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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清华大学留学管理研究1909—1949》， 作者授权发布
1928年国民党北伐胜利后，国民政府改清华学校为国立清华大学。罗家伦任改名后的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受罗家伦及当时国内形势的影响，清华大学的留学生选派政策发生了变化，清华大学留学生选拔、派遣工作中断了四年。罗家伦对派遣留学生的认识与他对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认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29年7月6日，罗家伦在清华大学毕业典礼上，批评“中国以往的教育方针，是借贷式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转贩外国已有的学术。”①在罗家伦看来，清华留美预备部就是中国以往借贷式教育方针态度的具体表现。“这种态度，当然有它片面的成立的理由，但是从民族的观点来看，一个民族要求独立、自由、平等，必须在文化方面、学术方面，先求得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方可。中国近几十年来，派送了几万的留学生，他们学成回国后，对于本国，固有相当的贡献；但是要谋我国学术的独立，必须自己有独立的最高学府，仅仅靠了外国的教育，那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②显然，这番话乃罗家伦对他素所尊敬的老师胡适早年观点的呼应：“适以今日无海军、无陆军，犹非一国之耻，独至神州之大，无一大学，乃真祖国莫大之辱，而今日最要之先务也。”③
罗家伦就职典礼演讲《学术独立与新清华》（作者供图） 再回溯到1928年罗家伦就职典礼演说即以“学术独立与新清华”为题，强调“从今天起，清华已往留美预备学校的生命，转变而为国家完整大学的生命。”“我们既是国立大学，自然要发扬我国优美的文化，但是我们同时也以充分的热忱，接受西洋的科学文化。不过我们接受的办法不同。不是站在美国的方面，教中国的学生'来学’，虽然我还要以公开考试的办法，选拔少数成绩优良的学生到美国去深造；乃是站在中国的方面，请西方著名的，第一流的不是第四五流的学者'来教’。请一班真正有造就的学者，尤其是科学家，来扶助我们科学教育的独立，把科学的根苗移植在清华园里，不，在整个的中国的土壤上，使他开花结果，枝干扶疏。”④可见，相对于以前派遣学生“往学”，罗家伦更强调延聘第一流学者“来教”。罗家伦的这种认识，在校内师生中有一定的代表性。早在1925年，梁启超探讨中国学术独立与清华发展时指出：清华学校之设立，以游美预备为目的，其学额普及于各省；其学科为游学常识之充分预备；起自中等科，为长时间多数人之同型的训练，毕业后随其志愿，认定专科，在美受该科之完全教育。今则每年学成而归者以百数十计，在社会上形成一新学风，其于模仿稗贩上实已有相当之成绩。此为清华第一期事业。 中国学问界决不以此为满足，自今已往，应渐脱离模贩时期，入于独立时期。此时期，虽赖全学界之忿劳协作，不能专责备清华，然而清华当然要负一部分重要的使命。⑤ 可见，梁启超、罗家伦政治上虽然分属两营，但对教育、对清华过去的评价却基本一致。1928年11月5日，在学生中有很大影响力的化学系大四学生袁翰青撰文批评：“过去五十年中，国内学术界所致力的是稗贩和模仿。……历史告诉我们，学术不能独立的国家是危险的，是不能永久适存的。在模仿和稗贩之后，需要更进一步的学术独立。”“就过去清华的情形来看，他还是一个抱着造成稗贩人材为宗旨的最显著的学校之一。”“清华过去的努力，不足以维持清华今后的生命。”⑥
清华大学留学管理研究1909—1949 金富军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2年 教师中，被誉为教授之教授的陈寅恪，更是将派送官费留美生与北洋军阀视为近代中国两大祸害。⑦可见，罗家伦校长的认识在教师、学生中有相当的基础，绝不是孤立的。部分师生的支持、尤其是罗家伦校长强调要“节省留美经费，发展大学本部。”⑧清华大学确定了“此后政策，应以充实本校内容为主。”⑨对派遣留学采取收缩的政策。1928年11月14日，第一次评议会通过提交董事会的三项建议案。其中第二项建议案为：“自民国十八年起至二十年止，每年送留学十人，以公开考试方法选择之。投考人，以国立大学及政府认可之大学毕业者为合格。留学期限，以三年为度。民国二十一以后，是否派遣留学，其政策另定之。”第三项为“裁撤留美自费学生津贴。”⑩显然，留学人数相较1925年确定的每年30人减少三分之二。但在1929年4月1-4日召开的董事会上，议决：自本年起，每年全国公开招考30名。[11]评议会和董事会对留学考选人数的巨大差别，显示出沿袭传统较多的董事会与立意改革的校长之间的分歧，但面向全国公开招考则是双方的共识。罗家伦对清华学校办学历史的批评也影响到董事会。1928年12月，董事会认为“本大学旧制学生，为留美预备性质。惟过去派遣，未免过滥，社会上颇多烦言。此次董事会特重新规定标准，主严格考试。”因此，董事会提出要提高留美预备部毕业生留美标准。即“最后一年总平均分数，非在八十分以上，并须每门及格（六十分），而品行优良者，不得派遣；只准其改入大学第二年级，受其他大学本部学生同样待遇。”[12]由于1929年已是留美预备部最后一届。故此政策制定似并未引起太大反响。在重估清华过往办学经验的同时，也对此后清华派遣、资助留学生的规模和层次做出了决定。1929年6月，清华大学公布的校务进行计划大纲第四条规定：自民国二十三年，即最后一班留美学生归国之年起，至二十九年止，国立清华大学派遣留之学生，同时在国外者，不得超过四十人之总额。 国立清华大学派遣留学国外学生，当考选大学毕业生及教授助教，有充分准备，能在国外大学院或专门研究机关，作学术上之专门研究者。[13]第四条限制在美学生规模，显然是综合评议会“此后政策，应以充实本校内容为主。”和董事会“过去派遣，未免过滥，社会上颇多烦言。”两方意见的结果。而第十条强调提高层次，一方面显然是适应留美预备部结束的现实，一方面也是进一步提高派遣留学生的质量。由于校长罗家伦与董事会在学校经费等问题发生激烈冲突，引发改辖废董运动。以及随后出现驱逐罗家伦、吴南轩，拒绝乔万选等风潮，清华校务出现动荡，直到1931年梅贻琦出任校长后风波才告一段落。就在此时，因为经济危机，从1932年3月至1933年2月，国民政府停付庚款一年。中国停付赔款，则无美国退款；加之清华基金本金不得支用，清华大学一度出现财政困难，被迫向财政部垫借100万，并向银行借部分款项，勉强维持。[14]1933年度国民政府庚款停付虽未成事实，但经费仍不能按月拨付。至1933年9月中旬，只领到3、4、5月的庚款。[15]上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鉴于“公家及私人不能多供给学生出洋，很希望有几个学术机关量力选派。”[16]清华大学由于有长期培养、选拔和派送留美学生的传统，教育部希望清华大学能恢复考选公费留美学生的制度。虽然出现财政困难，但清华大学还是从学术发展、为国育才的长远出发，结合自身办学传统和实际经济状况，以公费留美生派遣重启留学生的选拔与资助。梅贻琦校长说：“本校奉命增加留学名额，选送实用人才，以应国需。但此亦甚影响于本校将来经济状况，因嗣后庚款之余款，应拨归基金。现在余款另有用途，则拨存基金之数减少。惟政府的期望与社会的要求，既如此之切，本校又不好不设法应付，所以暂定考选办法以三年为限。”[17]由此，中断4年的留学生选拔、派遣、资助工作重新开始，计划进行三年。对于重启派遣留学生，清华校内及社会存在不同意见。分歧的焦点，仍集中于“往学”与“来教”、基础与实用等方面。1933年，清华大学历史学系主任蒋廷黻在《独立评论》撰文指出，教育部命令清华选派留学生是必须的、毫无疑问的。但蒋廷黻强调的是“全国须要有两三个比较完善的大学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因为靠外国的大学来替我们造人才不是个经常的办法，且是很不经济的。”[18]蒋廷黻指出，教育部命令清华三年选送75名留美生，保守估计需34万5千美元，合国币120万元。如果聘请正在遭受德国希特勒排斥的犹太专家，每人年薪1万2千元，则能聘请到10位专家在清华工作十年。[19]75名留学生对国事不会有大补，而10名专家在清华工作十年则效果更佳。相较而言，聘请专家来教比选派学生往学经济得多。不久，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萨本栋也在《独立评论》撰文对1933年留美公费生科目和考选标准提出疑问：“这次所要考的科目，如应用光学、仪器及真空管制造、兵工、飞机、硫酸及硝酸制造等等，都是极专门的技术。”“此次考题的性质，即录取标准，是以基本的学问，或以专门的智识为主体，很值得注意。”[20]作为物理学家，萨本栋明确指出，“我们相信在美国的大学（假定先送到美国）与研究学术机关，对于本次所指定的科目中几门，是完全学不到什么的。至于非研究学术的机关，如公司或工厂之类，因为他们利害的关系，不但不肯以秘密告人，即极平常的技术也不轻以授人。”[21]萨本栋认为，派遣留学生如果是要忠实地造就专门人才，“我以为较有效果的办法，应当先在国内研究这些专门问题，然后再派人到外国去观光；最少除了派遣留学生之外，在国内同时要研究此等问题。”“如果政府确有决心造就专家，而不是救济青年无出路，我以为须令国内学术机关，如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及三四大学合作，各派相当人员，各负相当经费，立即起始在在国内研究与此次所指定要考科目有关的问题。”[22]
吴有训《学术独立工作留学考试》，《独立评论》，1935年，第151期。 1935年，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在清华大学建校24周年纪念会上作了“学术独立工作与留学考试”的演讲。吴有训接着两年前蒋廷黻、萨本栋的意见，继续对留学考试提出批评，不过着眼点在优秀人才的流失。吴有训指出，“中国的学术是慢慢的趋向独立”，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大学聘请教师“不但要问所习的专门学科，且须顾及已发表的研究工作及其价值。”第二是国内各专门学术团体成立。对国内研究工作，吴有训承认“当然，国内现在进行研究工作者，大部系留学生，所以今日学术上所得的一点成就，也可说是留学政策的一种收获。”接着，吴有训话锋一转，“现在自己有一批人正在努力独立工作的时候，留学考试，是否仍然视为造就专门学者办法的唯一办法，是大可讨论的问题。”中国一面追求学术独立，开办研究所，培养自己人才，一面拼命地留学考试，是不甚相容的政策。“最显著的事实，是相处很久的助教和成绩较好的学生，对于所进行的工作，本可望相当的结果，因预备留学考试致工作的效率大减，有时竟等于零，所以有些工作，无法进行，有些工作中途停止。”“留学考试录取一名或二名的学科，预备投考的人数竟达二十至三十，这简直可说是白费时间。”因此，吴有训声明“反对现在的留学考试”，认为“现在所举行的留学考试，事实上是妨碍了中国学术独立工作，不能不认为是一件严重的事体。”[23]①《养成一种领导时代的健全人格》，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5册，台北：国史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8年版，第51页。②《养成一种领导时代的健全人格》，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5册，台北：国史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8年版，第51-52页。
③《致〈甲寅〉编者》，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1907－1933》（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1页。④罗家伦：《学术独立与新清华》，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9，200页。⑤梁启超：《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一，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20页。⑥袁翰青：《清华的新生命》，《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28年11月5日，第4版。⑦浦江清：《清华园日记 西行日记》，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页。陈寅恪对留学生多有批评，且措辞严厉。吴宓在1919年9月8日日记中记载：“陈君寅恪尝谓'昔贤如诸葛武侯，负经济匡时之才，而其初隐居隆中，啸歌自适，决无用世之志。'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及遇先主，为报知己，乃愿出山，鞠躬尽瘁。岂若今之插标卖首，盛服自炫，'Advertisement’争攘权位。本自无才，徒以偾事，甚且假爱国利群、急公好义之美名，以行贪图倾轧之实，而遂功名利禄之私。举世风靡，茫茫一概。吾国固然，欧美各国亦不异。且其中为恶者，操术尤工。吾留学生中，十之七八，在此所学，盖惟欺世盗名，纵欲攫财之本领而已。”（《吴宓日记》第二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6-67页。）1919年12月14日日记中记载：陈寅恪认为“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深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吴宓日记》第二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0-101页。）有趣的是，陈寅恪在哈佛大学留学期间，接受的是江西省官费资助。（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6页。）这种看似背反的情况引起了学者讨论。罗志田认为，“处在那样的时代和社会，身为留学生而有意自外于得宠于社会的'留学生’，陈寅恪的个人认同，大概也只能是他所常说的不新不旧、非驴非马而已。这当然是戏言，又不仅是戏言，其中深有沉痛在——在一个日益黑白分明的世界里，找不到自己的认同，虽云清高，不亦太过缥缈乎？留学生的边缘特性，于此显露无遗。”（《序言》，第17页。[美]史黛西·比勒著，张艳译：《中国留美学生史》，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版。）王震邦认为这是因为陈寅恪以世家子弟自居，有世家子弟的自我认同，与新兴阶级的留学生不同。（王震邦：《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4-45页。）⑧罗家伦：《整理校务之经过及计划》，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⑨《国立清华大学评议会上董事会建议书》，《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28年11月21日，第3版。⑩ 《国立清华大学评议会上董事会建议书》，《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28年11月21日，第3-4版。罗家伦：《整理校务之经过及计划》，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11] 《清华实际现状——民国十八年四月十六日答记者问》，《罗家伦先生文存》，第5册，第49页。《致吴之椿、张仲鲁电》，《罗家伦先生文存》，第七册，1988年版，第74页。[12] 《旧制学生留美标准》，《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24期，1928年12月21日，第1版。[13]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80期，1929年6月14日，第2-3版。[14] 《呈教育部文（1933年3月10日）》，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707页。[15] 《二十二年度开学典礼志略》，《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3年9月15日，第518号，第1版。[16] 《二十二年度开学典礼志略》，《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3年9月15日，第518号，第2版。[17] 《二十二年度开学典礼志略》，《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3年9月15日，第518号，第2版。[18] 蒋廷黻：《这一星期》，《独立评论》，1933年，第57期，第2页。[19] 蒋廷黻：《这一星期》，《独立评论》，1933年，第57期，第2页。[20] 萨本栋：《教部令清华继续考选留学生以后》，《独立评论》，1933年，第59号，第7页。[21] 萨本栋：《教部令清华继续考选留学生以后》，《独立评论》，1933年，第59号，第7页。[22] 萨本栋：《教部令清华继续考选留学生以后》，《独立评论》，1933年，第59号，第8页。[23] 吴有训：《学术独立工作留学考试》，《独立评论》，1935年，第151期，第3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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