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蒲城店遗址探讨西周应国的社会文化格局

蒲城店遗址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东高皇乡蒲城店村北，2004～2005年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于发掘区西部获得一批重要的西周时期文化遗存[1]。在发掘简报的结语中，已对蒲城店西周遗存的年代进行了讨论，认为遗存自西周早期延续至西周中期，并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法对其文化性质进行了初步探讨。豫中地区以往发现的西周早、中期遗存多为墓葬材料，蒲城店遗址的西周居址材料较为丰富，填补了平顶山一带乃至豫中地区西周早、中期居址材料的空白，为深入认识区域文化面貌以及探讨西周封国的社会文化格局等相关问题提供了考古新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鉴于发掘简报中未能就相关问题展开充分论述，本文拟对蒲城店西周遗存的主要文化来源、地域特点以及西周姬姓应国的文化格局等开展一些更深入的讨论。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蒲城店西周遗存的主要文化来源

通过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蒲城店遗址西周时期陶器大体可分为三组[2]。A组为商文化因素，包括Aa型鬲、簋、Aa型盆、A型矮直领瓮等，据可辨器形和明确可参与分组的器物加以初步统计，所占比例达70%以上。B组为土著文化因素，包括Ac型鬲、C型鬲、A型甗等，占比约为14%。C组为周文化因素，包括D型鬲以及TG14第3层出土的豆盘和豆柄等，约占13%。商文化遗留因素是蒲城店西周遗存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因此需要对其主要文化来源重点讨论，从而实现对这批遗存族系属性的判定。

根据《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对“晚商文化”的类型划分，河北中南部和河南北部、中部地区属于“殷墟类型”，河南南部地区属于“天湖类型”[3]。近年来，随着考古材料的日益丰富，特别是荥阳关帝庙遗址[4]和郑州黄河路109号院墓地[5]的考古发掘，使得豫中地区殷墟文化的地方特征逐渐清晰起来。关帝庙揭露出一处殷墟时期的小型聚落，房址皆为单间半地穴式，以长方形者居多，多数带门道，房内多有灶；墓葬皆为小型长方形或圆角长方形土坑竖穴墓，部分有二层台和腰坑，墓主人葬式主要为仰身直肢或俯身直肢；灰坑有圆形、椭圆形、长方形等，以圆形为主；陶器常见鬲、簋、罐、盆、甑、豆、甗等，石器多为镰、铲、斧、刀等，骨器多为簪、匕、锥、镞等。郑州黄河路109号院发掘一处殷墟时期墓地，均为小型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向多为东偏北，葬具仅有棺，葬式多为仰身直肢，多数无腰坑，有腰坑者通常在其内殉狗，殉狗的方向往往与墓主头向相反；随葬品通常放置于头部的二层台或棺顶板上，主要是陶器，以簋最多，较常见鬲、罐（罍），也有盆、豆等器类。回顾早年在郑州市区人民公园、铭功路两侧[6]，郑州近郊的旮旯王[7]、陈庄[8]、马良寨[9]，以及登封王城岗[10]、南洼[11]，新郑海寨[12]，荥阳东柏朵[13]等遗址，均发掘有与上述遗存特征相同的殷墟文化遗存，可知此类遗存较为普遍地分布于郑州市及附近区域。

郑州地区的殷墟文化遗存与冀南豫北地区以安阳殷墟遗址为代表的殷墟文化典型遗存具有较为显著的差异，突出表现在陶器群面貌方面。郑州地区的殷墟文化鬲在偏早阶段以灰陶为主，流行方唇，沿下角较大；偏晚阶段常见灰褐陶，多圆唇，沿下角变小，沿面下凹，内折沿处有明显的凸棱，锥足表面有明显的刮削痕迹。而安阳殷墟鬲主要为灰陶，始终流行方唇，沿面较平或略上鼓，锥足光素。在殷墟文化晚期，殷墟所出陶鬲的形体趋于矮扁，裆部降低，锥足缩小直至消失[14]；郑州地区陶鬲并未出现明显的矮扁化趋势，尽管裆部有所降低，但仍保留相对较高的锥足。郑州地区殷墟文化陶甗与安阳殷墟所出者形制近似，流行在甑部近口处施按压戳印的附加堆纹泥条。郑州地区殷墟文化陶簋既有安阳殷墟典型形制者，也流行属于本地风格的折沿、束颈、鼓腹簋。据此，可将这批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殷墟文化遗存，以考古材料最丰富、文化特征最典型的荥阳关帝庙遗址为代表，命名为“殷墟文化关帝庙类型”。

殷墟文化关帝庙类型的分布区域并不局限于郑州地区。据已有材料，豫西洛阳盆地中东部考古调查发现一批具有该类型特征的陶器[15]，如高崖西遗址采集134∶30、西湾北遗址采集189∶2为表面带刮削特征的鬲足，寨湾东北遗址采集217∶31、扒头水库南遗址采集Y185∶2为沿面下凹、内折沿有凸棱的鬲口沿，姬家村南遗址采集Y228∶1、东管茅东南遗址采集Y203∶1为沿面下凹的鬲口沿；寨湾东北遗址还采集到具有殷墟文化第三期特征的簋，如217∶37“上腹饰凹弦纹夹三角形几何纹，下腹饰三角形几何纹夹细绳纹”[16]。豫东民权牛牧岗遗址出土沿面下凹的鬲口沿，如ⅡT0301⑤∶1、3[17]，附近的吴岗遗址采集到带刮削特征的鬲锥足08MYW∶21[18]、周龙岗遗址采集到沿面下凹的鬲口沿08SLZ∶14[19]等，皆具关帝庙类型陶鬲的典型特征。舞阳卸店[20]、许昌丁庄[21]曾发现殷墟文化第三期、第四期特征的陶簋。正阳闰楼墓地鬲M102∶2、M99∶3和簋M134∶1、M76∶1[22]等也具有较明显的关帝庙类型陶器特征，但更靠南的罗山天湖墓地出土陶器[23]已呈现较为显著的差异，属于早年划分的“天湖类型”。据此可知，关帝庙类型的范围基本覆盖了整个河南中部地区，蒲城店遗址所在的平顶山一带尽管目前尚缺乏殷墟文化时期遗存的考古材料，但显然应处于关帝庙类型的分布范围之内。

蒲城店西周时期遗迹沿袭了殷墟文化关帝庙类型遗迹的主要特征。关帝庙遗址的殷墟文化房址均为单间半地穴式，平面形状以方形及长方形居多，多有门道，灶常见于房屋一隅，以关帝庙F3、F14等为代表。蒲城店遗址西周时期的房址同样皆为单间半地穴式，以蒲城店F4、F7为代表，平面形状为方形和长方形，有门道，F7的灶位于屋内西南隅。可见两者的房址具有非常明显的传承特点。蒲城店西周时期墓葬M23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底中部有腰坑，这是商系文化墓葬的典型特征。蒲城店西周时期灰坑有圆形、椭圆形、长条形等，以圆形为主，也均与殷墟文化关帝庙类型的特征相同或接近。

陶器群特征的共同之处，更能进一步说明两者之间的源流关系。蒲城店F4、F7、H14、H66、H153、H383等遗迹的年代为西周早期，陶器常见鬲、甗、簋、盆、瓮等器类，均可见到关帝庙类型陶器的相似器形。关帝庙类型偏晚阶段鬲折沿较低，沿面下凹，高束颈，腹部拍印交叉绳纹，如新郑海寨H1∶2（图一，1）、登封南洼2004F1∶4（图一，2）等；蒲城店西周早期鬲H554∶1（图一，3）、H554∶9（图一，4）的折沿较低，沿面略下凹，口沿与颈部的内壁有折线，高束颈，腹部饰交叉绳纹，特征非常近似，主要的差异在于后者的足为圆柱足。关帝庙类型甗在靠近口沿处流行施加按压戳印的附加堆纹泥条，如南洼2006G9⑤∶3（图一，5），蒲城店西周甗H101∶10（图一，6）等继承了这样的特征。关帝庙类型常见殷墟文化典型特征的簋，特别是在偏晚阶段流行腹部饰三角划纹的典型商式簋，如郑州黄河路109号院M29∶1（图一，7），在蒲城店西周遗存中也保留延续这一典型器形，如簋H14∶3（图一，8）。关帝庙类型鼓腹绳纹盆如郑州黄河路109号院M18∶3（图一，9）和南洼瓮2005H26∶2（图一，11）等，在蒲城店西周遗存中也可分别见到相似器形，如蒲城店盆H101∶7（图一，10）和蒲城店瓮H554∶7（图一，12）。

蒲城店西周遗存中存在一种形制似较为特殊的陶鬲，即简报划分的Aa型鬲（图二，1～3），具有商式鬲较为常见的方唇、分裆特征，因此被划归入商系文化因素。但其“沿面上多有凸棱，形成两周凹槽”，与通常所说的商式鬲似乎差异较大。实际上，在沿面出现密集的凸棱与凹槽系伴生关系，这也是关帝庙类型鬲沿面的常见特征，如新郑海寨H1∶2“沿面上有三周凹弦纹”（图二，4）、H1∶27“沿面有三周凹弦纹”[24]（图二，5）等，可知蒲城店Aa型鬲同样保留了关帝庙类型同类器的特征。

由此可见，蒲城店西周遗存无论遗迹形制还是陶器群面貌，主要沿袭了殷墟文化关帝庙类型的基本特征，均具有浓厚的殷墟文化遗风。这表明，在由商入周的历史进程中，本地的小型聚落并未受到周系文化的强烈影响，在文化面貌上仍具商系文化特征，是本地商文化在西周早、中期的延续。根据遗存特征推测，蒲城店遗址在西周时期应当是一处以殷商遗裔普通民众为主体的小型聚落。

二、蒲城店西周遗存的地域特点

徐良高曾通过对各地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分析，指出周文化在不同地区的陶器呈现多元组合特征，洛阳及邢、卫、鲁地区的文化因素组合为“周文化因素+商文化因素（保留得更多更浓）”，燕、齐、晋地区的文化因素组合为“周文化因素+商文化因素+土著文化因素”，其背后反映出“周人对被征服者的文化并没有完全排斥否定，而是采取了一种承认、宽容、吸纳和主动与之结合的态度”[25]。这一研究对于深入认识西周文化的不同地域特点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蒲城店西周遗存陶器群分为商文化因素、本地文化因素和周文化因素，并且商文化因素所占比例最多，这是该遗址西周遗存的重要地域特点之一。

以往的研究通常将晚商文化因素视为一个整体，但如前文所述豫中与豫北地区的殷墟文化存在明显差别，应将其独立出来划分为殷墟文化的关帝庙类型。进入西周时期，东方广阔的殷商故地尽管仍然在文化遗存上保留较多的商系文化因素，但由于本地因素的存在，以及受到周文化影响的程度不同，因而表现出一定的地域特点差异。蒲城店西周遗存陶器群中包含的侈口厚唇簋、鼓腹绳纹盆（以Aa型为代表）、矮直领瓮（以A型为代表）等，普遍见于东方的殷商故地，是西周时期殷商遗裔文化遗存陶器群的常见器类。

鬲是商周陶器群中的主要炊器，是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核心器类，其风格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使用的人们行为习惯的不同偏好，背后又反映了文化类型的差异乃至人群差异。蒲城店西周遗存的地域特点主要表现在出土陶器群方面，而又以陶鬲为最主要、最显著的差异对象。尽管与太行山东麓地区均属殷商故地，但以蒲城店遗址为代表的豫中地区南部西周遗存所用陶鬲与之存在很大差别，呈现出鲜明的自身地域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缺乏肥袋足无实足根鬲。以殷墟遗址为代表的典型殷墟文化在第四期晚段的陶鬲演变为扁体、肥袋足、无实足根的特征。商王朝覆亡后，此种鬲在形制上并未发生很大变化，太行山东麓地区在西周时期长期流行肥袋足无实足根鬲。蒲城店西周遗存基本不见太行山东麓地区流行的肥袋足无实足根鬲，表现出西周时期殷商故地之间陶器群构成因素的显著地域差异。实际上，殷墟文化关帝庙类型与殷墟遗址典型殷墟文化陶器群的差异，集中表现在陶鬲形制的差异，由于蒲城店西周遗存主要由属于本地殷墟文化的关帝庙类型发展而来，因而在日用炊具的陶鬲上仍然保持了明显的地域差异，始终未采用肥袋足无实足根鬲作为日用炊具。

二是存在多样性风格的鬲。蒲城店西周鬲以殷墟文化关帝庙类型鬲的延续形态为主导，兼有属于B组文化因素的本地风格鬲和C组文化因素中受到周文化影响的鬲。以蒲城店西周C型鬲为例，C型Ⅰ式鬲H66∶1器形为扁体，属于殷商故地陶鬲形体特征，但联裆制法明显是来自周文化的影响，呈现出有机融合的本地特点。C型Ⅱ式鬲H153∶9、H153∶2也是在商式陶鬲制作技术基础上受到周文化影响而产生的本地风格器物。周文化因素所占比重在文化因素分组中占据最少，但少量周文化因素的进入，特别是对陶鬲风格产生的影响，进一步促进了本地陶鬲自身风格的创新和因素构成的变化，因而呈现出较为鲜明的多样性风格陶鬲的共存。更进一步说，周文化因素的出现，以较低的比例，促成了陶鬲形制和文化因素分组的变化，并造成了本地文化因素的创新，这是形成蒲城店西周陶器群面貌的重要原因。

三、西周姬姓应国的社会文化格局

运用考古资料探讨古代社会是考古研究的重要使命。西周分封是西周历史研究的传统论题，由考古资料重建西周社会文化格局，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以往在豫中南部平顶山一带发现的西周遗存主要以墓葬资料为主，缺乏对同时期居址的考古发掘。蒲城店西周遗存属于西周时期一处小型聚落，为探讨西周社会文化格局提供了难得的基层社会考古材料。结合以往相关资料，可对西周姬姓应国的社会文化格局开展初步探讨。

根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邘、晋、应、韩，武之穆也”的记载，周代应国公室属于姬姓，为周武王之后。平顶山滍阳岭西周应国墓地的考古发现[26]，证实了周代应国核心区的历史地望。已有研究认为，应国的历史地理范围与汉代的颍川郡范围大体相当，包含现今平顶山市区及周邻的诸县[27]。蒲城店西距滍阳岭不足30公里，对于蒲城店西周遗存的历史认识，需要回归到区域文化格局的视角中考察。以滍阳岭应国墓地为中心，周边除蒲城店西周遗存外，向西的鲁山仓头村[28]、西北的临汝（今汝州，下同）大张村[29]均曾发现西周早期青铜礼器群，向东的襄城霍庄发现过一座西周早期青铜礼器墓[30]，襄城左庄村也曾出土西周早期青铜礼器[31]。这些西周遗存的发现，对于认识蒲城店西周聚落所处的社会文化格局，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化背景材料。

鲁山仓头村的西周铜器群散失不全，现存壶、觚形尊、觯各1件，爵2件。壶内底有铭文“□作父乙尊彝□”，尊圈足内壁有铭文“子孙父庚”，觯圈足内壁有铭文“文”，爵之一的鋬对应腹壁有铭文“人祖辛”，爵之二的纹饰与铭文均不同，有铭文一字但未公布。根据器物形制与铭文信息，可知这些铜器具有较明显的商系文化特征，铜器群的年代应属西周早期的偏早阶段，有可能出自墓葬。

汝州大张村的铜器群计有鼎、簋、爵、觯各1件，应属完整的青铜礼器组合。簋内底有铭文“光父辛”。根据铜器的形制与纹饰特征，可知年代属于西周早期的偏晚阶段。铜器群应出自墓葬，有可能属于殷商遗裔。另外，临汝李楼遗址出土的铜爵具殷周之际特征，有铭文“祖庚”。汝州张庄遗址出土铜爵为西周早期特征，有铭文“□父”[32]，作器者应属商人或殷商遗裔。

襄城霍庄西周早期墓葬材料更为重要。蒲城店西周聚落位于滍阳岭应国墓地和襄城霍庄墓葬之间，且距后者更近。霍庄墓葬的墓底有腰坑，其内殉狗，属于较为典型的商系文化墓葬特征，随葬一大一小两件陶罐（罍）也属于西周时期殷商遗裔墓葬较为常见的随葬陶器组合形式。另如荥阳西司马墓地05XGSM59、06XGSM85[33]等，均是这种随葬陶器组合。

值得重点关注的是霍庄西周墓随葬的原始瓷罍（图三，1）。殷墟文化的硬陶、原始瓷、釉陶的器类和数量均较少，主要器形有瓿、豆、壶、钵、罐、器盖等[34]。霍庄原始瓷罍似在殷墟文化中找不到来源，应是西周早期新出现的一类因素。类似的原始瓷罍在河南平顶山滍阳岭应国墓地（图三，2）、浚县辛村墓地、洛阳北窑庞家沟墓地[35]，山东济阳刘台子墓地[36]、滕州庄里西墓地[37]、滕州前掌大墓地[38]，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39]，北京房山琉璃河墓地[40]均有发现。在滍阳岭应国墓地中，这种原始瓷罍随葬于应公墓M232之中。霍庄西周墓的墓主虽属殷商遗裔，也随葬了形制近似的原始瓷罍，两者均有较粗的圈足，相比北窑、琉璃河等地者具有较大的差异，这表明霍庄墓葬与滍阳岭应国墓地之间存在文化联系，霍庄墓葬的墓主应当是姬姓应国治下的殷遗贵族。

襄城左庄村取土发现青铜尊、罍各1件。尊为腹部饰兽面纹的觚形尊，是殷墟文化晚期至西周早期的常见风格。罍形制较特殊，却与霍庄墓葬所出原始瓷罍的特征非常近似。前已述及原始瓷罍所反映出的文化联系，左庄村所出青铜仿原始瓷罍又进一步提供了佐证。

通过对应国历史地理范围内西周时期遗存的全面系统考察，以平顶山滍阳岭应国墓地为核心，在周邻多县范围内发现数批应出自墓葬的青铜礼器群，还发现特征明确的殷商遗裔青铜礼器墓。霍庄墓葬经过正式考古发掘，获取了重要的历史信息，墓主虽属殷商遗裔，却与滍阳岭应国墓地存在文化联系。左庄村出土的青铜仿原始瓷罍，同样反映出区域内高级别文化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蒲城店相距滍阳岭和霍庄不远，居址和墓葬材料均反映出其居民应当是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

从上述考古材料可以清晰看出，在西周应国的范围内，至少存在上层贵族、中层贵族和下层民众三个大的社会层级。上层贵族以滍阳岭应国墓地为代表，反映出的是以姬姓周人为主体的封国统治集团。中层贵族以平顶山周邻诸县发现的铜器墓或疑似的墓葬铜器群为代表，这其中包含殷商遗裔中层贵族，也应包含其他族系的中层贵族，共同构建起姬姓应国的基层统治架构。下层民众则是以蒲城店西周遗存为代表，由于当地是殷商故地，应当存在相当数量的殷遗民众，蒲城店西周聚落就是这类普通族众聚居的大批小型聚落中的一处，只是由于客观条件的局限，目前仅能根据蒲城店西周遗存的有限材料略窥其面貌之一斑。

这样的社会文化格局在西周时期的姬姓封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根据《左传·定公四年》记载，西周初年分封时，将“殷民六族”“殷民七族”分给了鲁公和康叔，考古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东方商人故地的姬姓封国统辖了相当数量的殷商遗裔，如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的Ⅰ区便属于殷遗民墓葬区[41]，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内发现的甲组西周墓也具有商系文化特征[42]，反映出社会上层姬姓贵族统治集团治下，社会中层贵族包含殷商遗裔，广大族众以殷商遗裔为主体构成。太行山东麓的姬姓邢国、卫国不论是中心聚落还是周边小型遗址，均发现有殷商遗裔文化遗存，这其中包含殷商遗裔中层贵族和大量族众的文化遗存，反映出相同的社会文化结构。郑州地区被认为是姬姓管国的所在地，情况亦然。

姬姓应国的建立，属于西周王朝在东方安置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燕山南麓向南依次安置了燕国、邢国、卫国，在郑州地区曾安置管国，应国是接续上述“东方链条”的重要环节。东方的姬姓封国在社会文化格局上具有近乎一致的规律性特征，这是由姬姓周人集团的政治管理策略所导致，一方面可以在社会上层保持姬姓周人的统治地位，社会中层保留殷商遗裔贵族是为了更好地驾驭社会下层广大的殷遗族众。另一方面，应国处于洛阳盆地通往东南地区的交通要道之上，这样的社会文化格局，也能够充分依靠社会中、下层的殷商遗裔，作为维护西周王朝统治秩序的重要屏障，在防范淮夷内犯中发挥御敌于阵前的政治军事作用。

通过对蒲城店西周遗存的分析，不但可以使我们初步认识豫中南部地区西周时期基层聚落的文化内涵，尤为重要的是，使探索西周应国的社会文化结构成为可能。姬姓封国是西周王朝政治地理结构中的关键性构成，从西周应国考古材料所见社会文化结构，可以窥视出西周王朝对东方殷商故地因地制宜的统治策略，这实际上与《左传·定公四年》所述“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的政治方针是一致的。

附记：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虢国都城李家窑遗址发掘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项目编号18ZDA220）、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豫西晋南交界地区新石器时代建筑与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编号2021WT3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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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平顶山市文物局：《河南平顶山市蒲城店遗址西周遗存的发掘》，《考古》2016年第6期。

[2]同[1]。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304～32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4]a.李素婷等：《河南荥阳关帝庙遗址考古发现与认识》，《华夏考古》2009年第3期。

b.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荥阳市关帝庙遗址商代晚期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7期。

[5]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黄河路109号院殷代墓葬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5年第3期。

[6]a.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b.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市商代制陶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1年第4期。

c.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铭功路东商代遗址》，《考古》2002年第9期。

[7]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旮旯王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

[8]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市陈庄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第2期。

[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郑州市马良寨遗址晚商文化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第4期。

[10]a.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b.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大象出版社，2007年。

[11]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登封南洼：2004～2006年田野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14年。

[12]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河南新郑市华阳城遗址的调查简报》，《中原文物》2013年第3期。

[1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荥阳东柏朵遗址夏商遗存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21年第3期。

[14]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1997～2007年区域系统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2019年。

[16]同[15]。

[17]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民权牛牧岗与豫东考古》第63、64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同。

[18]《民权牛牧岗与豫东考古》第118页。

[19]《民权牛牧岗与豫东考古》第127页。

[20]朱帜：《河南舞阳县陆续发现商代文物》，《考古》1987年第3期。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许昌丁庄遗址试掘》，《考古》1986年第3期。

[22]a.刘文阁等：《河南正阳闰楼商代墓地》，见《200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0年。

b. 驻马店市文物考古管理所：《河南驻马店闰楼商代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8年第4期。

[23]a.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等：《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b.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河南罗山天湖商周墓地M57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6年第2期。

[24]同[12]。

[25]徐良高：《周文化演进模式的考古学观察》，见《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

[2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平顶山应国墓地》Ⅰ，大象出版社，2012年。

[27]a.马世之：《应国铜器及相关问题》，《中原文物》1986年第1期。

b.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

c.姜涛等：《商周时期的应国考辨及其相关问题》，见《河南文物考古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

d.李乔：《应国历史与地理问题考述》，《中原文物》2010年第6期。

e.胡安莲：《应国青铜器及其历史、地理论考》，《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28]裴琪：《鲁山县发现一批重要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5期。

[29]杨澍：《河南临汝出土西周早期青铜器》，《考古》1985年第12期。

[30]河南省博物馆：《河南省襄县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8期。

[31]姚军英：《襄城县出土两件西周青铜器》，《华夏考古》1994年第1期。

[32]临汝县文化馆：《河南临汝出土一批商周青铜器》，《考古》1985年第7期。

[3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荥阳西司马墓地》，大象出版社，2016年。

[34]牛世山：《殷墟出土的硬陶、原始瓷和釉陶—附论中原和北方地区商代原始瓷的来源》，《考古》2016年第8期。

[35]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文物出版社，1999年。

[36]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六号墓清理报告》，《文物》1996年第12期。

[37]滕县博物馆：《山东滕县发现滕侯铜器墓》，《考古》1984年第4期。

[3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文物出版社，2005年。

[39]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河口墓地联合考古队：《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考古》2011年第7期。

[40]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第100、101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

[41]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第251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

[4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故城》第214页，齐鲁书社，1982年。

（作者：魏兴涛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宏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考古》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