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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秋的一天，湖北老河口平民工厂院的国民党第五战区政治部收到了一封信，尽管信的封面并未署名，但是在写信的人在其中还是详细的交代了自己的身份：
 图|李宗仁 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政治部主任的韦永成接到信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相信，国民党军内部派系众多，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又是李宗仁，蒋介石为了监视他们这些非嫡系，派出了大量的特务，而据韦永成所知，鄂光旅社就是一个军统的据点，而那里的经理就是军统在老河口的工作组组长。 韦永成考虑再三，秘密吩咐手下与项乃光碰面，至少也要把此人从鄂光旅社接出来，安排一个秘密地方，等接触得差不多了，确认无误后，他在前去。 根据后来调查的情况，韦永成发现，此事确实不是军统在捣鬼，项乃光实有其人，他明面上的身份是国民党军第三十三集团军第77军179师中校参谋主任，在与第五战区政治部接触之前，他在鄂光旅社已经住了7天。 项乃光在还没有与韦永成等国民党军第五战区高级将领接触，便展纸淹没，昼夜不停地把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全都交代了出去，虽然项乃光表面上的身份似乎无足轻重，但他真实身份，却让韦永成大吃一惊。
项乃光的叛变，对我党的地下工作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破坏，尽管中原局事先已经做好了准备，但首当其中的鄂西北仍然遭到了很严重的破坏。  图|陈离 因受项乃光的影响，当时正与中共地下党组织积极联络的川军第45军副军长兼127师师长的陈离所部中共地下党员不得不全部离开，据陈离后来谈到他曾看到过项乃光的供词：
由此可见，项乃光叛变后，基本上将他所知道的事情，全部都交代给了敌人，可以说是知无不言。 “小项叛变”项乃光1915年出生于辽宁开原，早年也确实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九一八事变后，项乃光在北平读东北大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受党组织委派，在国民党军从事联络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共北平南区区委书记、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 抗战爆发后，项乃光调中共中原局工作，专门负责对第五战区国民党军部队的联络工作。 在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为了协调各个地方军阀部队参加抗战，特别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其中国民党军第五战区负责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地区作战，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而项乃光专门负责对第五战区国民党军部队的联络，职务权力不可谓不大。  图|抗战初期，国民革命军战区划分 事实上就在项乃光叛变后，李宗仁曾一度疑惑，项乃光为什么要叛离中共？ 据李宗仁的秘书尹冰彦回忆，当时他曾问过项乃光：
项乃光回答道：
这样的回答，似乎也解释了项乃光叛变的原因，但从搜集的资料可以得知，这个故事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据原负责李宗仁情报特工系统的负责人庞盛文多年后撰写的《老河口文史资料·第24辑·沦陷史料专辑》，曾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庞盛文当年奉韦永成的命令，与项乃光接触，为了保证绝对安全，庞盛文将项乃光转移到了老河口武昌馆后院居住，当时两人分别住在对门的两处房间，项乃光先是在房间里睡了一觉，大概睡了差不多有两个小时，突然爬起来就痛哭，庞盛文好奇的问，项乃光这才回答道：
 根据项乃光这句话来看，大概意思是，他在延安有一个貌美的未婚妻，也是一个党员，两人感情很好，但后来在上级将他的未婚妻调离后，项乃光一度失落，曾恳请将未婚妻调回，结果未获允准，项乃光认为自己长期与未婚妻，感情上一定会出现问题，心怀不满之下，最终选择叛变投敌。 可真正的原因确实是这样吗？其实不然 项乃光叛变后加入军统，因缘际会之下，在重庆还与李宗仁见了一面，那时项乃光对李宗仁十分感激，他对现在高官厚禄的生活很满意，实际上也可以看出，项乃光的叛变，既不是他所谓的“为了追寻自幼”，也不是什么“未婚妻被强占”，纯粹是因为他本身就贪图享受，忍受不了党组织纪律的束缚，最终堕落叛变的。 1939年，项乃光决定叛变时，是因为他当时身上带了一笔巨款，这笔款项是时任国民党军77军179师师长何基沣秘密给新四军李先念的军饷，他想把这笔钱据为己有，却担心东窗事发，考虑再三后，他决定叛变。 当时鄂西北区委友军工作部部长刘放与项乃光一路随行，在老河口的一家旅馆住下后，项乃光立刻借口有事出门去了，刘放等了一晚上，也不见项乃光回来，察觉有些不妙的他立即离开这家旅馆，跑到对边监视动向。 可监视了一整天，对面旅馆一点动静也没有，刘放考虑再三，最终决定独自返回鄂西北区委汇报情况，尽管当时尚未绝对证据表明项乃光已经叛变，但鄂西北区党委还是立即决定迅速转移，事实上也正是因为这道命令，鄂西北区党委虽然遭到了一定程度损失，但仍然保存下来许多精干力量。 除鄂西北区党委组织遭到损失外，损失最严重的，还是地下党组织在国民党内部苦心经营多年的联络渠道。  图|解方（建国后被授予少将军衔） 项乃光曾长期在东北军活动过，直至他叛变，他所熟知的东北军中许多联络后来都被中断，包括在东北军中任职的解方（后来曾任志愿军参谋长）等大批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被迫撤离。 之前我们提到的川军45军副军长、127师师长陈离，因长期支持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被项乃光告发后，所部中共党员不得不紧急撤离，陈离本人也被解职。 孙连仲部所统帅的国民党军第二集团军中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因项乃光的出卖，于1940年被破坏殆尽，原在该部担任团长的杜新民等中共党员被扣押。 受牵连最严重的，当属时任77军179师师长的何基沣，他本身就是中共秘密党员，要知道项乃光叛变时，身上还揣着他托项乃光转交给新四军的军费，结果与陈离一样被解除军职，到重庆后又被变相软禁了一年多，经中共地下党组织从中斡旋，蒋介石迫于全国压力，在不得不释放这位抗日名将，一直到淮海战役期间，何基沣、张克侠率部起义，这才回归到党组织怀抱。 甘为鹰犬凭借着项乃光，李宗仁基本上掌握了第五战区所有潜伏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可对于这样的叛徒，李宗仁实际上也是看不上的。 庞盛文后来还在回忆中，详细地记录了项乃光被捕后写交代材料，发展到最后甚至开始胡乱攀咬的事。  图|《老河口文史资料》 项乃光叛逃后，在写交代材料期间，开销一度很大，只要没有钱了，就找庞盛文要，可庞盛文也没有那么大的权限，只能找韦永成批，要的次数多了，韦永成也很疑惑：
庞盛文只好如实相告：
韦永成一听也很无奈，就让庞盛文想办法劝一劝，庞盛文回去以后，把原话告诉他，项乃光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有些闷闷不乐。 因为要不到钱，难以满足他享乐的欲望，于是有一天，项乃光主动提出，要抓捕一个在他线下的中共地下党，为此甚至不惜亲自犯险去查证，回来以后趁机向李宗仁报告：
李宗仁一听这句话，脸一下子就冷下来：
项乃光满脸尴尬，又絮絮叨叨地说起了大别山高敬亭部的活动情况。 有一次，项乃光竟然指着庞盛文向李宗仁报告：“他在山东参加过中共，并担任过中心县委书记。” 李宗仁压根就不信，甚至还笑着调侃：“是啊，你看我们还这么信任他。” 项乃光尴尬的无地自容。  图|张国焘 事实上，这一段时间里，项乃光时常中午出去，据他自己称是李宗仁请他吃饭，有时也说请他骑马打猎，第五战区政治部调查室在老河口举办特务培训班，也邀请项乃光去讲课，一直到1940年春末的一天，项乃光离开了第五战区，据他称是蒋介石从重庆打来电话，邀请他去面谈。 蒋介石似乎很赏识项乃光，一再称他是继张国焘后第二个“党国的忠臣”，戴笠对项乃光的到来也如获至宝，不仅给了他一个少将军衔，还专门调拨了一辆车供他使用，按照戴笠的话来讲：
 图|蒋介石与戴笠 项乃光最初被戴笠分到了张国焘的特种政治研究室，所谓的“特种政治研究室”，就是军统为了招揽中共叛徒的特务机构。项乃光为了不引人注目，还化名金钊夫，不过据庞盛文的文中称，这个名字其实是他替项乃光取得化名。 1941年，项乃光被特派到鄂北从事对中共的“联络”，实际上就是招降纳叛，国民党当局对项乃光这样的人，既用也不信任，一路上还派出了另外一股特务，以便做到时时监视，对项乃光而言，则似乎完全不需要，因为他叛变后，确实是死心塌地的投靠军统。 项乃光主要的任务就是，通过特务组织，了解鄂北地区青年谁思想进步，谁参加过共产党，了解清楚后就派人利诱，如利诱不成就加以逮捕暗害，项乃光在安徽界首亲自组织了对中共地下党组织渗透的特务训练班，这些人毕业以后，大部分都打入到我军根据地。  图|何基沣 抗战胜利后，项乃光被派往徐州，因当时何基沣所率领的77军也在徐州，项乃光随即加强了对该部的监视，致使何基沣在1946年春被蒋介石明升暗降，免去77军军长一职，担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员。 日暮穷途1947年8月，项乃光调赴东北，担任保密局长春站少将处长，加紧了对我军在东北根据地的渗透与破坏。 尽管项乃光几番派遣特务均被我党破获，但此人曾从事地下党工作多年，他所发展的特务组织下线有很多条，特别是在他与同为中共叛徒的袁晓轩、马绍周纠集在一起，收编了从各地逃亡而来的土匪以及地主武装，成立了“吉黑义勇总队”，专门进行对解放区的破坏。 随着东北局势的日趋变化，我军逐渐占据上风，但项乃光不仅没有反思自己的行为，反而更加凶残，在长春解放的前半年时间里，项乃光指挥他的特务机构四处搜捕所谓的“可疑人员”，仅仅在1948年4月14日这一天，遭到逮捕的人就多达4000多人，项乃光大肆破坏我党地下组织，捕杀我党地下工作人员、进步人士以及革命群众200多人。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期间，项乃光眼看长春解放在即，心里也忍不住惊慌失措起来，他知道以他的罪行，如果被解放军逮捕，只有死路一条。 一开始项乃光致力于同李鸿的新七军、吉林师管区联系，希望到时候能跟随这些部队一起突围出去，但随着曾泽生率领60军战场起义后，新七军也不愿再打下去。1948年10月17日，60军起义的当天下午，郑洞国召开高级将领军事会议，新七军副军长史说更是直接表态：
项乃光闻言，指着史说鼻子一顿大骂，史说大怒，会议上便拂袖而去。  图|郑洞国 眼看新七军是指望不上，项乃光唯一能依靠的只剩下自己，他跑去找吉林师管区司令李寓春，鼓动他一起出逃：
李寓春被他说动，于是三人各自率领一部分人打算趁着混乱突出城去，结果没想到的是，解放军在外包围得十分严密，三人才刚出城，就被我军大部队给堵住，没办法只好退回城里，但项乃光为人很狡猾，他早在城里准备好了行头，见突围不成，立即丢开手下人马，化妆后带着几名随从逃之夭夭了。 这样一个特务头子安然无恙地逃脱，是我军在接收长春过程中，犯下的一个最大失误，东北局在接受长春的经验中，还特别提到了项乃光：
项乃光逃出长春后，惶惶如丧家之犬，北平解放后，袁晓轩落网，项乃光却再度逃走，后来随着全国解放，他跟随国民党当局败退到了台湾。 在台湾，项乃光仍然从事特务工作，担任保密局台南站站长，还被派往香港从事对大陆的渗透工作，后来主要受聘于一些高校、研究机构，从事中共问题的研究，俨然成为一个中共问题专家。  图|长春解放 据李敖回忆，1975年，国民党当局对在押的“政治犯”施行“感化”政策，就特意请项乃光来做工作，为他们开课训导，当时李敖很不以为然，心里想：“这些人是什么人嘛。” 项乃光终其一生站在与人民对立的立场上，因为他早年在党内做过统战工作，所以对我党的统战政策十分抵触，甚至不惜公开撰文抹黑。 也许是人到晚年，思乡心切。1992年，原国民党长春市市长尚传道受邀到长春参加民革纪念活动，项乃光也忍不住托他向长春市委的领导们反映，希望能得到允许回长春看一看，长春方面得知情况后，果断作出了回应：
但项乃光最终没等到那一天，1993年病逝于台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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