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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内阁制度的确立和演变:逐渐从一个秘书机构演变为行政机构

 北斗维斟 2022-07-26 发布于贵州
内阁制度是明朝废除了丞相制度后,在中央设立的帮助皇帝处理政务的机构。内阁制度萌芽于洪武年间,形成于永乐时期,在宣宗时期成为了最重要的中枢机构。内阁制度的出现,是皇权加强的结果,对明清时期的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人认为,明朝废除了丞相,标志着中国几千年的宰相制度也彻底废除了。小编认为,宰相制度并非被彻底废除。随着内阁权力的不断增加,内阁也会逐渐从一个内侍机构演变为了新的行政机构,这一种演变趋势和汉朝内朝的演变趋势是一致的。不过在明朝历史的发展中,内阁的宰相化进程却失败了。

一,内阁制度萌芽

相权和皇权的矛盾是中国古代难以调和的矛盾,为了限制相权,历朝历代都会在制度上分化宰相的权力。在中国古代,中枢决策权总是由外朝向内朝的转移,非法定机构总会取代法定国家机关的职权,最终演变为了法定机构。在内朝设置之初,内朝官只是秘书机构,然后到后期总会演变为最高行政机构。在这样的变化中,相权总会起起伏伏。

中央机构演变
汉朝时期,汉武帝为了削弱丞相权力,重用身边的秘书、侍从、亲信为尚书令、侍中、大将军等,组成了内朝,为皇帝提供参谋意见,以制衡丞相。到了东汉时期,内朝演变为了尚书台,成为了全国最高行政机构,到曹魏又演变为了尚书省。为了限制尚书省的权力,曹魏又重用侍中等内朝官,形成了中书省,成为新的决策机构。到了隋唐时期,正式形成了三省六部制,相权被一分为三;唐后期,参议国家大政的平章政事又演变为了新的宰相……到了元朝,将全国最高行政机构合并为中书省,设左右丞相为最高长官。因此,元朝的丞相权力又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内外朝机构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沿袭了元朝的制度,在中央设置中书省,长官为左右丞相,以掌管六部。但是朱元璋对丞相的权力是十分忌惮的,在全国局势稳定后,他便试图去削弱中书省的权力。1378年,朱元璋下令“命奏事毋关白中书省”,也就是各部大臣的奏章可以绕过中书省到达皇帝这里,这实际上已经架空了中书省了。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杀丞相胡惟庸,这件事牵甚广,对明朝政治有着巨大的影响。随后,朱元璋乘机也废除了中书省,而中书省的长官——丞相自然也被废除了。中书省被废除,原本归属于中书省管辖的六部就直辖于皇帝,皇帝的权力空前扩大了。

朱元璋
不过废除丞相,也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烦恼,尤其是政务繁多。史料记载,朱元璋曾经在八天内,平均每天批阅200多件奏章,处理国事400多件。他曾经写下一首诗来表现自己的勤政:“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五丈犹拥被。”朱元璋也因此感慨“人主以一人御天下,不可无辅臣”“密勿论思,不可无人”。

废除宰相后的权力分布
1380年,朱元璋让户部尚书范敏推荐一些年老的儒生来协赞政事,称为“四辅官”。“四辅官”并没有多大的权力,他们只负责为皇帝提供参谋意见。不过由于四辅官年纪都较大,基本不能胜任其职,因此在第二年就废罢不设。1382年,朱元璋又仿效宋朝的制度,设置殿阁大学土作为顾问:以礼部尚书刘仲质为华盖殿大学士,检讨吴伯宗为武英殿大学土,典籍吴沈为东阁大学士。又设置文华殿大学士,召集儒生鲍恂、余铨等辅导太子。殿阁大学士的设置成为了明朝内阁制度的锥形。由于朱元璋十分勤政,重大政务必然亲自处理,因此该时期的大学士很少能够参与决策,只是参谋顾问而已。

殿阁大学士

二,内阁制度的形成和完善


朱元璋去世后,建文帝继位。由于建文帝个人的权力欲望和个人精力比得上朱元璋,因此也更加依赖于大学士,大学士的地位也相对有所提高,黄子澄,方孝孺均受建文帝器重。明成祖朱棣上台后,命令解缙、胡广、黄淮、杨荣、杨士奇、金幼孜、胡俨等进入文渊阁,为皇帝提供参谋建议,史料记载为“参预机务”,称为“内阁”。此后,内阁的设置成为了定制,内阁制度就正式产生了。

朱棣
此时的内阁权力依然很小,从职责上来说,只是“论思顾问”;从内阁大臣的阶秩来看,还只是五品的中级官员,其地位还抵不过外省的一个知府(四品)更比不上六部尚书;内阁大臣没有官属,也就是没有下属机构,不能掌握具体的权力;大臣向皇帝上的奏章,无需经过内阁成员,而是直接达到了皇帝手中。
仁宣时期,内阁的地位和权力得到了迅速的扩大。明仁宗朱高炽仅在位一年,但是他却空前提高了内阁地位。他将内阁大学内阁阁臣的官阶从正五品提高到正三品,又重设公孤官,将内阁列入其中。公孤官原本是为文武大臣加赠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官衔而设置的,虽然这些官衔为虚职,但是其地位却很高,原本都是公侯伯尚书兼任。如今仁宗却把这些崇高的名号给了阁臣,可见其地位提升之快。不仅如此,仁宗还让阁臣兼任六部尚书职位,掌握实权,如杨荣为工部尚书、杨士奇兵部尚书、黄准兼户部尚书、金幼孜为礼部尚书、杨溥也曾兼任礼部尚书。其中杨士奇、杨荣、杨溥的地位较高,史称“仁宣之间,政在三杨”。

三杨
明宣宗时期,内阁获得一个重要的职权——票拟权。“票拟”就是阁臣草拟对臣僚各种章奏的处理意见,这是内阁的最大权力所在。票拟权的出现,使得改变了过去大臣奏章直送皇帝手中的局面,使得阁臣开始掌握一部分行政权,也是的内阁走向了法定化。不过,内阁的本质还为出现变化。阁臣对奏章提出处理意见,也未脱离“参预机务”的范畴,其最终的决定权依然在皇帝手中,必须经过皇帝“披红”才能够正是实施。

票拟和披红

三,明朝后期:内阁的宰相化的失败

宰相是对中国古代君主之下的最高行政长官的通称,并非实际上的官职名称。如秦汉的宰相为丞相、东汉为尚书令、隋唐为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长官、宋朝为平章政事,元朝又为丞相。朱元璋废除了丞相之后,实际上宰相被皇帝兼任了。而仁宣时期,内阁权力的不断增大,为内阁成为了新的宰相机构奠定了方向。明朝中期的内阁“无丞相之名,而有承相之实”,也就是对内阁宰相化的描述。

明朝内阁大堂旧址
不过在明英宗时期,内阁的发展却遭到打击。明英宗继位后,重用宦官王振以打击内阁大臣,开启了明朝宦官专权的先河。之后长时间中,宦官一直把持着朝政,甚至操纵了内阁阁臣人员的选择和罢黜。不过,这时候的内阁法定权利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景泰时期,对内阁的班次开始有了明确的界定。朝廷律令明文规定,内阁官在午朝的班次上列在六部尚书之上。到了天顺年间,内阁甚至可以统领六部了,《职官志》载:“六部承旨意,靡所不领,阁臣日重”。这也就是意味着内阁成为了法定的百官之首,成为了事实上的宰相机构。

明英宗
明英宗时期内阁制度的另外一个变化就是出现了内阁首辅。在此之前,内阁阁臣中虽然有权利大小的区别,但是在实质上并无等差。天顺年间,李贤、陈文成为内阁的领袖,“首秉国钧”,成为了内阁首辅,其次的阁臣就称为次辅,余人称群辅。

李贤
嘉靖时期,内阁首辅的权力进一步扩大。1530年,嘉靖皇帝令阁臣单独排班,而内阁大臣不需要加官也能够位居六部尚书之前。与此同时,宦官的权势在嘉靖时期遭到了遏制,使得内阁能够掌握实权,史称“阁权始专”。而内阁首辅的权力越来越大,并能够专断票拟。嘉靖皇帝将内阁首辅称为“元辅”、“首臣”、“首相”等,显示其地位之重。到了万历皇帝时期,内阁首辅的权力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其首辅张居正成为了内阁的领袖,而其他成员则降为首辅的属员。而六部尚书的任免权,也掌握到了张居正的手中。这就让六部一度成为了内阁的下属机构。

张居正
张居正去世后,内阁的的权势一蹶不振。万历皇帝亲自后,内阁和六部又开始了权力争夺,最终六部取得了胜利,脱离了内阁的控制。到了天启年间,宦官势力再次崛起,内阁成为了宦官专权的一个工具,从此,内阁制度就走向衰落了。到了清朝建立,内阁进一步衰退为了名存实亡的机构,也是虚职了。在早期,内阁是朝着宰相制度的方向在发展的,但是随着张居正的去世,内阁的宰相化就遭到遏制而失败。

参考资料:

南炳文、汤纲 中国断代史系列《明史》

张涛《探析明朝内阁的演变过程》

王广军《试探明朝内阁制度的政治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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