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谦：我们为何要考古？ | 先生

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性、豁达包容的情怀，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的一盏灯。

总台央广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第五季，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李伯谦的考古人生。

李伯谦，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首任院长。1937年出生于河南郑州，1956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参与主持河南偃师二里头、安阳殷墟等多处遗址的发掘，1996年起出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制定《夏商周年表》；参与主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项目，实证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

2022年5月3日，北京大学考古百年纪念大会举行。85岁的李伯谦在河南郑州以视频形式线上致辞。

“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今天是北京大学考古成立一百年……这一百年以来，我回忆一下，我自己可以说是在一百年当中有六十多年参与其中。”李伯谦说。

△ 李伯谦与爱人在北大校园

阴差阳错，入了考古门

60多年考古人生，起源却是偶然。

少年时的李伯谦学习勤勉，功课名列前茅，升大学时填报了北大中文系，一心想做鲁迅先生那样的文学大家，录取结果却是历史系。

他读到大二选择专业时，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三选一。考古学是什么？李伯谦并不清楚。时任北大考古教研室教师、著名旧石器考古学者吕遵谔先生用自己的“语言艺术”让李伯谦对考古动了心。“他跟我们讲，考古好，考古可以游山玩水。因为考古都要到野外去，高山大川、名胜古迹都可以看到。另外，考古还能学照相。”

照相，当时还是件稀罕事儿。李伯谦就这样被“俘获”，叩开了考古之门。

△ 1958年暑假，郭沫若和裴文中、杨钟健、贾兰坡一起，看望北京大学1956级、1957级考古班在周口店猿人洞发掘实习的同学（最后一排右五为李伯谦）。

田野考古，发现新乐趣

1959年春，李伯谦和同学们来到陕西华县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开始第一次正规实习。那时的他才知道，考古学并非游山玩水那样潇洒不羁，面对残垣断壁、砖石瓦砾，要耐得住寂寞、忍得了枯燥。

“考古，最基础的就是地层学，一层一层地挖，但不能乱挖，要把每一层挖的东西按照层位、类型学分开。这个过程很长，弄完以后要写考古报告，每层出了什么东西、有什么特点，都要描写清楚、整理清楚。”李伯谦说。

田野工作也常被形容为考古学习的分水岭：放弃者畏其苦，留下者心弥坚。李伯谦是后者。在一锹一铲、一刷一刮中，他逐渐感受到田野考古的魅力，并为之折服。“通过实习，我觉得考古非常有意思，能学到东西，所以坚定不换专业，就愿意死心塌地地学下来了。”

△ 1961年4月，北京大学1956级考古班参观山西省大同市华严寺下寺（七排右一为李伯谦）。

大学毕业后，李伯谦留校工作。说是留校，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奔走，带着学生在天南地北的田野遗址中考古实习。

六十年代初的野外考古条件艰苦异常，住在放牲口草料的仓房，步行数十里去发掘现场是家常便饭。在李伯谦眼里，这苦中也带着甜，老乡热情而淳朴，从不把他们当外人。

“我们住在老乡家里面，五六个人睡一个大炕，大家有说有笑的。吃饭也是在老乡家吃，他们做什么我们吃什么。老乡家里有什么事缺人手了，除了指挥他儿子们干，然后就是找我们：'老李，到哪个地里去收什么’，我就乖乖地一块去。”李伯谦回忆说。

△ 1972年秋，在北京房山黄土坡遗址实习。李伯谦（左一）与房东老太太及其两个儿子合影。

寻根溯源，初心是什么

从昌平雪山遗址到偃师二里头再到安阳殷墟，久经田野发掘训练，李伯谦对地层发掘、类型分析得心应手。此后他思考得更多的是：如何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来深入体察文物的“内心”，通过冰冷的“物”，看到背后热腾腾、活生生的人和历史。

上世纪七十年代，江西吴城商代遗址发掘过程中出土的器物涉及不同文化，遗址应当如何定性？大家看法不一。李伯谦将出土器物按照文化因素的不同进行分类，再根据数量多寡等定性，发现尽管其中有商文化的影响，但更多的是“土著”器物，于是将其命名为“吴城文化”，这一主张得到了学界的认可。

△ 1997年11月，李伯谦（前排左五）在偃师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夏、商前期考古年代学研讨会”。

“三皇五帝始，尧舜禹相传；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夏朝是文献记载中我国第一个王朝。但因缺少自证性文物，夏朝的存在备受争议。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李伯谦为四位首席科学家之一。

“考古上首先要找到跟夏代有关的遗址，二里头遗址是其中一个，还有其他的遗址，遗址里出土的文物，我们用碳-14测定年代，这是考古上的证据。天文的证据也很多，比如历书《夏小正》是不是夏代东西？研究结果证实是夏代传下来的，几个方面都证明夏朝是存在的，大体上是在公元前21世纪。”李伯谦说。

这项举世瞩目的工程填补了夏商周文化谱系中的缺环。此后，李伯谦将目光投向夏之前。

△ 2009年11月19日，李伯谦在河南郑州新密李家沟遗址。

△ 2009年11月19日，李伯谦（左）在河南新郑唐户驻地。

“作为考古人，初心是什么？任务是干什么？就是要把中国的历史搞清楚，把中国5000多年的文明史搞清楚。我们搞了三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预研究，研究地区在黄河中游地区，河南为中心。”2000年，李伯谦主持起草了《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几点设想》，并出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主持人之一，进一步追溯中华文明的源头。

△ 中华文明探源：2011年8月，李伯谦（右）在河南郑州老奶奶庙旧石器遗址。

“至少我们现在应该把黄帝时代究竟进没进入文明弄清楚。因为夏代已经比它晚很多了，夏代前面还有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距今5500年前后，中国开始向文明迈进，那就是从仰韶文化中期开始，我们至少要追溯到这个时期。”李伯谦说。

扎根田野，甘当提灯者

鉴古知今，学史明智。中国现代考古学已经走过一百多年的历程，如果说考古是探索文明的一盏明灯，李伯谦就是行走其间、承上启下的“提灯者”。

△ 2013年4月11日，李伯谦在河南郑州东赵遗址。

△ 2014年8月27日，李伯谦在河南郑州东赵遗址。

学生吉琨璋记得，李伯谦常对他们说，考古不是一门闭门造车的学科，不扎根田野就没有发言权。他的以身作则胜过了千言教诲。2001年冬天，李伯谦带领团队在山西曲村发掘晋侯墓地陪葬墓，60多岁的他坚持自己负责其中一座墓葬的发掘。

“我记得很清楚，是134号陪葬墓。墓大概有9到10米深。非常简易的吊车吊了一个筐子，老师人踩在筐子里手抓住吊车的链子，就这样吊下去了。墓底阴冷潮湿，冬天很冷。老师每一步都自己做，自己用毛刷去刷，用手铲去铲，连每一张标签都是自己填。”吉琨璋回忆说。

△ 2015年7月12日，李伯谦（右）与学生顾万发在河南郑州巩义双槐树遗址。

年过八旬的李伯谦仍然活跃在考古一线。为了研究方便，他搬到河南郑州长住。新密新砦遗址、郑州东赵遗址、巩义双槐树遗址等考古现场常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一次次的发掘、调查、研讨，与先人的灵魂沟通、与文明的历史对话，耄耋之年的他，一如少年时。

李伯谦说：“在拉长中国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过程当中，我起了一定的作用，贡献了一定力量，我很骄傲，但是这还不够，我觉得还应该更长。”

记者手记：

我是总台记者朱敏。采访那天，李伯谦先生大病初愈，身体虚弱，说话时间长了，声音便微弱得近乎呢喃。身边人劝他休息一下，他摆摆手，继续向我们细细讲述他与考古的情缘，一如既往低调而谦逊。

如今，先生仍每天坚持看书、查阅论文，不定期和学生们交流，同时笔耕不辍，连续14个月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六十多年考古人生，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不过须臾。以“吾生之须臾”探源历史之长河，85岁的李伯谦依然在发出自己的光与热。

▌本文来源：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ID：zgzs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