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阴历十一月，玄宗在长安南部举行盛大的祭典；又在张说的建议下，对皇帝祖先的祭祀作了若干变动。在举行这些重大的礼仪活动时，都颁布大赦令；南部的祭祀还举行大酺（公开的狂欢聚饮）；酺在各道治地持续3天，在京师则持续5天。 724年阴历十一月，在张说的带头下，朝廷要求皇帝举行国家礼仪中最威严隆重的仪式，即在中国的五岳之首的山东泰山举行封禅祭典。 虽然源乾曜反对此议（这一分歧逐渐导致两个宰相的公开分裂），皇帝仍采纳，并宣布于次年阴历十一月举行封禅；张说奉命设计应有的仪式。为了确保不致发生突厥人利用皇帝离京而朝廷又在山东之际侵犯边境的可能，朝廷同意要求突厥人和其他边境民族派代表参加。 724年后期，朝廷又已迁往洛阳。725年阴历十月，皇帝携大批官员、皇亲、外族领袖和无数随从浩浩荡荡启程前往泰山，走了将近一个月才抵达该地。 皇帝的巡行行列沿路长达若干里，每经一地，周围数里的农村都遭到了破坏。祭祀后，他们来到附近孔子的故乡和孔庙又举行祭典，然后返回洛阳；这次取道另一条更南的路线，因为无论哪一个富饶之地，也负担不起数周内两次驻跸的费用。 祭祀取得了巨大成功，也是张说的胜利，他奉命为封禅盛典写了颂词刻在山上；726年初，他开始编新的礼仪法典。但一些与礼仪有关的事件导致了他的垮台。如前所述，他曾与源乾曜就祭典之事争吵过。他还反对宇文融推行重新登记各道人口的措施。在祭祀期间，他把最好的差事交给他自己的追随者，实实在在地提升参加盛典的文官，而只授给武将虚的荣勋，因而触怒了朝廷中的许多人。曾在中书省张说手下任职并作为他的被保护人的张九龄极力提请他谨慎从事。但张说我行我素，他的人事委派引起了普遍的不满。 726年初，张说反对皇帝选用靠荫庇进入仕途的东北贵族崔隐甫（？—736年）为御史大夫，理由是他认为崔缺乏文才。张说提出多年来与之关系融洽的崔日知应任此职，而崔隐甫更宜任武职。但玄宗严拒张说的提议；崔隐甫被任命为御史大夫，而张说之友崔日知则被任命为禁军的将领。 张说此时面临的是一个其御史大夫和中丞宇文融均为他的公开敌人的御史台。另一个中丞为李林甫（？—752年），他是皇族的远亲，在科举考试中也没有中式，他的官宦生涯是通过在禁军中任职开始的，他通过宇文融的荐举而获得了在御史台的官职。敌对集团对御史台的控制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权弹劾任何大臣而不管弹劾对象的地位多么显赫。张九龄力促张说采取措施自卫，但张说显然感到很安全，他答复道：“鼠辈何能为！” 他继续反对宇文融及其同僚。725年末，玄宗同意宇文融关于改革选拔程序的建议，以一个人数众多的负责任命的铨选官组织来代替吏部的三名高级官员。据推测，这是阻止张说再专断地任命官员的临时措施，因为在张说下台后的第二年，旧制又被恢复。张说对付他政敌的办法是干脆扣押他们的奏议。 762年阴历四月，张说被崔隐甫、宇文融和李林甫弹劾，罪名有：受贿、向术士问吉凶和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玄宗命以近来与张说不和的左相源乾曜为首的一批高级司法官员进行调查。罪状似乎可以确立，但玄宗经其忠诚的宦官高力士的劝说后作出决定：鉴于张过去对国家有大贡献，只免去他的宰相职位，保留其他实职。 李元紘（？—733年）被指定接替张说的位置，他是西北贵族世家的后裔和696—698年期间曾任武后宰相的李道广之子。他靠荫庇进入仕途，是玄宗时期被任命的第一个无科举功名的宰相。玄宗登基初年，当太平公主和窦怀贞企图占有某佛寺的水磨时他奋起抵制，因此知名于时。后来他赢得了尤善理财的优秀行政官员的美誉。725年，他已取代反对宇文融政策的杨璟而担任户部侍郎，如果没有张说的反对，他是本来可以担任尚书的。他显然是宇文融的支持者，也主张推行类似的合理化的财政政策。他被任命后就时政详加奏禀，所以深得玄宗的赞赏。 在短期内，源乾曜和李元紘牢牢地控制着朝廷，宇文融和他的伙伴控制着御史台，使重新登记的政策逐步完成。 阴历九月，杜暹（680年以前？—740年）被任命为第三个宰相。杜暹出身于河南的士大夫之家，举明经；按照常规，他的官场生涯从大理寺和御史台开始，而从716年起是在边远的西部度过的，他在那里成功地抵御了突骑施部和于阗叛乱统治者对安西都护府（龟兹）的侵袭，从而在部落中很有名望。因此他与先前的张说和王晙一样靠显赫的武功担任宰相，而这正是源乾曜和李元紘完全不具备的。 在此期间，张说在朝廷仍有影响，凡有重大问题，玄宗都与他商议，所以宇文融和崔隐甫经常担心他会东山再起。726年，玄宗拟封武惠妃为后的计划遭到反对而未实现，反对的理由是她的支持者张说会因此而有功，从而重新获得权力。727年初，宇文融和崔隐甫又展开攻击，一再指责张说。在朝廷这次不断的冲突中，玄宗显然对双方都感到不耐烦，就命张说退隐，命崔隐甫回故里照顾老母，并任命宇文融为河北的一个刺史，负责那里的治涝和开垦计划。 退隐后，张说指导编纂一部新的礼仪法典以代替7世纪编成的那一部。在徐坚——此人曾协助他拟定封禅祭典的礼仪——为首的一个礼仪专家大班子的协助下，张说继续从事这一工作，直至去世。成书的责任落在萧嵩肩上；732年，这一长达150卷的巨著终于完成，定名为《开元礼》。 虽然造成不和的一个根源被清除了，但杜暹和李元紘之间意见的经常相左仍使朝廷不能平静。张说虽然正式致仕，728年二月仍被任命在集贤院任职，从事编修这一时期的官方历史。玄宗又开始通过派遣宦官就每个重大问题征求他的意见。 728年阴历十一月，萧嵩（约669—749年）被任命为另一个特任宰相。他是梁皇室的后裔，也靠荫庇出仕而没有什么文才和文学造诣，但姚崇对他有很高的评价，终于升任尚书左丞，后又任兵部尚书。762年，他任朔方节度使，并成功地抵御了吐蕃对西北的大举侵袭。 729年阴历五月，皇帝对杜暹和李元紘之间长期的不和感到厌烦，就把两个人都贬为刺史，同时又降源乾曜为尚书左丞，留在朝廷使用，但不再是宰相。萧嵩任门下侍中（自张说致仕以来，此职一直空缺），从而成为资深的宰相。被召返京任户部侍郎的宇文融此时升为门下侍郎及特任宰相，而裴光庭（676—733年）则任中书侍郎及特任宰相。 裴光庭出身关中望族，娶武三思之女为妻，他的父和祖父都为名将，本人在705—706年中明经考试。他连续在兵部和鸿胪寺任职，并曾提议让突厥族和其他外族派代表参加封禅祭典。虽然他得中科举，又是贵族，但根据他后来的选拔政策，他反对对官僚集团中的中式的精英人物破格提升。 这样，新阁全部由贵族组成，这是玄宗即位以来的第一次，玄宗初期占支配地位的集团以三年前张说的失势为先兆，此时完全失去了光彩。宇文融在三个宰相中权势最盛。他已长期邀得特殊恩宠，自李元紘被免职后，皇帝非常需要他的理财才能。 朝廷已经连续进行几年战争（特别是与吐蕃的战争），因而军费激增。另外，许多自然灾害打击着帝国。726年，东部平原有大洪水，许多人淹死。727年秋，范围更广的洪水袭击了河北，许多地方的庄稼未及收割就被毁坏。726—728年又连续发生严重旱灾。这一时期气候的严重失常延续至736年前后。这些灾害没有波及容易发生干旱饥荒的京畿地区，但却影响了东部平原这块提供岁入的最富饶地区。727年初冬，朝廷在东部发生灾难性的水灾后，被迫从洛阳迁回长安。 虽然宇文融的地位看来很安全，但有些官员对他怀恨在心，因为他使用个人助手而不用正式任命的官员来实施他的计划，使这些人感受到威胁。但他却信心十足地认为他能很快解决帝国的问题，同时委任了几个杰出的人物。年迈的宋璟掌管尚书省，部分原因也许是为了安抚文士，他的门生裴耀卿（下文将予介绍）任户部侍郎。但主要通过皇帝个人恩宠取得权力的宇文融此时却自不量力，与另一个新得宠的皇族信安王李祎发生冲突，受到致命打击。 李祎是太宗的曾孙。玄宗初年他曾在几个重要的州任职，卓有政绩；后来他一度退隐，但在727年继萧嵩被任命为十分重要的朔方镇的节度使，直至735年，在此期间，他先后与吐蕃和契丹作战，取得重大胜利。宇文融既害怕他拥有的很大的兵权，又担心他对皇帝日益增长的影响，同时还可能防备他会加强萧嵩的政治地位而对己不利。因此，他就照搬以前对付张说的办法，安排御史李寅弹劾李祎。但这个御史预先通知了李祎，李祎立即上奏玄宗。当李寅后来将弹劾呈上时，皇帝怒加驳斥。信安王未受非难，宇文融反而被贬为河南的汝州刺史。他担任宰相只有100天。 在愤怒中贬黜宇文融后，玄宗才意识到他已没有能为帝国理财的大臣。于是他召见裴光庭和其他大臣，要求他们提出贬黜宇文融后应采取的措施。其余的宰相无言答对，但他们意识到，宇文融即使在地方任职，对他们的权力依然是一个威胁，于是急忙揭露他组织私党和他儿子的所谓受贿行为。他再次被贬往岭南担任小官，但即使在那里，他的政敌们也不放过他。一年多以后，司农寺指控他727年在一州的任职期间大量贪污。他被削职和发配至今广西的一个边远地区。他病死在途中。
本文来源：剑桥中国隋唐史.589—906/[英]崔瑞德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 究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12（2007.12重印） 书名原文：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3：Sui and T’ang China，589—906，Part 1 ISBN 7-5004-0561-8 部分内容由编者整理，注释从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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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说曾经鼓励玄宗恢复许多象征王朝中兴的礼仪。722年阴历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