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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后，我国一直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50年代苏联援建156项工程，改变了我国工业一穷二白的面貌，为基本形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打下了基础。中苏关系恶化，赫鲁晓夫将专家撤走后，撕毁合同。60年代我们从日本、法国引进技术、设备。“文革”爆发后这个工作中断了。1971年11月，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美国总统访华，在此前后，大批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纷纷与我国建交，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封锁。外交关系的突破成为第二次技术与设备引进的契机。而此时西方国家战后20多年的发展，面临着产品过剩，他们的产品、设备、技术急于找出路，也很愿意卖给中国。外部环境为引进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九一三事件，林彪自我爆炸，林彪反党集团的垮台，为引进创造了内部条件。主持政治局、国务院工作的周总理和李先念、华国锋决定抓住机遇，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由计委向国务院写一个报告。为写好报告，统一思想，1972年1月初，李先念和华国锋专门听取计委主任余秋里和轻工业部、燃化部、商业部、外贸部委汇报，组织大家讨论。[1] 李四光的理论被运用于实际，我国找到大庆等油田，开采的石油、天然气为生产化学纤维和化肥提供了原料，但是缺少先进的设备和技术。计划是准备从法国、日本进口4套装置，建成后每年可生产合成纤维24万吨，约等于500万吨棉花，可织布40亿尺。其中“的确良”涤纶的产量，包括目前生产的数量（指进口原料由国内加工抽丝），总数将达到19亿市尺。[2]当时中国人口8亿，平均每人可以增加近3尺“的确良”布料。 华国锋一直管农业，他很清楚：我国棉花种植面积每年七八千万亩，产量就是4000万担，相当于200万吨。棉花是重要的工业原料，不能都民用，亩产又低，要增加棉花产量主要靠扩大种植面积，但是又不能挤了粮食种植面积。国外的经验就是发展化学纤维，发达国家化学纤维在纺织原料中占40%，而我们只占5.5%。相差太远。 当时每个人每年7尺布票，只能做一条裤子或一件上衣。60年代有了化学纤维，但是产量少，1971年只有12万吨[3]，不能敞开供应，在大城市要工业券，在小地方群众要半夜起来排队。那时穿衣只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中国人孩子多，“老大穿新的，老二穿旧的，老三穿补的”。粮食生产受耕地面积限制，只能提高单产。提高产量最重要条件就是化肥。华国锋在湖南时就抓建设小化肥厂，生产尿素。施用1斤尿素可以增产稻谷4—5斤。当时全国已有1533个小化肥厂，一年一个工厂产量2000吨。一年产量也就是二三百万吨。平均每亩地10斤计，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而且质量不行，有效养分只有17.7%，有的还达不到。而国际上是大型化肥厂，有效养分达到46.3%，是小化肥厂的3倍。每年要进口化肥七八百万吨，需外汇三四亿，一次引进设备虽然贵，但从长远看，引进成套设备在经济上是很合算的。 1972年1月初，会议气氛热烈而有秩序。国务院决定引进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大家都十分兴奋。“文革”这几年一直搞运动，终于可以好好抓生产，终于有机会开放，可以了解、跟上世界水平。大家议论，引进的4套设备放在纺织工业比较发达、原料短缺而人口众多的地区，如四川、辽宁、上海、天津。化肥方面，进口的两套30万吨大型合成氨设备，建在四川和大庆。同时加快全国正在建设的25个合成氨厂的进度，以及为改造、扩建老厂要进口的急需设备、部件和钢材，再进口生产合成材料的部分单机、材料，共计4亿美元。争取在1974、1975年建成或形成生产能力。1月16日起草好《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上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并报周总理。 1972年1月22日，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联名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特别指明： 鉴于我国棉花播种面积今后再扩大有限，同时这几年来，由于工作跟不上，棉花产量一直在4200万到4700万担。为了保障人民生活和适应工业生产、出口外援的需要，除了继续抓好棉花生产外，根据国外经验，必须大力发展石油化工，把化纤、化肥工业搞上去。因此国家计委与有关部门商量，拟引进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4套，化肥设备2套，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约需4亿美元，争取五六年内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可以生产化纤24万吨（相当于500万担棉花，而耐用方面，比棉织品高几倍），化肥400万吨。 拟引进的这些设备，都是以天然气、油田气和石油为原料的，原料比较有保障。据了解，国外在技术上也比较新，引进后，可以加速我国化纤、化肥工业的发展。因此，经研究，我们同意这一方案，妥否，请批示。 新中国建立十几年了，吃饭、穿衣一直是定量供应，一直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是压在中央、国务院领导心上的一块石头。2月5日，周恩来批示同意，并报毛泽东批准。[4]国务院十分重视这些引进工程，兵分两路，一路由轻工部、燃化部组织考察组分别到西欧、日本考察。一路由轻工部和国家建委、燃化部、交通部、水电部等组织工作组，轻工部副部长焦善民带队实地调查、选择厂址。决定四川建在长寿，上海建在金山卫，辽宁建在辽阳，天津建在北大港。结果报告国家计委并报李先念、华国锋。 5月，李先念批准了国外考察报告，委派柴树藩主持引进谈判。此时柴树藩尚在干校劳动，周总理紧急将他调了回来。9月2日，周总理将柴树藩写的《进口化纤设备谈判进展情况报告》批给李先念，并提出提前从日本进口设备。9月19日李先念对国家计委、外贸部的报告作了批示，由此第一批进口化纤、化肥设备的报告正式决定下来。 1972年9月20日国务院批准计委成立进口设备领导小组[5]。从此拉开第二次大规模引进的序幕，逐步形成以后的43亿方案。 引进工作进展顺利，冶金、燃化、机械、电讯、民航、水电、铁道、三机部、四机部也写报告，要求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出国考察，了解国际这些年的发展情况，货比三家，引进技术、设备。[6]这年8月，计委向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呈送了冶金部的报告，要求从德国、日本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早在1958年、1964年冶金部就提出过这个报告。这已是第三次。此项目建成，可以解决国内对薄钢板的要求。进口一套设备需2亿美元，每年进口300万吨钢材需3亿美元，进口设备比进口钢材合算。进口的设备放在武钢。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对此积极支持，报告很快送到周总理那里。8月21日，[7]周恩来总理批复：拟照办，并送毛主席和在京的政治局成员审批。[8]经过谈判、准备，1975年6月正式施工，1978年12月建成。[9] 计委汇总石油、煤炭、化工、机械、军工、电讯、民航、水电、铁道、三机部、四机部的考察报告，又准备了两个方案，1972年11月7日，计委将小方案《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求报告》报周恩来。报告建议进口6亿美元的23套化工设备。11月30日，周恩来看这个报告，认为很零碎，同时认为既然有这么好的机遇，事情就应该做大些，要求将关于进口33亿美元的大方案一起报送他。 1973年1月5日，计委向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并报周总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求报告》，《报告》建议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简称“四三方案”。 报告提出引进进口设备的主要原则是：第一，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要积极扩大对外经济交流。要集中力量，切切实实地解决国民经济中几个关键问题。第二，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由现在的四五十年代的水平，提高到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第三，有进有出，进出平衡。准备采取分期付款。设备投产后所增加的工矿产品中拿出一部分扩大出口，是能够做到外汇平衡的（后采用利用国外存款承担部分外汇）。第四，新旧结合，节约外汇。也可以用些半新不旧的。第五，当前与长远兼顾。进口七八百万吨化肥，所需外汇三四亿美元，进口钢材二三百万，所需外汇4亿—6亿美元，而进口10套化肥设备只需外汇三四亿，可生产1000万吨。进口生产350万吨的钢厂设备只需外汇六七亿美元。第六，进口设备大部分放在沿海，小部分放在内陆。 《报告》建议“各部、省、市，抽调一批得力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组织专门班子，像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抓'一五六’项设备那样，扎扎实实地把建设任务抓紧抓好，尽早投产见效”。后来，《报告》又追加8.8亿美元，整个方案共计51.8亿美元。[10] 虽然有“四人帮”的干扰，江青制造的蜗牛事件、风庆轮事件，但是到1977年底，26个项目20个建成投产，平均每个项目建设工期是3年8个月，其中最长的是5年。对此同期第四个五年计划安排的项目建设工期长达11年，显然这些项目的建设速度是快得多。 顶着“四人帮”不断的干扰、破坏，顶着“四人帮”不断批判崇洋媚外、卖国主义的巨大压力，周恩来领导国务院坚持引进、开放，发展生产，到1979年底，粉碎“四人帮”后第三年，完成实际签约成交39亿多美元，比预定43亿少花了3亿多美元。到1982年，26个项目全部建成。 这些项目的完成使我国内的工业水平上了一个台阶，有了很大的提高，极大改善民生，缓和社会矛盾。首先，解决了穿的问题，从1978年到1981年四个石油化纤厂相继投产，生产24万吨，相当于500万吨棉花，可以织布40亿尺，10亿人平均每人4尺，部分解决了穿衣问题，工业券没有什么用处。到1983年，纺织品终于可以敞开供应，取消了实行几十年的布票。 它还解决了全国人民吃饭的问题。到1978年13套大化肥厂已有7套投产，生产尿素361万吨，如进口同样数量的尿素，所需外汇5.2亿，是进口7套设备的1倍。[11]以全世界百分之十的耕地，中国解决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二十的人口的吃饭问题。 1981年南京烷基苯厂建成投产，洗衣粉可以敞开供应，结束了20多年老百姓买肥皂要票的历史。 “文革”结束时，积累十年、几十年的矛盾堆积如山，积重难返，而人民已不能等待，纷纷要求解决。政治上平反后，要有一系列政策落实，如经济赔偿、返城后解决就业、工资、住房问题，每项都要有物质支撑。物品逐渐丰富，极大缓解了国内的社会矛盾，是改革开放能顺利进行的原因之一。“四三方案”功不可没。 以这些项目为龙头，带动了各个方面的开放、改革。为了引进，大批同志出国考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地和西方发达国家交流与合作。人们眼界大开，看到了差距。就在我们关门搞革命时，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真是“洞中只一日，世上已千年”。我国年产10万吨合成氨厂职工要上千，而国外年产30万吨合成氨厂职工只要一百多人。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不抓生产不行，不抓科技不行，不整顿不行，不抓管理不行。先有开放，才有改革。中国再也不能封闭下去，否则真要被开除出地球。不仅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先进的设备，还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思想的转变。 在引进过程中积累了与西方发达国家打交道的经验，培养了外事干部，培养了技术干部，培养了外语人才，这些人后来成为改革开放的主力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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