将领，成了一方之雄，聘请了很多知名儒士来讲授经史，还设置了礼贤馆作为咨询机构，但也还是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打天下”上，求取的主要是这方面的知识。至于“治天下”需要的常识，尤其是关于体系运作方面的常识，他确实了解不多。

但是呢，话又要说回来，皇帝也不是非得了解这类常识。儒家传统里的皇子教育更注重治国之“道”，一般也不教这类操作层面的细节。《论语》里说“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就是这个意思。皇帝不需要拥有具体的办事能力，具体的事情自有相应的主管官员负责。皇帝的主要职责是让国家的治理不偏离“道”。儒家传统，从来都是期望皇帝做一个“有道之君”，而不是期望皇帝做一个“有术之君”。也就是说，朱元璋其实不需要懂衙门为何要盖空印，也不需要知晓衙门该配置多少胥吏才够用。这些事，都有专门的机构和官员去负责搞定。

遗憾的是，或许是因为“打天下”的过程积攒了太多自信，朱元璋在“治天下”时也经常觉得自己圣明烛照。据说他曾对侍臣说过这样一段话：“朕本田家子，未尝从师指授，然读书成文，释然开悟，岂非天生圣天子耶？”正是这种“天生圣天子”式的自信，让他自以为能够洞悉政治运作的角角落落，让他自以为可以将权力的触角不断伸向体系里种种具体而微的运作。空印案就是这么搞出来的，荒唐的胥吏配备标准也是这么搞出来的。作为皇帝，朱元璋无意体察治国之“道”，却在治国之“术”上自命雄才反复发作。

问题三：郭桓案的扩大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灾难，朱元璋为什么要放任这个案件蔓延，以致牵连这么多无辜百姓？您认为他内心的真正动机是什么？

答：我觉得他主要有两个动机。

第一个，他不愿承认自己的认知有问题。他必须坚持认定郭桓伙同地方官员贪墨了朝廷的巨额税粮，巨额到贪墨数量相当于明帝国一年的夏税秋粮，这才导致朝廷的入仓税粮不足。实际上，却是洪武时代的高剥削政策，导致很多地方政府无法按时足量完成征粮任务，这才是户部的入仓税粮有很大缺额的主因。朱元璋知道这一点，他一面减免苏州官田的税粮以维系政治人设，一面换酷吏去苏州做地方官以确保掘地三尺，足以证明他知道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但知道是一回事，承认又是另一回事。既然不愿承认真正的根源，朱元璋就只能将郭桓案扩大化处理。

第二个动机，是朱元璋有一种仇视富户的心理，希望借郭桓案来打击那些家资比较雄厚的富户，他在全国发起追赃运动，大规模拷问行贿脉络，很多人受不了酷刑就胡乱攀咬，然后按照这些拷问出来的行贿脉络，自中央户部一级一级往下追，最后必然会追到粮长这个层级。而洪武时代的粮长，恰都是摊派给地方富户来担任的。

问题四：明代中后期朱氏宗室的供养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洪武时期宗室的体量还不是很大，但赋税却如此之重，那么洪武时期主要用钱的地方在哪里呢？

答：我觉得主要有三大块。第一块是军费开支。洪武时代战事不断。朱元璋称帝后，明军与元军仍作战多年，洪武五年平定甘肃后才大体控制住了北方，洪武十四年平定云南后大体控制住了南方。直到洪武二十年，还有二十万大军出征辽东之事。

第二块是营建中都和南京城。洪武二年，天下未定之际，朱元璋就开始在凤阳老家营建规模空前的中都城。持续六年之后，这项巨型工程以烂尾告终。这项巨型工程耗费了多少民脂民膏，缺乏详尽的资料记载。可以知道的，至少有九万工匠、七万军人、约二十万移民和数万罪犯在工地上劳作。如果再加上凤阳府当地的民夫，可以说约有百万之众在参与这项工程。此外，因为大量的城砖需要由外省烧制，大量的木料需要从外省砍伐，实际动用的人力物力应该远不止百万。毕竟，一根巨木从四川运到凤阳，就需要耗费上万个人工。中都城的设计规模也远远大于后来的北京城。朱棣营建北京城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已经闹得天下百姓苦不堪言，中都城营建了六年都没完工，可见其规模之宏大。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参与建设的工匠们不堪折磨，做出了用厌镇之法诅咒朱元璋和明帝国的事情。后来放弃中都建设南京城，虽然工程规模极大地缩小了，但耗费也不轻。

第三块是藩王的待遇。为了拱卫朱氏皇权，朱元璋将二十多个子侄分封到各地做藩王。有藩王就要有王府，朱元璋在洪武三年下诏让各地给藩王们修府邸，这些府邸大多规模宏大富丽堂皇，像蜀王府的修筑指示就是“非壮丽无以示威”，整座王府大约占到了当时成都城面积的五分之一。其他王府大体也是如此，很多王府的修筑时间长达四五年。这实际上相当于修筑了一批小中都。此外，朱元璋制定的亲王禄米标准是每年一万石，明代的一石大米大概相当于今天的160斤，这些藩王每人每年可以领到160万斤大米。此外，他们的婚礼、丧事、仪仗、王府官员，也都由朝廷提供经费。相比之下，洪武时代的官僚俸禄就不值一提了。有些京官罢职回乡，已沦落到要卖女儿筹路费的地步。

总而言之，就是洪武二十五年太学生周敬心冒死上奏时批评朱元璋的那八个字，“征伐不休，营造无极”。

问题五：很多洪武时期的政策、案件判罚都呈现出互相矛盾的特征，如郭桓案之中的刘汝霖案、王复春案的前后反复、打压胥吏和依靠胥吏之间的矛盾，这种互相矛盾也造成了普通人的无所适从。造成这种政策的前后矛盾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否是朱元璋在利用这一点以造成恐怖氛围？

答：我觉得，这种前后反复与自相矛盾，与两个因素有关。第一，朱元璋虽然一再公开宣称要用制度来治理国家，颁布《大诰》的时候说要以《大诰》为制度，颁布《大明律》的时候说要以《大明律》为制度。但实际上他本人对制度是没有丝毫敬畏之心的。白纸黑字的律法与规则，别人丝毫不能违犯，他自己却可以随意变更。《大诰》里的反复与矛盾，往往源于朱元璋的临时起意，取决于他裁决案件那一刻的认知和情绪。第二，朱元璋是一个从不承认错误的人。即便他觉得自己搞错了也不会改弦更张，那些反复与矛盾自然也就无法被化解，只能继续存在。比如他先是公开赐酒表彰镇江府的韦栋等人是模仿百姓，后来又将韦栋等人打成把持官府的恶人全部处死。在这场前后反复里，朱元璋将锅甩给了镇江的普通百姓，他在《御制大诰三编》里责备这些百姓，说他们犯了“坐视容纵韦栋等一十八名上惑朕听”之罪，所以要将他们全部抓去劳动改造，去做能够将人活活累死的搬石头砌城墙的苦力活。这样搞的结果，自然是极大地加深了洪武时代的恐怖程度。我相信这也是朱元璋的目的之一，以恐惧治国是他的信条。

问题六：中国大规模的、系统性的海禁政策也开始于洪武时期，尽管有早期倭乱的原因，但海禁是不是也和知丁法、路引法一样，是一种彻底消灭社会活力的企图？

答：我认为确实如此。洪武时代的海禁政策，直接原因是防范张士诚、方国珍这些元末群雄在海上的余部和倭寇。根本原因则是为了消灭社会活力，消灭民间的组织能力。元末之时，江南沿海地区有很多大海商。洪武时代则反其道而行之，禁止百姓带货物出海贩卖，禁止百姓修造三桅以上的大船，轻者杖责，重者全家处斩。这直接导致有组织能力的海商群体集体消亡，江南沿海地区重新回到了原子化的农耕状态。

问题七：洪武时期叛乱之频繁，是历代王朝开国时期所罕见的，这和朱元璋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相去甚远。他为什么要追求那种纯洁、没有杂质、人人各安其命的社会？除了从统治术上进行分析，能不能从他的个人经历、见识上找到部分原因？

答：朱元璋造反起家，他很清楚元朝是怎么被推翻的，也很清楚元末各路民军是如何组织到一起的。他自己是一个游民，在元末可以自由出行四方联络，后来成了反元军队的大头目。他得了天下之后自然要吸取这些教训，于是，皇帝朱元璋不断启动消灭游民朱元璋的运动，皇帝朱元璋也出台了知丁法和路引制度，要将游民朱元璋困死在本乡本里，将他们的社会活动能量彻底掐灭。他的统治术，与他个人的经历、见识，其实是互为表里的。

问题八：尽管“秦制两千年”这样的说法，古今很多学者都已经提过，但您是比较明确地使用“秦制王朝”、“秦制帝国”这种概念的人，并将其作为贯穿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要脉络，您选择这一叙事脉络的理由是什么？

答：首先是我不喜欢造新词。名词和概念是为历史叙述服务的，不能反过来让历史叙述为名词和概念服务。如无必要不造新词，尽可能使用已广为人知、不存在理解误差的概念，我觉得对读者会比较友好。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觉得“秦制”这个古已有之的词足够到位也足够通俗。自太史公在《史记》中苦心孤诣将秦帝国不仁不义的统治模式钉上了耻辱柱，对秦制的批判，就成了君主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坚守的一条底线。在这种情况下，实无必要使用其他新词。

问题九：和历史上其它秦制帝国相比，洪武时代的明朝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明孝陵中有康熙的题字碑“治隆唐宋”，要如何理解康熙的这句话？是否意味着在秦制帝国的的道路上，洪武时代比唐宋走得更远？

答：我觉得最大的特点是更粗鄙、更暴烈。洪武时代朱元璋所施展的统治术，在明朝之前的其他秦制王朝里，也都常见。洪武时代的不同之处是这些统治术在实施时流于简单粗暴，中间没有缓冲，朱元璋追求的是皇权一竿子插到底，直接与底层百姓对接。其最有效的对接手段就是发起全民举报运动，将所有人都纳入到一种战战兢兢、朝不保夕的环境之中，赤裸裸地剥夺了所有人的安全感。

更粗鄙、更暴烈，是不是可以视为在秦制之路上走得更远？我觉得未必。洪武时代的政治，其实更像是一种返祖，返祖到了《商君书》的程度。比如《商君书》致力于营造一种人人皆有可能被邻居举报的社会氛围。这种搞法能有效控制百姓，但很不体面，吃相难看，并不是所有皇帝都愿意用，而朱元璋用了，且大用特用。再比如朱元璋致力于消灭民间的一切消极自由，读书人连隐士都不能做，这也是突破底线的返祖行为。《史记》和《汉书》是赞美隐士的，《后汉书》里还专门开列了《逸民传》。可是，到了朱元璋这里，这些东西全被打碎了，读书人选择做隐士、做逸民不再是美德，反被他定性成了罪大恶极的行为。

至于康熙皇帝去拜谒明孝陵，还题字立碑“治隆唐宋”，我觉得与其说是客观评价，不如理解为一种政治作秀。这种作秀，一是为了收服人心，康熙当日以高规格去明孝陵致祭，很多围观者被感动流了眼泪。二是为了配合其独特的宣传策略。康熙有一篇《过金陵论》，里面大赞特赞朱元璋，说他“以布衣起淮泗之间”成就大业，是很伟大的人物。可接着又说，现如今，金陵的城池街巷依旧，明帝国的宫阙却已全然无存。究其原因，自然是朱元璋的后代不争气，自万历时代之后就陷入了宦官与朋党互相争斗的泥潭，最后人心涣散，北京城沦陷在了李自成的乌合之众手里，让朱元璋艰难缔造的基业变成了一片废墟。可见他对朱元璋的赞誉，是为了引出对明帝国自灭其国的批判。总之，康熙的“治隆唐宋”这四个字里，有作秀，有宣传，有雄主与雄主之间的惺惺相惜，但肯定没有对洪武时代底层民众的同情。

问题十：历史学家会将这一时期的明朝称为“洪武体制”，在朱元璋去世之后，“洪武体制”是如何被继承和扬弃的？

答：“洪武体制”的内容庞杂。朱元璋自己给后代留有《皇明祖训》，明朝中后期朝堂上也经常拿“洪武祖制”说事。其实，只要是朱元璋做过的事情，皆可在后世被称作“洪武祖制”。对于这些祖制，明代的皇帝们一般是选择性继承，有利于我者继续搞，不利于我者装看不见。比如《皇明祖训》里说，为了保证皇权的独断地位，“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中谁敢建议设丞相，就将他凌迟，全家处死。朱明政权的帝王们觉得这项规定很有用，便都谨遵祖训。同样是《皇明祖训》，朱元璋不许后世子孙再像自己那样搞法外之刑，要求“以后子孙做皇帝时，止守《律》与《大诰》”。但后世子孙其实很快就把《大诰》给束之高阁了。因为按《大诰》来治国，对皇帝来说不轻松，对群臣来说也很可怕。久而久之，《大诰》虽然仍被供奉在很高的位置，但现实生活中已没有人按《大诰》的指示过日子了。

此外，有些很残暴的祖制，因不损害皇帝与群臣的利益，要想改变，就只能依赖奇迹了。比如朱元璋去世时以活人殉葬，至少殉了三十余名宫妃。这种残忍的制度被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等人忠实继承，朱明政权的藩王们也都有样学样。最后是靠着明英宗在临终前夕良心发现，才宣布废除。

问题十一：在历史课本的描述里，元末是一个水深火热的乱世，而朱元璋的统治至少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农业生产。如果让你作为一个平民来选择，你会选择活在元末的乱世还是洪武时代？

答：这是一道很艰难的选择题。元代的江南确实有过前所未有的繁荣，用元朝官员在1309年的奏章里的话说，就是“江南平垂四十年，其民止输地税、商税，余皆无与。”许多明朝的江南人也很怀念元代的美好时光，像吴履震觉得那时候“法网疏阔，征税极微”，于慎行觉得那时候“政令踈阔，赋税宽简，他无征发”。但元末乱世毕竟不同于承平时代。作为平民，我愿意生活在元代承平时代的江南。如果穿越到元末乱世或者洪武时代，我觉得自己大概率活不下来。

问题十二：后人在追述历史上的“盛世”的时候，总是会带一个美好的滤镜，比如我们现在对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集体记忆。明代中后期是否也存在这种对洪武时代的类似滤镜？作为普通的历史读者，要如何破除这样的滤镜？

答：滤镜肯定是有的。比如明末有一位知识分子叫做张大同，他对朱元璋和明初开国史的了解，主要来自经过了细致过滤的官方话语。所以当他得到明朝开国老兵俞本撰写的《纪事录》时，就拒不接受里面那个不一样的朱元璋，也不接受里面那个不一样的洪武时代。俞本是大时代的亲历者，烧杀抢掠之事见得多了，很多事见怪不怪。比如他记录朱元璋夺部下之妻，笔调中没有愤怒情绪，文字平静得有点接近麻木不仁，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张大同常年带着滤镜看朱元璋和洪武时代的历史，便坚决不愿接受这种事实。他在俞本的文字后面加了一段批注，说本朝太祖皇帝是商汤周武之后的第一号人物，俞本记载的夺人之妻即便为真，“何足为圣德累”，算不了什么，影响不了朱元璋的历史形象。

张大同拥有珍贵的历史资料，却走不出滤镜，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被灌输了一种与帝王共情的思维模式。他念念不忘的，是朱元璋作为帝王的功业有多伟大，却很少关注朱元璋治下底层百姓的苦乐悲欢。与帝王共情的最终结局，一定是对帝王的崇拜，张大同也不例外。所以，他读俞本的《纪事录》，见到俞本说朱元璋被“天师”的言辞迷惑干了错事，就很受不了，写了一段批注，说太祖皇帝“神明天授”，做任何事情都必有他的道理，俞本说太祖皇帝被人迷惑，那是“小儿之见”，俞本这种人根本没能力窥见一代圣主的政治智慧的万分之一。俞本曾是朱元璋警卫部队的一员，一度属于“朕跟前小厮”，见过活生生的朱元璋如何吃喝拉撒，朱元璋在他眼里缺乏神圣性。张大同则不同，他的滤镜戴得太久，久到已经摘不下来了。我觉得普通读史者要想摆脱滤镜，一定要以张大同为历史教训，要抛弃掉与帝王将相共情的思维模式，回归对普通人的关怀。

问题十三：您在后记中说，您的女儿经常问您朱元璋是怎样的人，她为什么会对朱元璋产生兴趣呢？写这本书之前和写完之后，您的答案是否有不一样？如果请您用几句话来概括朱元璋是怎样的人，您会怎样概括？

答：其实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对朱元璋感兴趣，可能与小孩子看书很杂有关，这类书里有大量的帝王故事。我给她的答案一直都是：“这得看你是谁。如果你是洪武时代的官吏，你不会喜欢朱元璋。如果你是洪武时代的富户，你不会喜欢朱元璋。如果你是洪武时代的读书人，你不会喜欢朱元璋。如果你是洪武时代的军户，你也不会喜欢朱元璋。甚至于，如果你是洪武时代最最普通的底层百姓乃至僧道之流，你也不会喜欢朱元璋。喜欢朱元璋的，只有朱元璋自己。”这是我对朱元璋历史形象的一点粗糙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