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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范西园 （本文选自《读一页就上瘾的唐朝史3：盛世的天启》）
在洞庭湖畔的岳阳楼前，孟浩然见到了这位他所仰慕已久的大人物。此时的张说是孟浩然等年轻一辈的偶像，他既是匡复社稷的功臣，又是名满天下的文学大家。只是因为与宰相姚崇不和，张说先被贬为河北道按察使，不久又再次被贬为岳州刺史，此时正陷入人生的低谷。张说丰神俊朗，优雅而又从容，客气地接受了孟浩然的谒见。在张说面前，孟浩然诚惶诚恐地献上了自己的干谒诗。孟浩然的这首诗，着实打动了张说。在整个岳州城中，也许孟浩然是最懂张说心情的人。他的这首干谒诗，看起来是诉说着孟浩然自己一腔抱负，想要施展的心情，可再仔细体会，却又像是在与张说一起共情，为张说鸣着不平。说着张说有经纶济世之才，却没有舟楫可以兼济天下，只能谪居在岳州，垂钓于湖边。如果如今的天子是圣明之君，那也要为大贤张说的下野而感到羞耻啊。而孟浩然，就仿佛是在坐观这垂钓之人的旁观者，空有羡鱼之情。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孟浩然这是在悄然提醒着张说，退居岳州，也要记得结下自己的那张“网”。看了孟浩然献上的这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张说抚须微笑，既是为了这首诗高超的文才而称许，也是因为在偏远的岳州也能收获知音而欣喜。岳州不是张说久居之地，他的才华与抱负，应当施展在狼烟四起的沙场，在刀光剑影的朝堂。两年之后，张说就任天兵军节度使，镇守北疆。又过了两年，他再次被召回朝廷中枢，就任宰相。但孟浩然没有想到的是，他满心希望着自己能在张说重回朝堂之后，得到仕途上的机会，却不知道，他这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流传得越广，张说就越不可能将孟浩然留在身边。要是张说举荐或者启用孟浩然，不就明摆着告诉世人，他同意孟浩然诗中的这句“端居耻圣明”了么？皇帝会怎么想？多年以后，孟浩然反复央求，终于勉强求得张说的一个举荐，谒见了皇帝李隆基。皇帝于是让孟浩然诵读自己的著作，孟浩然于是背诵了自己的《岁暮归终南山》。当皇帝听到“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这一句时，怫然不悦，说道：“卿不直接来求朕，难道还要说是朕弃用了孟卿么？那孟卿何不再作一首'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原来皇帝也已经听说孟浩然的那首诗了。也许，当初皇帝读到那句“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时，心里早已经给孟浩然的仕途判了死刑。开元九年（721年），张说入朝为相，此时的朝政和姚崇宋璟两位贤相主政时相比，已经在政策上拐了一个大弯。皇帝雄才大略，像极了当年的太宗皇帝，但在施政的风格上，却有着明显的区别。他比太宗李世民更加现实，更近乎一个目标主义者，讲求的是用最节约的资源，最短的时间周期，来实现目标效益的最大化。李隆基有并吞四夷之志，那就需要尽快地富国强兵，而强兵的前提同样也是要搞好经济，让国库尽快充盈起来。原来的宋璟、苏颋这一届宰相，在经济方面是从货币政策方面搞起，打击那些制造恶钱的豪强贵族，从而稳定物价，激活经济。可这个方法收效太慢了，不能让唐廷快速地扩充财政收入。皇帝需要更直接、更迅速地解决财政问题，朝廷以农立国，是因为帝国的税收主要来自农户。以农户为主体的租庸调，维持着整个帝国的运行，所以朝廷因此建立了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治理天下的编户齐民。可是最近几十年来，行政纲纪废弛，又有各地的地主豪强兼并，导致农户私逃、流失严重，近几十年来新开垦的农田也不能如实进入官府的田册。农户私逃，有的去别的地方偷偷开垦一块地，自己谋生计，有的就去地主家做佃户，总之就脱离了原来的户籍，官府管不着。这样，朝廷可以征收税赋的户口就少了，租税就收不上来，劳役就征发不足，帝国就缺乏足够的动员能力，大唐就会因此而衰落。因此，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清理逃户，重新将应该承担租庸调的农户、农田统计进来。这时，一位财税天才出现在了皇帝的视野里，那就是监察御史宇文融。他在开元九年上书李隆基，建议检括逃户，增加租赋收入。这个提议正中李隆基的下怀，立刻让宇文融来做一套方案。宇文融信手拈来，十二天之后便完成了整整一套括户计划和方针，颁行于天下，并首先在京师附近施行。短短几个月，宇文融的括户政策便在关中风风火火地开展了起来，迅速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召回张说担任兵部尚书兼宰相，皇帝也是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那就是由张说来负责强兵之策。李隆基清楚，一年前被罢相的宋璟也清楚，府兵制已经烂了。只是宋璟的想法更具有理想主义，他看到了府兵制的好处，认为应该要把这个制度剔除烂疮，让它重新焕发生机。而要重新恢复府兵制的活力，就要保持一个强大而又健康的富农阶级，让他们源源不断地输送优质的府兵，所以宋璟革除弊政，打击豪强，就为了花一代人时间，培养出新一代的府兵。只可惜，打击豪强得罪人太多，宋璟得不到皇帝的支持，终于黯然离场。而李隆基的想法就更为现实，府兵制的烂疮既然恶化了，动手术太难，那就从新的地方寻找优质的士兵。府兵枯竭，那就另外招募一批，只不过原来的府兵要自己准备基本的装备，而募兵则需要朝廷提供装备，并且给他们发工资。这些都没什么，反正朝廷如今有钱，募兵的开支，大唐付得起。开元十年（722年），张说兼任了朔方道节度大使，奉命代表朝廷巡视边防。在顺便剿灭了一波反叛的胡人后，张说还肩负着改革边军的重任。他自己就做过几年边将，对边军中的那些花花肠子知晓得一清二楚。这些边军将领们，吃空饷已经是普遍现象了，是边将必须要学会的财富密码。此时各个边境军镇的边兵们加起来据说有六十万，实际上能有三分之二就已经不错了。差额的那些人，大多都是边将们留着空额，冒领军饷用的。剩下真有其人的那些府兵们，很多也被将领们差遣着做他们的私活。所以，张说在朔方镇，二话不说，上奏皇帝，裁撤边军二十万！一下子裁军二十万，连留守长安的宰相们都惊呆了。张嘉贞等几个宰相们想着，真要裁这么多人，且不说边防的压力是不是会增大，连这二十万人如何安置都是一个问题。二十万边兵要复员转业，朝廷没有这么大能力来安排呀。要是处理不好，那二十万复员军人，就可能立马会变成二十万叛军！可是张说却坚持这么做，他上书皇帝，说愿意以全家百余口人的性命来做担保，保证裁军之后不会召来贼寇。只有边将才制得住边将。张说是清楚边将们的那些小伎俩的，他制作好的裁军名册，针对的大多数就是边将们留下的那些用来吃空饷的名额。当然，张说也不能直接断了边将们的致富之路，还是留了一部分让他们自己过日子。其余的裁军名额，在张说的安排之下，也同样进行了优化和协商，以最小的动静，裁撤最多的边军。裁好了军，张说便返回京师长安，修改条令，发布通告，重金招募能够长期在军中当值的宿卫。由于待遇优厚，短短不到十天之内，便招募到了精兵十三万，充为京城南衙诸卫的兵源，号为“长从宿卫”。为了和飞骑、万骑等北衙兵一样叫着方便，不久之后这些长从宿卫就有了新的名字——彍骑。张说这一吐一纳，操作行云流水。长安城一直以来面临的禁军兵力枯竭的问题，就在张说主导的军事改革之下，被暂时战术性地解决了。带着荣耀的光环回到长安的张说，等待他的是更高的荣华与富贵。但是，虽然张说时隔数年再次成为了“当红炸子鸡”，坐在政事堂里开会的张说却面临着更大的压力。政事堂是宰相们议事的地方，只要职事官衔里带着“同平政事”，有参加政事堂开会资格，那就是当朝的宰相。姚崇、宋璟虽然高居“开府仪同三司”，但按照规定不用参加政事堂的会议，那就同样不能算作宰相。不过所有宰相中，正牌宰相还得属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的长官，由于尚书省的长官尚书令、左右仆射原来的权力太大，朝廷如今已经基本不再设立，所以当朝宰相居首位的，自然是中书门下的长官——中书令和侍中。所以，中书令张嘉贞、侍中源乾曜的地位，自然要高于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张说。张嘉贞当年，只不过是张说的一个手下，如今官位在张说之上以后，丝毫不知道对张说客气一下，这让张说十分地不满。得罪谁都可以，最怕得罪文人。张嘉贞伤害了张说的骄傲，张说自然要和张嘉贞过不去。一来二去，朝政上就不免针锋相对起来。广州都督裴伷先因为犯罪而下狱，皇帝便与宰相们开会讨论如何处置。张嘉贞建议，对裴伷先施以杖刑。张嘉贞熟悉人事规则，又是朝廷首相，他的意见一般就是最终意见，其他宰相大多不会多说什么。但是这一回，张说站起来反对了：“自古以来，刑不上大夫，是因为士可杀不可辱。如果皇帝随便就可以杖责身边的朝臣，那近臣们就会没有廉耻之心。”张说的话是有道理的，如果士大夫可以被随意体罚，毫无尊严可言，那就会全都堕落成一帮阿谀之辈。话说到这里，意思已经很明确了，但张说话还没停，继续向张嘉贞开火：“听说臣当初外出北巡的时候，就听说姜皎也被杖责，他作为有功之臣，可以杀、可以流放，但奈何要像仆役一样对待他？陛下又怎可再犯上次一样的错误呢？”姜皎是张说的死党，当初在骊山讲武时开口劝皇帝任姚崇为河东地方官的也是他，一年前他被张嘉贞等人排挤贬官，这也是张说与张嘉贞交恶的导火索。皇帝听了张说的话，连连点头称是，而一旁的张嘉贞，脸上则阴晴不定，红一阵白一阵。退朝之后，张嘉贞有些不悦地对张说道：“刚才为何把事情说得如此严重？”张说冷冷地回答：“宰相，运气好了便能当上。可大臣要是都会被体罚，那恐怕我们日后也有这样的危险。我这话，是为了天下的士君子说的。”这一句“宰相运气好了便能当上”，分明是说给张嘉贞听的，但张嘉贞却无言以对。当初败给了姚崇之后，张说吸取斗争失败的教训，对张嘉贞也是小心翼翼地对付。张嘉贞本人为官廉洁，但却有一个死穴，那就是他的弟弟张嘉佑。他们父亲早亡，兄弟二人自小相依为命，张嘉贞最舍不得的就是这位弟弟。张说找到了张嘉佑受贿贪污的罪名，将张嘉佑依法查办。张嘉贞有了哥哥这个把柄在张说的手上，只得放下面子来求张说网开一面，张说答应了这个请求，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张嘉贞自己难辞其咎，要自己去向皇帝请罪。而皇帝那边，张说也事先通好了气，张嘉贞因此被下令撤掉宰相之位，贬官为幽州刺史。而原来的首相中书令的职位，则由张说继任。直到这时，张嘉贞才意识到自己受到了张说的愚弄。一年后，皇帝在中书省设宴，与宰相们把酒言欢时，想到了张嘉贞，于是也将张嘉贞请了过来。张嘉贞赴宴之后，一眼就看到了对面春风得意、喜气洋洋的张说，一时间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借着酒劲，指着张说的鼻子骂了起来。泼妇骂街，姿态不雅；文人骂街，倒也别有一番趣味。张嘉贞将张说从头骂到尾，狗血淋头却不带脏字，连话也不重样。张说也不是能忍的人，当面就回敬了几句。张嘉贞管不得这么多，抡起袖子就和张说打了起来。要不是源乾曜等人极力排解劝架，这二位就要破了相了。场面已经完全失控，只有皇帝李隆基坐在主席之上，饶有兴致地看着张说与张嘉贞的纷争。对他来说，宰相们过于团结，或者过于不团结，也许都不是什么好事，只有这样保持大致的一团和气，偶尔再来个小插曲，才是最好的。张说如今是皇帝手里的宝，皇帝还要靠着他富国强兵，所以也就任由他偶尔任性一把了。只是张说虽然是个能臣，但肚量却不够大；虽然是个宰相，肚子里却不能撑船。除了他历来交好的那一帮死党，张说和朝中许多人关系都处不好。包括财税专家宇文融，就和张说历来不对付。张说主政后的朝廷，就时时出现着宰相间的内斗。至于张说最讨厌的，自然就是当初把他给打成落水狗的姚崇了。张说对他这位老对手怨念极深，可惜张说刚刚当上宰相之后，姚崇便不幸病逝，丝毫不给张说留下乘胜追击的机会。和那位救时宰相姚崇相比，张说确实是不如了，不仅是才能不如，而且连当宰相的格局也是不如。张说主政的时代，朝廷已经渐渐偏离了姚崇宋璟为相时的道路，越来越追求短期的收益，而不重视长远的利益。而开元之治注定只是一场短暂的盛世，因为维持它的君臣们所看到的，也只有眼前的目标，并无长远的筹划。本文节选自《读一页就上瘾的唐朝史·盛世的天启》，在此特别推荐！长按下方图片识别二维码，获取作者签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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