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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和《汉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作为一部史学巨著，《汉书》和《史记》一样，产生于文史尚未明确分离的时代，本身即兼具文、史的双重特点，其对后世的影响首先无疑是多方位的，尽管首先仍表现在史学方面。《汉书》在文学方面对后世的影响虽不及《史记》之巨大，但无论如何是不可忽视的。 《汉书》在史学体制上超越《史记》成为后世效法的首选对象，“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 可见《汉书》在史学上所以能立千古之典范，乃在于其史体之规范，内容之雅正，而这又归功于班固数十年的精研覃思。《汉书》与《史记》一样，不仅在史学体制上树立典范，而且也成为千古史文的楷模。《汉书》文章继承先秦、西汉史文遗风，又受辞赋铺采擒文影响，风格典丽，气度雍容，成为后世文章之一大宗，影响所及，远非一般著作可比。东汉蔡岂以下，六朝潘岳、陆机、沈约、任防、吴均、庚信等等骄俪继踵，遂使骄文大盛，而溯其渊源，《汉书》无疑是一重要源头。蒋伯潜先生论曰:“经过了西汉一个长时期的酝酿，骄文己慢慢地成熟起来，所以东汉文章的作风便来得整齐华赡，而骄文的基础由此得以奠立。这时候有一个很可.惊的成就值得注意，那便是班固《汉书》有趋尚骄俪的倾向，和《史记》的为散文恰成两大势力的对峙，而隐隐之中即成为后世骄文的鼻祖。”中国小说成熟较晚，且深受历史之影响，古代学者已多所关注，今人或以为:“中国古代以人为本位，注重人伦关系的文化基因，创造出新生的文化形态，即史官文化，其'基本特征是求实传真精神与经世意识。中国人的历史意识促进了史官文化的发展，史官制度的建立，又加深了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先秦诸子百家及其典籍，在从事中国文化最初建构时，毫无例外的打上了历史性格的烙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和神髓。毫无疑问，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文体与创作意识、叙事意识，直接源于史官文化；白话小说虽源于古代说故事，却也经过史官熏陶与培植，形成独特的小说形态。”而从另一方面看，自《左传》、《战国策》至《史记》、《汉书》的史著虽以史实材料为本，但始终不乏虚构与创造，所谓以文运史在以上著作中几乎随处可见。就《汉书》言，第三章叙事艺术部分已有详论。而《汉书》之中更有部分人物传记写人特色颇富小说笔法，如《东方朔传》、《游侠·陈遵传》和《外戚传》中少数后妃传记等即是如此，另如《朱买臣传》中会稽官吏见买臣一节描写手法对后世小说无疑也是有较大启发的。 另外，就典籍分类和文笔区分来说，《汉书·艺文志》别立诗赋于六艺之外，有将文、经分离的倾向，反映了东汉文学观念开始萌芽的时代特征。至《隋书·经籍志》而设经史子集四部，应当说是受到《汉书》的影响的。《汉书》全面展现了西汉一代历史风云，对西汉二百三十年间的历史大事和重要人物几乎网罗无遗，其记事博洽而详略得宜，笔法严谨而不乏生动。《汉书》中许多重要的内容为后世文学的再创作提供了极好的历史素材。其中，《李广苏建传》中李陵、苏武的故事屡屡被后人重写，《敦煌变文集》中录有著名的《李陵变文》；苏武牧羊的故事则更是千古流传不绝，并早己被搬上戏剧舞台，现存元杂剧中就分别有周文质的《持汉节苏武还朝》和无名氏的《苏武牧羊记》。《匈奴传》中的王昭君故事同样成为后世反复改写的重要内容，敦煌变文中有《王昭君变文》，而元杂剧大家马致远的《破幽梦孤雁汉宫秋》则更加出名，至于历代诗词歌咏昭君者一时已难计其数。另如东方朔故事、朱买臣故事、赵飞燕故事等等，也常为宋元明清小说戏曲所取材。而《于定国传》中所记的东海孝妇冤案虽较简略，却对大戏曲家关汉卿的代表作《感天动地窦娥冤》的创作有直接的启发。《汉书》所传的众多历史人物因作者的生动描写，往往已具有某方面的典型意义，诸如王莽、朱买臣、东方朔、苏武、李陵、文翁、陈遵、陈万年、杨王孙、朱云，赵充国、霍光、金日璋、盖宽饶、萧望之、桑弘羊、张禹、翟方进、孔光、冯子都、江充、扬雄、班姬(班捷仔)、赵飞燕等等。其中尤其是苏武早己成为坚守大义、不辱使命的代表，东方朔早已成为智慧和滑稽的化身，而王莽则成了篡国大奸的代名词。《汉书》语言雅鼓，语汇丰富，成为后世成语典故的渊数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活跃至今的成语约有50条出自《汉书》之中。重要的如摧枯拉朽（《异姓诸侯王表序》）、珠联璧合（《律历志上》）、解弦更张（《礼乐志》）、捕风捉影（《郊祀志下》）、治国安民、朝令夕改（《食货志上》）、百家争鸣、街谈巷语（《艺文志》）、实事求是、卓尔不群（《景十三王传》）、一丘之貉（《杨挥传》）、闭门思过（《韩延寿传》）、先斩后奏（《申屠嘉传》）、先入为主（《息夫躬传》）、芒刺在背（《霍光传》）、改过自新（《宣元六王传》）、非驴非马（《龟兹传》）、赴汤蹈火（《晃错传》）、剑拔弩张、穷凶极恶（《王莽传下》）、哗众取宠（《韦贤传》）等等。
典故方面，出自《汉书》的更多达300条左右，为人熟知的有苏武牧羊、鸿雁传书（《苏武传》）；南山种豆（《杨挥传》）；冯子都（《霍光传》）；王莽谦恭、绿林（《王莽传》）、下马威（《叙传》）等等。
无可否认，《史记》以其巨大的文学成就而令后世历史散文无法超越，但就总体文学成就而言，《汉书》虽实逊于《史记》，二书又可谓各具特色，各臻其妙。而我们更应当从文学史意义特别是历史散文发展进程中来看《汉书》，既不能忽视前代历史散文对它的巨大影响力，更要认识《汉书》自身的独特存在。如以史家之才、学、识三者论，大体《史记》以才胜，《汉书》以学胜，而史识方面，二者又互有高低。就总体文学风貌观，《汉书》最突出的个性是典雅雍容、平整精密，同时又不乏多样的风格。内敛而不滞重，沉静而有活力，谨严之法度凸现，感情之波澜深藏，《汉书》可以当之。《汉书》典雅醇正的风貌有时代的影响，更是班固实现其作史主旨的自觉追求。《汉书》在历史因素与文学因素之间，更加注重突出历史因素，这无疑体现了史家的冷静与责任。《汉书》文学成就的取得是在经术与徽纬笼罩的氛围之中，在严格的法度制约之下，较之《史记》，更加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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