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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为郑卫之音 郑卫之音，简单来说，就是郑国和卫国产生的民谣。武王灭商后，采取“以商治商”的策略，分封纣王之子武庚于邶国，管理商朝遗民，并派遣兄弟管叔、蔡叔、霍叔驻扎在附近，监管邶国，史称“三监”。武王去世后，周公摄政，“三监”联合武庚叛乱，周公经历了三年才平定叛乱。为加强对殷商故地的控制，周公废邶国，该封微子启为宋国，管理殷商移民，并迁出殷商核心地带的安阳，定都到商丘。接着，周公又分封同母少弟康叔为卫国在安阳地带，告诫他“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用商人之俗治商。到西周后期，周厉王将少子友分封为诸侯，史称“郑桓公”。不久郑国兼并了关外的虢、郐等国，迁都于郑（今郑州），成为一个深入商朝故土的诸侯国。而历史上称为“郑卫之音”的诗篇就产生于殷商故土的郑国、卫国已经被灭的邶国等地的歌谣。在《诗经》中，郑卫之音包括《邶风》、《卫风》、《郑风》、《鄘风》四部分。 《诗经》中的“十二国风”总篇章为160篇，而“郑卫之音”就占据其中的四章和60篇，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可以说是《国风》的中流砥柱。郑卫之音不能数量多，而且在质量上也是上层，我们所知道的经典名篇《柏舟》、《绿衣》、《燕燕》、《击鼓》、《谷风》、《静女》、《相鼠》、《载驰》、《淇奥》、《硕人》、《氓》、《伯兮》、《木瓜》等均是郑卫之地的歌谣。其中产生的千古名句也是十分多，如：
由于郑卫之音多描写民间男欢女爱，因此在民间传颂广泛，就如同现在的流行音乐了。不仅如此，就是各国的国君也沉迷于此，精通音乐的魏文侯曾对孔子的弟子子夏道：“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齐宣王在和孟子的对话中也提到“寡人今日听郑卫之音，呕吟感伤，扬激楚之遗风”，“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面对齐宣王的喜好，孟子也顺水推舟，赞扬道“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二，殷商故土为何会产生如此多的好音乐 商朝，是东方的泱泱大国，商朝不仅在青铜铸造，甲骨文等方面为中华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在音乐方面也取得重大进步。中国的音乐，在商朝开始走向成熟。商朝专门设置有“乐官”，如“巫”、“瞽”等；在乐器上，由于青铜制造业的进步，商朝出现了大量精美豪华的乐器，如的铙、钟、磐、鼓。相传《桑林》、《大护》是商汤时的乐舞。 商朝统治者也十分重视乐。音乐的主要用于宫廷演奏和祭祀活动，商朝“尚鬼尊神”，崇拜巫术，自然也十分注重巫术中的音乐舞蹈，因此创造了许多精美的乐舞，相传《桑林》、《大护》、《濩》是商汤时的乐舞，《商林》是商裔祭祀其先批简狄的乐舞，《濩》则是歌颂开国功勋的乐舞。，据《墨子·三辩》说：“汤放桀于大水，环天下自立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为乐，又自作乐，命日《濩》，又修《九招》。”《吕氏春秋·古乐》也说：“殷汤即位，夏为无道，暴虐万民。侵削诸侯，不用轨度，天下患之。汤于是率六州以讨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宁。汤乃命伊伊作为《大濩》、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
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多次提及《濩》。直到周代，还有还有“舞《大浸》以享先批”的记载，说明商朝的乐舞影响深远。 如今，商朝的主要乐舞歌词记载于《诗经·商颂》，这是一部商族人的史诗。有篇《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五篇，都是歌颂商族的民族英雄开辟荆棘，“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的伟大事迹，其中不乏商族的神话传说，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商颂》五篇在风格上均是铿锵有力，洋洋洒洒，颇有大国之风，充分体现了商朝乐舞的气势雄壮，音调宏亮。 以上的记载均表现了商朝乐舞的繁盛。这一点，从当今出土于河南地区的文物得到充分的印证。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乐器就是出土和河南舞阳的贾湖骨笛，距今大约8000年。现今出土的商代大型乐器，如商代铜铙、编钟都是数不胜数。 在商朝灭亡之后，宋、郑、卫等国都继承了商朝的音乐。宋国作为商朝遗民之国，继承商代文化是理所当然，而郑卫两国继承商代音乐又有其中特别的原因。春秋时期，郑卫两国夹在晋楚国之间，是晋楚争霸的前沿阵地，国势不安。郑卫两国便经常奉上青铜礼乐器、歌伎、乐师作为贿赂之物来化解干戈，以保国安，由此可知“郑声”在诸侯国之间早已闻名遐迩。
三，郑卫之音为何被儒家贬为“淫乱之音” 孔子作为儒家的开创者，非常喜欢《诗经》，他将《诗经》整理为儒家的“六经”之一，成为儒家必学经典。然而孔子却十分讨厌《诗经》中的“郑卫之音”，他曾经告诉弟子“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在孔子眼中，雅乐才是上层的音乐，他曾在齐国听了《韶乐》，竟然“三月不知肉味”，他认为《诗经》的主旋律应当是“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这雅乐的代表为《关睢》，孔子曾评价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师挚之始，《关睢》之乱，洋洋乎盈哉。”。孔子甚至认为郑卫之音对雅乐造成了破坏，因此“恶郑声之乱雅乐也”。 儒家向来提倡礼乐制度，将礼乐看作维护统治的根本制度之一。因此对音乐的评价也是上升到政治的高度的。孔子之后，儒家弟子整理的《乐记》成为中国第一篇系统的音乐学论文，在该文中，乐不仅被提到了治国的高度，成为礼乐制度的基础。其中提到“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认为治世之音是安乐为基调，乱世之音是百姓的怨恨，而亡国之音就是哀思，也就是男女之情。在《诗经》中，描写男女之情最多的就是“郑卫之音”，因此被定为“亡国之音”。“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孔子的弟子子夏在评论各国音乐提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因此在儒家看来，郑卫之音就是礼乐制度的大敌了。
我想，认为郑卫之音是淫乱之音只是借口罢了，真正的原因在于周商两国文化的冲突。郑卫之音是商代音乐的遗传，和周代统治者宣称的“礼乐”那是格格不入。《左传》记载了一个故事：“宋公享晋侯于楚丘，请以《桑林》……舞，师题以旌夏，晋侯惧而退入于房。”简单来说晋侯要求宋襄公展示商代乐舞《桑林》来欣赏，结果表演后，遵守礼乐的晋侯看了后居然吓得躲在房中不出。可见两国音乐的不同了。 那么郑卫之音到底都写了什么，被认为是“王国之音”呢？实际上，郑卫之音大多描写了男欢女爱之情。班固在《白虎通义・礼乐》中说：“孔子曰郑声淫，何？郑国土地民人，山居谷浴，男女错杂，为郑声以相悦怿，故邪僻，声即淫色之声也。”原来孔子所谓的“郑声淫”，不过是男女约会约会的歌谣摆了。许慎进一步谈到“郑国之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会，讴歌相感，故云'郑声淫’”。 这里的“溱洧之水，男女聚会”具体是指《郑风·溱洧》： 溱与洧，方涣涣兮。（溱水洧水，流水激扬） 士与女，方秉蕑兮。（男子女子，手持兰草） 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女问去否？男子答道：我已去过，再去无妨） 洧之外，洵訏且乐。（洧水岸上，快乐洋洋） 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男子女子，互相戏谑，以芍药相赠）
这首诗成为“郑卫之音”的代表，里面描写的都是男女在郑国溱洧两河之间自由约会的事情，这在儒家学派的眼里，那就是大逆不道，伤风败俗的事情了。而《乐记》中记载的“桑间濮上之音”，具体指《鄘风·桑中》： 爰采唐矣？沬之乡矣。（哪里采女萝，在卫国沫乡） 云谁之思？美孟姜矣。（问我思念谁？是孟姜之女）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她在桑林等我，请我去上宫，送我到淇水）
这同样描写男女约会的事情，在卫国，男女约会地点一般就在桑林之间。除此，在郑卫四国风中，描写男女约会的诗篇还有《静女》、《新台》、《二子乘舟》、《氓》、《木瓜》、《山有扶苏》《出其东门》、《野有蔓草》、《褰裳》、《子衿》等，这些诗篇的风格都是直接浪漫，少有儒家礼乐的约束。特别是《山有扶苏》、《褰裳》《狡童》，语言通俗滑稽，戏谑成笑，这样的诗篇在儒家看来简直就是低俗的“下里巴人”。 《山有扶苏》这样写道：“不见子充，乃见狡童。”，《褰裳》则有“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狡童》写道“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里面提到的“狂童”“狡童”是当时富有脏话色彩的词语，相当于现在的“臭小子”、“小伙”，这些词语在诗中还出自女子之口，当然是孔子等人无法接受的了。 战国之后，“郑卫之音”已被当做“亡国之音”的标志，这种标志在汉朝达到空前的认识。不过随着南北朝的国家动荡，新的“王国之音”又出现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们对于郑卫之音的偏见。而陈叔宝创作的《玉树后庭花》成为新的“亡国之音”。唐朝的杜牧就曾写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在宋代，程朱理学兴起，儒学复兴，郑卫之音又重新被强调为“亡国之音”。 如今，我们翻开《郑风》、《卫风》等，里面的诗句大多令我们心动不已。我们应当去除儒家强加给“郑卫之音”的标签，还给他们以质朴的民俗风貌。现在我们可以说，“郑卫之音不仅是《国风》中的精华，还是上古流行最广泛的音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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