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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款和原子弹、雷达并称第二次世界大战三大发明的神药，无数的盟军将士因为它而得以活命，一举改变了二战战局。 人类的平均寿命因为这款神药的大规模应用而大幅度增加，“人生七十古来稀”这句常识性的经验因为它的诞生而成为人们大脑中陌生的记忆。 它的横空出世甚至可以说是人类近现代医学上最伟大的成就也不为过，它的发明者因此荣膺诺贝尔医学奖，药厂们因此也赚得盆满钵满。 在最紧俏的时候，它的价值完全可以就是黄金的等价物，一根金条才勉强换来一小瓶。 这款神药就是大名鼎鼎的青霉素（盘尼西林）。 抗日剧《亮剑》中，李云龙负重伤之后专门由上级领导特批的救命神药就是这款盘尼西林。 令人感到难以置信的是，这款天价神药的高价仅仅维持不到20年，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在掌握这款药物技术之后就于数年之间实现了规模化生产。 一举赶超了一众欧美国家，占据了全世界90%以上的市场，将它从对普通人遥不可及的天价变为平价亲民的白菜价，惠及了全世界几十亿贫困地区的人民。 那么，制药工业起步晚的中国是如何做到赶超外国、登上世界第一青霉素生产大国位置的呢？  （弗莱明，青霉素发现者） 寸药寸金 拯救盟军的世界级神药青霉素，这个在今天再普通不过的抗生素药物，放在80多年前可以说是石破天惊的划时代产品，药物界排行前三的存在。 在青霉素诞生以前，包括肺结核在内的一大串疾病成为了人类的不治之症，甚至因为小小的伤口感染都可以随时夺走一个身强力壮成年人的生命。  （鲁迅） 鲁迅先生就是因为肺结核病发而遗憾地在55岁那年离世。 中国人平均寿命在青霉素应用以前长期保持在40岁以下。 据民国时金陵大学统计，即使是在战乱较少波及的地区，部分农村的婴儿死亡率高达156‰。 在还未衰老之前，国人就因为各种传染病而英年早逝，所以也就不难理解古代为何成人30多岁就自称“老夫”。  战场上的士兵面对的情况更为糟糕，从古代战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士兵们往往不是被敌人杀死的，而是莫名其妙地因为伤口感染、疟疾等疾病而离开人世。 所幸的是在1928年，一位英国科学家弗莱明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发现了一种具有杀菌作用的抗生素——青霉素。 并在其后得到了财大气粗的美国政府鼎力支持，在二战后期迎来了大规模量产，为全世界人类带来了福音。  （二战，伤员正在被救治） 二战期间，青霉素挽救了不计其数的盟军士兵生命。 而与之相反，纳粹德国在英美严厉封锁之下无法拿到青霉素的生产技术，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大量富有作战经验的伤员因为病菌感染而死去。 从这个角度看，青霉素大大加速了法西斯德国的灭亡。 “我们不能依靠美国人” 新中国下定决心打破封锁研制青霉素 （二战期间，青霉素是伤员的救命神药） 中国研制青霉素的步伐始于抗战时期，为了让前线浴血奋战的抗战将士能够减少伤亡，后方科研人员以简陋不堪的条件做实验、搞科研。 起初中方科研人员是在《柳叶刀》杂志上获知了青霉素这一重磅药物，由于战争时期美国、英国严守青霉素核心机密，外界资料十分有限。  （正在做青霉素实验的中国科研人员） 研发人员只能凭借自己理论书本上的知识和期刊杂志的信息进行一种近乎“玩耍”似的研究，盲人摸象般去寻找合适的菌株，从破旧的铜板到衣服、鞋子，凡是有菌株的地方通通试了一遍。 1944年，中国第一批青霉素顺利在昆明诞生。 但这仅仅只是试验品问世，从试验品到廉价量产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例如从原料上来说，生产青霉素所需要的乳糖和玉米浆就不是尚处于农业国的中国所能轻易生产的。 要想从外国引进这两样原料，光交通费用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如此量产的成本就是恐怖的天文数字。  （时任国民政府卫生部长刘瑞恒听取专家介绍青霉素） 俗话说，“造不如买”。在兵荒马乱、国弱民穷的压力下，既然自行量产难度颇大，那么和外资合作建厂是否可行？ 蒋介石政府曾经动过这个想法，专门与美国协商合作在大陆办青霉素厂。 然而对方的要价实在高的惊人，不但50%的利润要全部划拨给美方，连药厂所有技术人员都要由美国人担任。 最过分的一条是，美方人员可以享受“上帝待遇”，犯了轻罪可以得到外交豁免权利。 按照这种合作方式，中国就算建立起了青霉素工厂，也无法避免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尴尬境地，显然太过吃亏。  此时国民政府在国共战场上连战连败，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中美合作项目也自然就搁浅下来。 参与合作计划的童村教授生气地回忆到，“国民党只会纸上谈兵，献媚美国，哪里有心办好青霉素工业”！ 国民党倒台后，人民政府接手了其在大陆残缺不全的青霉素相关产业，并在陈毅的指示安排下，成立了重点研制青霉素的华东人民制药公司（上海第三制药厂前身），聘请了有美国医学留学背景的张为申、童村作为核心技术专家。 其中张为申曾经在美国青霉素的大咖彼特森教授手下做学生，在青霉素方面掌握了最前沿的技术。 学成之后丝毫不留恋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灯红柳绿，毅然决然在1951年回来报效祖国。  （抗美援朝中一女兵为同伴包扎伤口） 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达到了一个高潮，别说青霉素这样的战略物资不可能运送到大陆，就连生产青霉素的重要原料——乳糖、玉米浆液也都插翅难飞。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相当多志愿军战士因为得不到青霉素而伤口感染离世，在国内普通民众也因为青霉素的紧缺而接受不到及时地救治。 新中国急需要有一个强大的青霉素工业！ 如前所述，制造青霉素并不难，难得是如何批量化生产，为此，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乳糖和玉米浆的原料替代。 张为申教授接手了国产原料替代的重担。 他在实验室内另辟蹊径，以我国盛产的棉籽饼为原料替代昂贵的玉米浆，并在工艺上进行优化改进。 使之得到的青霉菌在数量上飙升到2000单位/毫升，远远超过了同期发达国家的制作水准，使得中国青霉素工业达到了世界先进的水平。  （张为申） 在乳糖方面，张为申利用白玉米粉轻松解决了乳糖原料紧缺的难题，使得新中国的青霉素产业有了良好的开头。 凭借着这几项重大发明，张为申被戴上了新中国抗生素之父的桂冠！ 不过彼时上海制药厂在50年代初期年产不过几十公斤，又面临着国民党海军封锁、空军威胁，仅仅依靠这一个厂还不足以搭建一个完整强大的青霉素产业。 为此，在苏联老大哥慷慨帮助之下，中国在华北平原腹地的石家庄开工新建起了全亚洲第一的抗生素工厂——华北制药厂。 苏联老大哥阔绰出手相助 156工程中唯一一个抗生素项目虽然英美是青霉素工业的起步领跑者，但是科技发达的苏联同样拥有与之相为媲美的青霉素产业。 在卫国战争强烈刺激之下，苏联科研人员费尽千辛万苦，竟在防空墙上找到了抗生素所需要的菌种，研发成功后，苏联二战后期伤员死亡率狂降80%以上。  （苏联援华宣传画）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答应了中国援建工业的请求，以156个工业项目为核心帮助我国完成最基础的工业化。 其中唯一的一个抗生素项目就是规模亚洲第一的华北制药厂。 新中国对华药的重视程度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来自全国上千名资深学者专家、技术骨干、优秀毕业生纷纷被选调参与华药建设工作。 （1959，周恩来到华药视察） 千万巨资被投入其中，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多次来华药参观，给药厂员工加油打气。 在选址上也颇费苦心，石家庄地处华北平原中心地带，土地平坦，水源充足，农业发达，交通便利，靠近北京，因此被选为了中心基地。 需要指出的是，苏联援建只是搭了个架子，实际上在核心技术突破上主要还是靠国产技术人员。 据华药老人回忆，当时从苏联引进的青霉素菌种效果并不理想，质量差，不能保证稳定数量的生产。 为此中方决定自己下功夫培育国产菌种，却得到了苏联专家不以为然的否定，他们觉得中国的水平是完成不了菌种培育的。 （华北制药厂） 华药厂内大量年轻技术人员开始没日没夜地投入到国产菌种培育当中，每日反反复复地进行枯燥乏味的选种培育工作。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终于在1958年培育出了了第一株青霉素菌株——“XP-58-01”。 这款菌种直接让旁边的苏联专家连连称奇，特地向中方取经学习这种菌种培育方法，徒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令老大哥刮目相看。 解决了菌种和原料，加上中国超低的人力成本，青霉素廉价化的大门就迅速敞开，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一青霉素生产和出口大国的宝座。 （青霉素家族） 原本居高不下的价格在中国青霉素工业的冲击下应声跳水式下跌，到21世纪初，每10亿单位的青霉素价格最低时一度到达60元。 需要指出的是，量大不等于质差，中国生产的青霉素得到了全世界医药市场的认可，在美国，97%以上的抗生素由中国供应，全球九成的抗生素市场被中国把持。 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曾经堪比黄金的青霉素至此变成白菜一般，惠及全世界穷人。 （四）“便宜的烦恼” 中国青霉素陷入内卷困境谷贵饿农，谷贱伤农。21世纪以后，中国青霉素产业却也遭遇了“价格太便宜”的内卷困境。 在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之下，生产企业之间互相恶性竞争，以“卷死”对手为头号目标。 （青霉素） 2003年，为了限制青霉素行业“内斗”，保证行业利润率，由医药保健品商会出头，拉拢各大企业签订行业自律协定，对产量、价格进行控制。 结果因为其中一家企业拒绝自行增产而宣告报销。一整年青霉素价格暴跌了三分之一，售价几乎接近了成本价，以至于大部分企业只能赔本赚吆喝。 同时因循守旧、吃老本、停留在舒适区、不肯加大资金投入产品创新的现象也加剧了行业内卷。 就连过去风头无两的华北制药也停留在昔日的荣光上而裹足不前，利润率年年下降，前年更是直接实际亏损6000多万元。 归根到底，过去的成绩固然辉煌，但还是要着眼当下，不能停在功劳簿上，要未雨绸缪，尽可能多地研究发展具有高科技含量的新药上来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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