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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夏全国南方多城市出现了持续性的高温，上海、南京等高温已达40度，浙江丽水竟破40度大关，一时南方吴牛喘月，好在电扇、空调、冰箱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有其相伴度暑，炎炎烈日对我并没构成暑酷之威胁，只是坑苦了冒着烈日在露天下干活的劳动者，因为我年轻时就有过在夏天毒日下从事重体力劳动的经历与体验……1970年10月至1971年初，被陆续分配到南京石膏矿当矿工的初高中毕业生有二千多人，欢迎我们的是两座茅草丛生的土石山头。我们的到来打破了这穷山僻壤的寂静，唤醒了沉睡的荒野，让这里一下充满了生机，群山喧腾热闹起来。 
市重工业局从白云石矿、铅锌锰矿、凤凰山铁矿、南京供电局等兄弟单位抽调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来矿支援，许世友司令员也下令指派6450和6483工程兵部队参加该矿建设。一场“大打矿山之战”，建设中国最大石膏矿的帷幕在桦墅与周村之间的两座山头拉开。我们这批刚出校门的学生是石膏矿的首批职工，完全是白手起家创业，第一批分配到矿山的学生，没有职工宿舍，就暂借住在桦墅农民家，堂屋里铺上稻草打地铺，进矿第一事就是建食堂、热水供应站、盖临时芦席棚、修公路，先解决吃、住、行问题，没有推土机、铲车、风镐就用铁镐、铁铲、大锤、铁钎、箩筐等原始工具来平场地、挖地基、开山放炮、采石采砂、搬运大石片。
公路一通，矿山机器设备也源源不断运进来，矿部从各连抽调人员去培训学习，培训岗位有驾驶员、电工、机械维修、矿石化验、医务护理……在南京工厂里分配干个车、钳、铣、刨的工种，实为普普通通的工作，可在矿山则是令人好生羡慕的一种幸运，他们干的都是有技术含量的活儿，一技在手，再也不用在露天风吹日晒，干那些笨重的体力活，在我们的眼中他们都是矿之骄子。 我所在的连队初期是铺修公路，后改开山采砂，都是在严寒酷暑下的露天作业。数九隆冬，虽然空旷的山野北风呼啸凛冽，刮得人脸生疼，但在干活中可以通过加强劳动强度来使身躯发热驱寒，在你追我赶的劳动竞赛中也就感受不到严冬的难熬，倒是三伏暑酷，烈日点燃了大地，给人身处火焰山般的煎熬。我们从宿舍走到工地，几里路没一棵遮荫的树木，出门时将毛巾打湿披在头顶，再戴上草帽，到了工地毛巾已干，而工地沙场的砂石也被晒得就像刚出炒锅的豆粒，滚烫、滚烫。一些沙粒烫化解放鞋的橡胶篏在鞋底，鞋底如同块撒上芝麻的长条烧饼。砂岩被开采后形成了一个盆谷，人进入沙场工地就像是一条条被烘烤的小毛鱼，还要抡起18磅的大锤打钎放炮。砂岩被爆破后，硝烟尚未散尽，一组人就登上山头或半山腰，用铁钎、铁铲撬动开裂的砂岩，巨大的砂石翻滚而下; 另一组人轮锤将一块块大砂石破碎，砸成细沙; 还有几人负责筛沙、堆沙。在强烈的日光照射下，地表温度能达50多度，远比气象台的高温预警高得多。
我们从早上6:30干到11:00点收工，下午15:00干到18:30点收工，每天头顶烈日挥汗如雨、汗流浃背，有人眩晕，有人虚脱，有人中暑已是见而不惊，司空见惯。为防止脱水中暑，都带有灌满茶水的水壸，随时解渴补水。下午矿部会给连队发清凉饮料，各排派人去食堂打回，给每人饭盒或茶缸打上二大勺，有时绿豆汤，有时冬瓜海带骨头汤，运气好时能捞到一小根排骨。 为防露天作业被太阳晒伤，大家除头戴草帽外，都穿上一件劳动布的工作服（男同志里面坦胸露体不穿背心），收工回来，每人工作服上都是白花花的盐碱汗渍，每天如此也懒得去洗衣，找地方晾起来第二天再穿。1971年盛夏，我在沙场起钢钎时因暑热头晕眼花了下，一锤打偏不幸工伤，眉间留下了缝针的疤痕。起钎也就是将打砸到砂岩中的钢钎用两个铁镐头一横一竖套死钢钎头，用大铁锤从下往上击打铁镐，把钢钎一点一点的从地底下再起取出来，然后在钎眼中装填炸药引爆。起钎比打钎更吃力也更危险。往下打钎，锤抡熟练了，在空中划个圆弧，锤头飞落砸在钎头上，落点命中率是百分之百，初学打钎时砸到扶钎人手与自己前脚的情况已不存在，而起钎则不同，铁镐头两边有点坡面，锤头是由下往上反打，锤点如没打在中间就会滑锤，我不幸遭此一劫。打钎是弓箭步，起钎则是马蹲步，我摆好马蹲步一锤一锤从下往上起钎，不知怎的头一晕眼一花，竟一锤滑空，大锤直奔左眼眉骨，顿时皮开肉裂，血涌如泉，止按不住。矿友们急忙架扶着我飞奔矿医院，经清理伤口，注射麻药缝了四针。时值盛夏，矿医怕我汗水感染伤口，开了些消炎药与一周工伤休假给我。我虽有一周假期也没敢回南京，生怕父母从此为我担心受怕。我也只休息了四天，线还没拆就提前回到了工地。“小车不倒只管推”，当年我的上进心十分强烈，入团后更是积极主动找活干，没有偷懒取巧怠工之念，思想十分的纯朴。
晚上收工，一些水性好的同事就去周村水库或周边河塘游泳、洗澡。我的泳技还是可以的，在泳池中一口气能游25个来回不成问题，可父母再三交待在矿上不可下河游泳。父亲说：打死会拳的，淹死会水的，天再热也不准去河塘中游泳，一是农村大都是锅底塘，二是上面水热下面水冷，腿肚容易抽筋。我姨奶15岁的大儿子就会水，却在水西门秦淮河跳水游泳而溺水身亡，论辈分我得叫他姨舅。因这个教训太深刻，所以我自然遵守父训不会去下河游泳。收工后，我与其他不游泳的穿个短裤头在男宿舍前的自来水池用土制的淋蓬头（塑料管一头捆绑一个洒水桶的蓬头，另一头捆绑在自来水笼头上）冲冷水浴，洗去一天的灰尘与暑热。直到后来矿上浴室盖好了，我们才去澡堂洗浴。 
夏日的露天工作十分艰苦，有的同事羡慕起井下工来，同样是体力劳动，几十米的井下冬暖夏凉，工资又高，井下无二级（领取三级工的薪金），加下井费、大小夜班费等补贴，每月有五六十元，粮食定额也高，每月55斤定量，用不完的粮票可与农民换新米、鸡蛋，与小贩换搪瓷盆、保温瓶。除领工作服外，还发雨衣、雨裤、长筒胶靴、安全帽等劳保福利用品，井下工每月还加发糖票、酒劵，诱惑力还是蛮大的。再说，石膏矿井下没有煤矿的瓦斯毒气，坑道灯光照明如同白日，与井上劳动强度也没多大区别，何乐而不去，于是有的地表连队的人主动申请去下井连队，既可享受高工资、高福利，又能躲避露天作业的烈日煎熬。 
矿山野外杂草丛生，蚊虫很多，尤其叮牛的蚊子（牛虻），个头又大，人被叮咬一口又红又肿奇痒难耐。在天将黑没黑的黄昏之际，群蚊云集淫舞，飞起来嗡嗡营营，一团团、一片片的，看得人头皮发麻身起鸡皮疙瘩，人如从它们底下走过，还会有许多蚊子粘着人追。我很怕蚊子叮咬，洗过澡去吃完饭，多半是躲进蚊帐摇着折扇看书或取出袖珍半导体塞上耳塞听电台广播，心定自然凉。 矿山晚上的风比城里大多了，在城里屋内又闷又热，而矿上宿舍门窗全开，南北穿风，只是蚊子太烦人。其实农村山野的夏夜也很有乐趣，矿友中有精力过剩，胆子也大的，踏着皎洁的月色去农田叉青蛙，去竹林捉麻雀，在强光手电筒的照射下，不管是池塘的青蛙还是竹林的麻雀都傻了似的一动不动，一叉（叉鱼的钢叉）一兜（捕蚊子的三角网兜），都能手到擒来。
我跟着矿友去叉过一次青蛙，尽管我们蹑手蹑脚，青蛙听到传来的轻微脚步声，就噗通噗通地跳入水中，你必须有耐心的静立在藕塘岸边，等它们从水中出来，然后猛地用手电强光照射它头部，飞起叉杆扎去，一个多小时捉了十几只。回来后剥皮开膛剖肚，洗洗干净，用从南京带来的煤油炉、小锅，将青蛙红烧，再呡上几口小酒，第二天一早起来，一身疲劳一扫而光，也算是苦中作乐。 夏夜的露天电影则是我们当年最大的娱乐活动项目。如果周边的湖山煤矿或西岗果木农场放个露天电影，几十里地也会有矿友结伴赶去凑热闹，因为矿上没有城市的夜生活，这对十六七八岁生机勃勃，精力旺盛的青少年来说，夜晚的生活显得太枯燥无味。
矿食堂与蓝球场建好后，矿工会联系市电影公司放影队来矿放露天电影，后来矿工会买了两部松花江牌35毫米移动式放映机，并派人去培训学习放映技术，至此矿部露天电影成为矿工度夏纳凉的一道风景线。 1973年我被安排去凤凰山培训电机车修理，回来重新分配到机修车间，但在矿山露天高温下艰苦劳作的记忆，已铭刻在我的心灵深处。离开了父母的呵护，独度于矿上的苦夏之中，让我回想起儿时在父母身边度暑的那种无忧无虑的欢乐与幸福，使我十分恋家，羡慕着那些分配到南京各大军工企业的中学同窗……人总是要长大的，终要离开父母走上社会，遭受各种艰难困苦的磨练也是人生的另一种财富。经历了矿山几年的艰苦岁月，也让我在调回南京城后十分珍惜组织上给我安排的新岗位，懂得了努力学习改造自己的重要性。没有当年的苦夏，或许也没有我今日的甘甜！作者简介: 祁柏（萧伯秦）男，1953年出生，南京人。1970年工作，1975——1983分别在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学习哲学、汉语言文学。长期从事宣传、教育工作，曾任报社主编、学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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