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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者，兵之用也。在冷兵器时代，由于武器主要是刀枪剑戟，而铸城技术不够发达。农耕兴旺之地有以原野居多。由战马和擅长骑射的士兵组成的弓骑是农耕民族政权长时期的噩梦。骑兵中最为耀眼的除了弓骑外，则是全身包裹在铁甲内的具状铁骑。在宋时期，辽国铁林军，北金的铁浮屠，西夏的铁鹞子，都是宋的噩梦。在唐时期，马政不仅是唐国力兴衰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唐盛世和唐衰落的一个重要表现。 首先，在奉中原农耕文明为正朔的王朝中，其本身的生产条件和战斗条件是高度相离的。在冷兵器时代，不管是关中，山东华北平原，江南的江东和江汉平原。如果和蒙古高原，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即西域），三河平原（即今东三省）相比，既不出产优质战马，也不出产综合战力强大的战士。但出产更多的粮食，绢帛，丝绸，铁，金，银等财货。且几乎在整个华夏史中，拥有更多的人口。也铸造了更多的城池，关隘。江南还拥有较为优越的渔盐之利。在这里要指出，奉中原农耕文明为正朔，并不排除那些血统上拥有匈奴，鲜卑，铁勒，突厥，柔然等游牧民族的王朝。只看其行政体制，辖内以农民为主还是以牧民为主。 所以在整个华夏史中，农耕政权在对游牧政权的大部分战争中都是处于劣势状态，几乎都是处于吃亏状态。根据蒋百里先生的理论：生产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想离者弱，相反者亡。草原牧民政权，徙水草而居，其民性急习攻伐。其生产方式主要以放牧为主，故骑术高超，其民众多在4岁便开始骑小马，射小弓。而游牧所需是草场，草场不像农庄，农田那般容易划清界限，故草场争夺常有火并，而其对牲畜的保护，也需牧民与草原狼的生物斗争，更有食物不足时须狩猎。故草原政权容易出产骁勇善战的战士，且草原战士一般比农耕地区出产的战士具备更强的求战欲望，因为，草原不习屯粮储粮，修城池等聚集财富之法。故其向农耕政权的侵略更是有着掠取财富的内在驱动力。而农耕民族则更多是被动防守，故财富多的门阀贵族，土地豪强会拼命死守，而无甚财富的隶农，平民作战意志则较弱，甚至多有逃窜之欲望。其二，农耕地区的农民平时多是习耕桑，畜牧猪牛羊。对于如何使用刀枪剑戟相对陌生，而对于骑马射箭，更是难以短时间内习会。且其技艺之精熟程度和游牧骑兵相比要弗如远甚。这是指一般的临时召集军队，但就算是农耕政权长期维系的常备军，如唐朝时期的方镇兵，擴骑等，在作战技艺上或许能够与之相比。但其军饷维系费用和官爵授予，却总是一个入不敷出的生意。唐廷对这份盛世强大的维系总有一日还是会维系不下去。因为唐廷战胜游牧政权如突厥、薛延陀。以及后来长期对峙的吐蕃、回鹘。草原政权灭掉一个，又会再出现一个。因此农耕政权与其对峙的不利，总是在一个王朝的中后期开始显现，且无回天之力，正如人类的生老病死一般。 以现有中国所属的版图内所出现过的农耕政权和游牧政权所使用的马匹的马种主要是蒙古高原上所产的蒙古马，其中阴山马最为著名。这种马的体高很难超过140cm，但是四肢坚实，生存能力极强，入冬之后还可以自行踢开雪寻草。且瘦弱后只需要得到草料，就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增膘。是蒙古高原上的游牧骑兵视千里奔袭如家常便饭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这种战马自然也有其缺点，不够高大的身材，以及不够大的体格很难成为具状甲骑。正面骑兵对冲，或是骑兵冲击盾阵还是一大短板。第二便是西域所产，大宛马，以及通过胡商所带来的阿拉伯马，大宛马最早在我国史书上出现是汉武帝派李广利率领贰师出击西域所获得，其中最高者高达180cm以上，武帝谓之为龙马。它也有汗血宝马，天马等众多美誉。但其并不适合作为战马，因为其一大宛马四肢纤细，速度虽快，但是也难以承受过重的铠甲。其二，大宛马的食料昂贵，汉武帝为了培育其马种，特地引进了西域的苜蓿。李广利引进其马时便因为，中途粮草不济和水土不服，3000匹良马只剩1000余匹。汉武帝引进其马也只让其作为种马改进中原马种，其设山丹马场，所培育出的战马不少在140cm以上。且可以承担具状铠甲。霍去病因此马之利，以2000骑兵大破匈奴七万人马，获取了三征匈奴的完胜，封狼居胥，成就一世功名。其三，便是我国三河流域所产的三河马，其马种四肢强劲，体格高大，多在140cm到150cm，故占据此地的契丹，女真先后以此而雄霸一时。唐中时期，安禄山叛乱，积蓄实力之时曾经收降安顺思部，畜马数万匹，其战马强劲者，应以山丹马和三河马为主。 唐朝是否始亡于安史之乱，今日暂且不论，但唐朝开始衰落于安史之乱确实有太多证据可以证明的公理。其一，安史之乱使唐朝可以征税征兵的户口大减，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减少在一半以上，这是财货甲兵之硬实力衰弱。其二，唐廷为平定安史之乱，先后两次请求回鹘发兵援救，此举不仅使得回鹘收获到大量的财货。并且还让其获得了同唐朝的市马条约，此条约中规定的回鹘以马换取唐廷绢帛在执行中，回鹘经常以劣马，瘦马索取高价，进一步加剧唐廷的财政困难。且回鹘在此过程中对唐多倨傲之姿，曾多次要求非法。甚至要当时为太子长子的德宗李适下跪跳舞。可见，太宗，高宗，玄宗时期痛击突厥，薛延陀所获的天可汗之尊位也已流失。唐廷的软实力也已下降，很难再度实现隋朝初长孙晟，唐贞观李世民对其实行的离强合弱的国策，以隋末时，梁师都和刘武周就曾接受狼头旗。其三，在安史之乱中，因唐廷平乱，大量调入河西朔方军平乱，河西守军空虚，河湟之地渐为吐蕃尽占。兰州、甘州、肃州、凉州等多处水草丰茂的马场丧失，包括上述的山丹马场，在太宗时曾产马七万匹。唐廷接连丧失重要的，可以连接西域，控制河西走廊的战略要地以及直接影响军事实力的马场是其后世百余年，不可复振，只能内掣肘于藩镇，外受制于夷狄的重要原因和军事主因。而另一处较为主要的战马供应地，即后来居上的契丹，女真族所控制的三河马则是受河朔叛将余孽，河北三镇的阻隔影响，以及唐廷本身的地位下降。宝马，战马亦难得之。在唐廷后来将马场内置，如沙苑等地。虽然可以继续供应战马，但是第一，会发生农牧争地的局面，第二战马喜温良，水土不服等原因都一定程度的导致了战马质量和数量的下降。以至于后面的五代十国和宋王朝中，农耕政权和游牧政权的对峙中几乎完全处于下风，只能被动防守，再不能现盛唐之局面。 附带对骑兵的探讨 在华夏战史中，如果聚焦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我们会发现，主要的，起着关键作用的兵种依然是骑兵。其中以弓骑兵和具状骑兵最为耀眼。这两种兵种都带有着数之不清局限性，因此难以在奉中原农耕文明为正朔的农耕政权中大量出现。甚至在小型政权中存在“断货”的可能性。 弓骑兵的局限自然是其生产条件所导致，一个农民如果想成为弓骑兵，没有三年到五年的脱产正规训练是很难办到的。一般中原政权三月训兵所能练出来的只是冷兵器原野战场上最为廉价的轻装步兵，即不被甲或被布甲皮甲的，只带一柄数斤重的铁刀，以及有或无的木盾牌。纵然能仓促间聚众十万，也会很容易被满万的辫子军打的全军覆没。或者被不满万，数千人的弓骑兵骚扰的疲惫不堪，然后全军覆没。而草原政权，却可以力能弯弓之士，尽为甲骑。而就算少量招募牧民，成立骑兵军团。也有着诸多弊端，其一便是人数问题。不堪草原霸主压榨，肯举家或举部落而投靠的终究是少数，而且投靠的部落若本身拥兵过万，对于中原政权本身来说，接受其归附就是一个挑战。五胡乱华便是最好的例子。而进入中原地区的游牧政权一旦改变了自身原有的生产方式，其弓骑兵和军队战斗力也会迅速下降。首先便是求战欲望的下降，因为拥有了足够的粮草财货。却能居安思危的人终究为少数。如孝文帝汉化改革，不仅移植了门阀制度，缓和胡汉矛盾，巩固了统治。同时也埋下了六镇起义的隐患。一汉化鲜卑贵族迅速腐化，前往洛阳的鲜卑军队战斗力迅速下降。而留在六镇的鲜卑豪强，在保存其弓骑兵战力的同时，还没有得到该得到的财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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