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戏剧学院的一位著名毕业生，历时数年编成一部“余秋雨语录”

新用户0935snDB 2022-07-24 发布于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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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凭借辛勤的教课、精湛的教技、丰富的学识、众目可睹的教学成绩以及对教学工作的深沉热爱，被破格晋升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并在翌年荣任院长，当选为“上海十大高教精英”。

余秋雨当时讲授的课程非常多，诸如“戏剧美学”、“接受美学”、“艺术创造工程”、“世界戏剧史”，等等。几乎每天上午和下午都安排了不同的课，讲得既劳累又兴奋。慕名来听的师生非常之多，甚至有其他院校的很多师生，每逢余秋雨讲课，都会把原先课程停下，师生一起来听。甚而至于学院的一些清洁工看到如此盛况，也都握着扫帚站在后面听。

余秋雨看着台下那么多英俊的男学生和美丽的女学生，表情丰富，反应敏捷，稍稍一句幽默就哄然大笑，微微加重语气就热烈鼓掌，深受鼓舞，他说：“讲课就是台上台下生命能量的交换。”上海戏剧学院给我的“台下能量”，总是那么充沛饱满、准确迅捷。这些年轻学生们热情洋溢、能力超群，代表着一个生气勃勃的文化新时代。

身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余秋雨感到最阳光的事情，是毕业生们的杰出成就。很多毕业生出演了多部人所共知的影视剧，不断在国际电影节获奖，成为公认的“影帝”或“影后”；他们不管在哪里出现，总会有大批“粉丝”尖叫。这些著名的毕业生已经习惯在公共场合表现得平静而漠然，迈着很有身份的步子，端着不像架子的架子，好像周围的热闹都与他们无关。

唯一能让他们改变态度的，便是看到人群中的余秋雨，虽然此时的余秋雨早已不是院长，只是一个“前院长”。他们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小心而恭敬地快步朝余秋雨走来，每当此时，余秋雨总是微笑着摇摇手，轻轻地打个招呼就躲开。虽然躲开了，心里还是乐滋滋的。

有一年上海戏剧学院搞校庆，一个毕业生提议：校庆之夜，用激光字幕，把所有校友的名字像流水一样投射在教学大楼的外墙上。那天夜晚，所有的师生和校友都密密层层地站在黑夜的草坪上，抬头仰望着那一排熠熠闪光的名字安安静静地从三楼窗台下的红墙上流过。

很多名字大家都知道，一出来就引起轻轻的欢呼，由于出名的人太多，渐渐连欢呼也来不及了。所有的名字都在表达一个同样的意思：是的，这是母校教室的外墙，让我再用心抚摩一遍。

所有毕业的学生，有的亲自听过余秋雨讲课，有的学过余秋雨编写的教材，有的看过余秋雨写的散文，这位闻名遐迩的“老院长”，是学院的骄傲，更是学院的传奇。

其中一位毕业生，经过不断读书，不断构思，不断动笔，历时几年，几易其稿，终于编成一部“余秋雨语录”。他说，余秋雨先生不仅是中国著名的散文作家，世界文化史研究的大家，还是卓有建树的美学大师。他的作品如诗如画，读来如饮琼浆、沁人肺腑，对于美化人生、美化人格以及艺术创造和欣赏，具有切实的指导意义。

兹摘若干如下。

大道至易至简，小道至密至繁，邪道至高至晦。中华文化善择大道，故而轻松，故而得寿。

现在，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不善于讲述故事，不擅长设计情节，造成了观众在审美接受时的游离。

人间尊严的一个关键形态，是美。美之于人，集中了自信、教养、风度、见识，最终凝结成一种外化形态，举手投足气象非凡。这种气象，使尊严获得塑造，从此不再涣散。当尊严释放成一种活泼的生态，美也走向诗化。

诗人比美人更加自我，他们用诗情筑造了又一堵尊严的城墙。

屈原不明白，他写的楚辞比他与楚怀王的关系重要；李白不明白，他写的唐诗比他成为李璘的幕僚重要；李清照不明白，她写的宋词比她追随流亡朝廷表明亡夫的政治态度重要。

任何文化，都是前人对后代的遗嘱。最好的遗嘱，莫过于理想的预示。我一直认为，中国文化没有沦丧的最终原因，是君子未死，人格未溃。

文化知识不等于文化素质，文化技能更不等于文化人格。离开了关爱人类的人格基座，文化人便是无可无不可的一群，哪怕他们浑身书卷气，满头博士衔。

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重要的不是个体人格而是集体人格。优化一个城市的集体人格，是城市文化建设的目标。

艺术的生命，在于创造。而且，只在于创造。艺术的创造，从狭义而言创造了艺术作品，从广义而言则创造了新的精神天地，构建了新的人格质素。

传统，不是已逝的梦影，不是风干的遗产。传统是一种有能力向前流淌，而且正在流淌，将要继续流淌的跨时间的文化流程。

常规，对于科学、医学、法学、社会学来说都非常重要，但对艺术创造来说，这是平庸的另一种说法。

《三国演义》有“解”，因此是优秀作品而不是伟大作品；《红楼梦》无“解”，因此不仅是优秀作品还是伟大作品。我们很多“红学家”试图给《红楼梦》提供各种各样的“解”，如果提供得非常非常好，那就是把伟大作品降格为优秀作品。可怕的是，他们提供的“解”常常不好，那就不知道把它折腾成什么作品了。

高贵的生命要创造文化，必然会经历坎坷；因此，我所说的“苦旅”，并不是指旅行之苦，而是指创造之苦。由创造之苦连接成了人生旅途，这便是文化的宿命。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的，也是这种高贵。

如果说，《诗经》曾经把温煦的民间礼仪化作数百年和声，慰藉了黄河流域的人伦离乱和世情失落，那么，屈原的使命就完全不同了，他只是个人，没有和声。他一意孤行，拒绝慰藉。他心在九天，不在世情……如果说，《诗经》首次告诉我们，什么叫诗，那么，屈原则首次告诉我们，什么叫诗人。

司马迁以人物传记为主干来写史，开启了一部“以人为本”的中国史。在他看来，所有的事件都是川上逝水，唯有人物的善恶、气度、性格，永远可以被一代代后人体验。真正深刻的历史，不是异代师生对已往事件的死记硬背，而是后人对前人的理解、接受、选择、传扬。

《史记》，不仅是中国历史的母本，也是中国文学的母本。看上去它只与文学中的诗有较大的差别，但鲁迅说了，与《离骚》相比，它只是“无韵”而已。两千年前就把文史熔于一炉的这位伟人，其实也就是把真、善、美一起熔炼了。

曹操的诗，干净朴实，简约精悍，与我历来厌烦的侈靡铺陈正好南辕北辙，这就更让我倾心。人的生命格局一大，就不会在琐碎妆饰上沉陷。真正自信的人，总能够简单得铿锵有力。

陶渊明这座高峰，以自然为魂魄。他信仰自然，耕作自然，再以最自然的文笔描写自然。田园是“此岸理想”，桃花源是“彼岸理想”。终点在彼岸，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终点，因此也可以不把它当作终点。

李白永远让人感到惊讶。我过了很久才发现一个秘密，那就是，我们对他的惊讶，恰恰来自他的惊讶，因此是一种惊讶的传递。他一生都在惊讶山水、惊讶人性、惊讶自己，这使他变得非常天真。正是这种惊讶的天真，或者说天真的惊讶，把大家深深感染了。

杜甫一生几乎都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他为苍生大地投注了极大的关爱和同情。再小的村落，再穷的家庭，再苦的场面，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静静观看，细细倾听，长长叹息，默默流泪。他无钱无力，很难给予具体帮助，能给的帮助就是这些眼泪和随之而来的笔墨。

一种被关注的苦难就已经不是最彻底的苦难，一种被描写的苦难更加不再是无望的泥潭。中国从来没有一个文人，像杜甫那样用那么多诗句告诉全社会苦难存在的方位和形态，以及苦难承受者的无辜和无奈。因此，杜甫成了中国文化史上最完整的“同情语法”的创建者。后来中国文人在面对民间疾苦时所产生的心理程序，至少有一半与他有关。

尊重读者，首先要吸引读者。一生中有几本书不能吸引读者，这几本书等于白写；一本书中有几篇文章不能吸引读者，这几篇文章等于白写；一篇文章中有几句话不能吸引读者，这几句话等于白写。完全不考虑吸引力而自命清高，也是一种人生态度，有时候还是一种值得仰望的人生态度。抱有这种人生态度的人可以做很多事情，就是不适合写文章。

我对自然始终有一种朝拜式的虔诚，不赞成为了某个意念把它们随手搓捏。《文化苦旅》中也有搓捏感的地方，那是我的败笔。

什么叫修行？下定义是容易的，做起来却很难。修行的关键，不在于吸取，而在于排除；不在于追随，而在于看破。排除什么？排除大大小小的“惑”。看破什么？看破大大小小的“惑”。

我和马兰，没有子女，因此将不会留存任何财物形态的遗产。我们会将自己的作品和相关财富，全部捐献。

人类在本性上有一种很不自信的“大雁心理”。怕脱群，怕掉队，怕看不到同类的翅脖。怕一旦独自栖息后不知道明天飞翔的方向。

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一个人如果在青年时期就开始平庸，那么今后要摆脱平庸就十分困难。何谓平庸？平庸是一种被动而又功利的谋生态度。平庸者什么也不缺少，只是无感于外部世界的精彩，人类历史的厚重，终极道义的神圣，生命含义的丰富。而他们失去的这一切，光凭一个人有限的人生经历是无法获得的，因此平庸的队伍总是相当庞大。

只要你接触的东西是高贵的、美丽的，你也一定会高贵美丽，生命有一个秘密叫传染性，非常重要的传染性，每天和高贵、美丽连在一起，你这个人非高贵和美丽不可。

书卷气已经不是书卷本身，而是被书卷熏陶出来的一种气质。大致表现为：衣貌整洁，声音温厚，用语干净，逻辑清晰。偶尔在合适的时机引用文化知识和名人名言，反倒是匆匆带过，就像是自家门口的小溪，自然流出。若是引用古语，必须大体能懂，再作一些解释，绝不以硬块示人，以学问炫人。

真正的觉悟者大多回归到最家常的生活，亲自烹茶煮菜，而且颇为专注。写诗作文，也不再空论大势，而喜欢描摹起居。

一个健全的人，先要找到“我”，然后放逐“我”。先得“我”，再弃“我”。得“我”，体验个体生命；弃“我”，融入天地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