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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塞外，落叶飘零，我父亲被下放农村。他是个读书人，却有着“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农耕情结。他从单位回来说，反正是种田，这次干脆回老家种去，落叶归根，正好与年迈的老母亲和兄侄们共享天伦之乐。于是他携妻子儿女一家七口搬回老家河北。 那年粮食大丰收，生产队给我家分了好多红薯，用小车一车车推回来，堆在院子和屋子里，像两座小山，这是按人头分的全家一年的主要口粮。 我从小生活在内蒙，没见过红薯，觉得太好吃了！世上竟有如此甘甜香糯的食物！可是几顿吃下来胃就反酸受不了，觉得还不如玉米窝头好一点。白面平常吃的很少，偶尔能吃上几顿白面馒头和面条。 为了储存一部分新鲜红薯，家家都在院子里挖一个长方形的，棺材大小一人多深的窖，最下面两头各挖一个洞，支个小梯子，上面一个人用柳条筐装上红薯拴根绳子吊下去，下面的人再把红薯接住，小心地码进洞里，然后用草帘子盖住。剩余下的大量的红薯只能切片晒干，怕放时间长霉烂，家家户户都不分昼夜用菜刀切片晾晒。 我们住的是大伯父家的砖房，大伯父儿子在石家庄安排了工作，他便举家搬走了。这里家家屋顶都是平平的，水泥抹得光光的，原来是专门用来晾晒红薯，萝卜什么的。 我每天去学校上学，妈妈都嘱咐让我放学早点回家帮助他们切红薯片。我们这个村子有几百户人家，大部分是亲套亲，我爹这个姓，家族人口在村里最多，属大户，剩下小户人家杂姓家族不多有几支。村子中央有一口大水塘，经常有妇女在水塘边的石头上，用木头棒子梆梆地锤洗衣服，水塘四周长着许多大槐树和枣树。刮风下雨的时候，孩子们一群一伙跑出去，从泥水里拣树上掉下的半生的枣子吃。 池塘边就是我的学校，院里有一口安着辘轳的水井和一棵双手抱不住的大槐树，树叶又绿又浓，像大伞罩着玩耍的孩子。老槐树上的知了不停地鸣叫，叫得人脑袋疼。全村就这一所小学，只有几个班，语文数学教材差不多，我全跟得上。但是他们开设俄语课，我没学过，再就是汉语拼音教的是现在新版的，而我原来学的是旧版。俄语刚开学，我不愁赶上，汉语拼音新的一个也不认识。 我的语文老师姓袁，他个子瘦高，六十岁上下，上身穿一件旧灰土布中式对襟袄，下身是一条中式黑土布裤子，脚蹬一双黑布鞋。有时也许心血来潮，会换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这在农村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但我觉得配上他头发茬花白稀疏的光脑袋，有股洋气劲儿。他上课很严肃认真，课下却爱笑，一笑就露出掉了两颗门牙的牙床，脸皱成一个麻团似的，看上去十分可笑。 课堂上，袁老师让我念拼音读生字，我愣住了，一个也不认识。他说：放学你留下，接着问我：你没学过汉语拼音吗？我说，学过。我把旧版拼音表背出来。他又说，你写写看。我在黑板上把旧汉语拼音刚写了一个，他就连忙说：那都是旧拼音，现在改了，不会拼音怎么学语文？这样，从明天开始，你每天放学留下补学拼音。袁老师给我下了命令。 我回到家把情况告诉爹妈。我爹说：你姑姑跟袁老师家还套着亲呢，他家解放前是地主，旧社会他在村里当私塾老师，后来去了北京，听说还留过洋，学问大着呢！那他现在怎么在村里教书呢？我问，解放后他在省城工作，有人说他犯了错误，精神失常，便从省城回老家来了。我那时才十一岁，什么也不懂，也不知道精神病是什么。 于是，从第二天下午放学开始，我便留下来学习新汉语拼音。袁老师在黑板上写，我在座位上读。每天学几个，会背会写才能回家。刚开始我以为不就是旧的改新的吗，音同样子不同，有什么难学的。谁知道后来学到声母韵母什么的，还挺难的。等我完全掌握，整整用了一个月时间。 袁老师平常讲河北话，上课却是半普通话。常夹讲一点古今中外书里的故事，有时用古文中之乎者也表达他的情感，尤其是领读古诗词，摇头晃脑出神入化，我们也跟着他晃悠。他表扬我四声发音准，常叫我领读课文。他刚把俄语单词教会了我，突然这门课被停了。 有一天放学，袁老师让我留下，给我一个很大的报纸包，他说：这里有几夲小人书送你了，回去打开看吧。半路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纸包，这些旧小人书里有中国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水浒，三国，红楼梦故事片断，还有春秋战国一些故事。我的中国古典文学知识启蒙就是从这些小人书中开始的。 冬天很快过去，春天到了，公社成立公共食堂。之前，家家户户的粮食全部上缴了，连红薯干也没留下一片。我妈说，早知道费那么大劲全收走了，晾它干嘛！吃食堂不用做饭。每天放学，我和弟弟抬一只打水用的铁桶，去村里食堂打饭。食堂设在队房，社员各家派人拎着盆，罐，甚至铁锅排队打饭，眼晴都盯着那口冒着热气的大铁锅。那口锅又深又大，如果进去洗澡大概能装十来个人。铲子就是铁锹，勺子就是舀水用的大铜瓢。我家人口多，也没合适家什，就拿打水的铁桶去打饭。打饭的炊事员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大白胖子，他穿一条蓝粗布围裙，不住地用胳膊肘抹头上的汗。旁边一个人在夲子上给打过饭人家名字后打勾。 我一边排队，闻着饭味，嘴里一边流口水，心里很高兴，不用做饭吃现成的多好！头一天的饭是面条。我把打上饭的水桶往地下一放，我妈上前一看说，怎么这么稀？这顿饭我们没吃饱。我爹妈都是有文化爱面子的人，是不屑于为五斗米折腰那种文人，尤其是我爹这种落魄之人，不愿出面打饭，更不愿去找他们计较，每天还是让我姐弟俩去打饭。我说，别人家人口少还给的多又捞得稠，我家人多，炊事员不多反少给，还清湯寡水的，我妈说，以后晚点去排队，锅里饭少就稠了。 有一天我们排到到最后一个，稠倒是稠了，只给舀了一瓢半，平常还两瓢呢。我瞅瞅锅里还有少半锅面条，再望望那个跟我一个姓的，我叫叔叔的胖子，站着不想走，希望他再给加半瓢。可他嘿嘿冷笑两声说，还不快走！愣着干嘛？真是狗眼看人低，我爹在口外发迹的时候，每次探亲回家都给他父母买好多点心什么的，如今落魄，真是落架的凤凰不如鸡！我真是恨自己年纪太小，如果是个壮小伙子，非得上去狠狠踢他一脚不可。 公共食堂没开多久就散伙了。爹妈说，这回分粮自己做就好了。没想到分了些乱七八糟的豆子和杂粮，好象多年陈仓的底子。数量少只能用小磨手工磨，不能也不够蒸着吃，大多数时间只能吃糊糊。我肚子饿的咕咕叫。 这个春节我家吃的是红薯面白菜馅饺子，不记得里面有肉。又黑又硬象铁疙瘩。后来的日子更难熬。连仅剩的一点杂粮也吃完了。正是青黄不接时，大地还没完全消冻，野菜没长出，什么也没得吃，榆树皮都被人们剥光了。我就跟弟弟到去年种萝卜红薯的地里用铁锹刨土，希望拣一点冻干的萝卜和烂红薯。头年人们差不多全拣净了，只能拣到很少一点，都冻干成空壳。我们饿极了，抓起来连冰带土填嘴里了。 我奶奶那时八十多岁，拄着个拐杖提个袋子踮着小脚颤巍巍走过来，我以为有什么吃的，跑过去打开一看是干葱叶和干白菜叶。这些平常当垃圾扔的东西，在当时却显得那么金贵。我奶奶在我二伯父家吃饭，这是她能给小儿子的唯一能吃的东西了。 我妈说，全村数咱家惨，咱们是新来户，没一点底垫。老户人家过去常遇灾年，都多少藏点粮食。我妈把干菜叶葱叶跟用玉米豆子什么磨成的碴子熬一锅，撒把盐全家当饭吃。
有一天，连菜面糊糊也没了。我妈让我去队里的苜蓿地拔点嫩叶。这块苜蓿地是为队里喂牛种的，她说牛能吃人肯定能吃。 春天大地一片荒芜，只有这小片苜蓿长出嫩叶，绿油油的。我人小个子低，天又昏黄，没人注意。饥饿会使人胆大包天做一些出格的事。 我没敢提篮子，只把衣襟用左手兜着，用右手挦一点就放在衣襟里，不一会就挦了一大包。我妈用洗净的苜蓿熬了半锅菜汤，这就是那天的晚餐。至今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们全家七口人喝完菜汤就睡了。半夜，我忽然觉得肚子疼，如刀绞一般。我迷迷糊糊地喊我妈，妈，我肚子疼。我妈点着灯，伸手摸摸我头，按按肚子说，你是饿了！我妈扫了一眼空荡荡的屋子，忽然眼睛盯在墙上挂着的半辫子大蒜上。她从上面揪下来一头蒜，剥了一瓣递给我说，嚼一嚼咽了，也许会好点。我大口嚼几下，没觉得辛辣就咽进肚里。很快，肚里就有了反应，火烧火燎的，原先的疼却不觉得了，我困得又睡过去。 眼看一家人要锇死，我妈写信给我在北京铁路局工作的姥爷，我姥爷寄来三十元钱。我爹赶忙去后村集市上从黑市买了半面口袋红薯干回来，一进门没等脚跟站稳，全家人就饿狼般地抓起红薯干大口嚼起来。 这点红薯干加上苜蓿熬成菜汤喝，支撑了一些日子。终于有一天上面下通知，每人每天分二两粮，我妈说，这回饿不死了！ 等来的粮是什么？玉米芯磨成的粉，说是叫混合面，吃了肚子憋得像鼓，屎干得像石头拉不下来，我妈用一小木棍一点点往出抠。听说有村子憋死人的。好在不久又给各家发半块榨油剩下的油饼，跟混合面熬在一起吃可润肠。熬过青黄不接的春天，地里有了野菜，接着，冬小麦熟了，全家人终于全活了下来。 那时候我们学校还照常上劳动课。有一天老师让明天带点吃的，因为要去很远的地方劳动，中午不回家。我们的劳动任务其实是在地里撒肥料，把地里一堆堆沤好的粪撒开。 中午到了吃饭时间，进到村里一处空地，同学们男女各扎一堆，说笑着准备拿出各自带的干粮吃，袁老师被他一个亲戚叫去了。我趁人不注意，急忙躲到一个放着玉米秸秆和杂草的露天柴草房，想等他们吃完了再出去。春天的阳光暖暖地照在我身上，我肚子空空的，感觉后背凉飕飕的。 突然，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我从那堆玉米秸秆上站起来，叫我的是一位女同学，她说袁老师叫我过去。 我跟着同学走进一户人家，进门看见袁老师坐在炕沿边小炕桌前喝水。他见我进来，打发同学走了，然后从上衣兜里摸出一个用布手帕包着的小包。我看到里面露出一个红薯面蒸的黑紫色窝头。他把窝头递到我手上说，我知道你家情况，吃了吧，下午还要干活呢！ 我眼睛模糊了，我忍住泪，接过窝头转身跑了出去。我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吃的那块窝头，更不记得是什么滋味。 如果没有这场大饥荒，也许我们这一家人就算叶落归根，待在老家不动了，我们的后代儿孙也许会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但经过这场饥饿的洗礼，父母下决心离开老家。在内蒙工作的三伯父为我家联系了河套一个较富裕的生产队，父亲又携妻子儿女返回内蒙古。临走的前几天，我去看望袁老师，放寒假以后，我已经有些日子没见他了。袁老师一见我笑得合不拢嘴，他的牙好象更稀了，人也老多了，但张嘴笑后开没牙的地方露出红红的牙龈，还是那么纯真可爱。 惊喜，慈爱，真挚的笑与离别的不舍交织在一起，我虽然小但能感觉到。我忽然心血来潮，冷不丁问他，您犯什么错了？他愣了一下，嚅嚅地说，我没犯错，是上面分配一个右派指标没人愿意接受，我接了。他顿了一刻缓缓地说，命啊！不过叶落归根也算一种归宿吧。 临走那天，我奶奶拄着拐杖一直站在村口望着我们走远，她用干巴的手掌不停地抹眼泪，我爹一声不吭阴着脸。这是一次诀别！我们回到内蒙第二年奶奶便去世了。我爹未能见母亲最后一面，流着泪说：我是个不孝之子。 我回到内蒙考上初中后，曾给袁老师去过一封信，讲了我这里的情况。有一天，我收到袁老师的回信，他在信中问我内蒙是否很冷？要我努力学习注意身体。他有机会想来内蒙古看看。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他，我问在城里工作的伯父可有毡帽卖？如果能买到，请他帮助买一顶寄回去给袁老师，他脑袋一年四季，大冬天都光着的。后来，我学习忙没再写信给他，也没接到他来信。很久后的一天，父亲说袁老师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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