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蔡接谋 红旗文献 一，千里南征，南昌起义军余部举步维艰 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人打响了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革命的第一枪。这一惊天动地的壮举，震惊了敌人，鼓舞了全国的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然而，刚刚暴动成功而诞生的由我们党领导的这支两万人的革命军队，立即面临着被扼杀的严峻军事形势。遭到打击的军阀势力，惊魂甫定，马上就会开始反扑。朱培德、张发奎、唐生智等部十多万大军很快将向南昌包围过来。武汉和南京两方面掌握的军队都在20万以上，还不包括其他地方军阀势力，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如果死守南昌，共产党人掌握的这2万人的队伍是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住的。如何保存这支革命军队，巩固和发展起义胜利的成果，是摆在起义领导人面前必须立即解决的问题。 8月1日下午，暴动总指挥部在江西大旅社二楼会客厅内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研究下一步的军事方针。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朱德、蔡廷锴等认真地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起义之所以顺利成功，是由于钻了敌人的空子，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但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下，南昌不可久据，必须迅速撤离。会议决定，起义军南下广东，希图以东江为基地，号召群众，重新组织力量，再次北伐。 然而，起义军自南昌出发的第二天，就发生了一个重大变故:勉强附和参加起义的第十师集体叛逃，被师长蔡廷锴拉往浙江方向而去，这使起义军一下就损失了较有战斗力的一个师。部队受到极大的震动，士气突然低落，军心开始动摇，不少人开了小差或是掉了队。 南昌起义部队千里南进，历尽千辛万苦，兵员像大浪淘沙，这时已只剩一万来人。先头部队占领了军事重地三河坝之后，只停留了两天，就顺韩江直下潮汕。而留守三河坝阻击追兵的周士第之二十五师共2500人统归朱德指挥。 不幸的是，尾追之敌钱大钧的部队不久就开始向留守三河坝的部队展开了攻击。朱德指挥若定，调度有方，起义军士气高昂，将数倍于我的钱大钧部打得一筹莫展 ，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不甘失败的钱大钧等来了援兵后又开始恶狠狠地向三河坝再次发起攻击，企图一举将这股义军全歼。起义军在朱德、周士第的指挥下，立即在三河坝周围的山头和险要地带进一步组织防御。 激战了两天，朱德、周士第认为：只有守住了三河坝才对起义部队的全局有利，他们此刻还不知道三天前南下潮汕的先头部队已经全军覆没。 不过打到第三日的晚上，已可以看出形势对起义军非常不利，于是朱德经与周士第商量之后当机立断，于当晚把部队撤出三河坝，向西南方向转移。 经过了三河坝三天三夜的激战，撤退转移途中，又遇敌人多次伏击和激烈拼杀，部队剩下已不足2000人了。此时部队的士气已十分低落。而一支军队的存亡与发展壮大靠的就是士气。如果士气丧失，军心难稳，再强大的部队也会瓦解。 这支士气低落的两千人队伍是一个大杂烩，人员来自几支部队，几乎没有一个真正的头领，而一支部队没有威信卓著的领袖是难以巩固和发展的。在三河坝作战时，朱德虽然奉命指挥留守的二十五师奋勇作战，数十次击退强敌的进攻，但由于他过去与这支部队并无历史渊源，干部战士大都不认识这位顶着第九军副军长头衔的老同志。二十五师的官兵起初看到“客居”到自己部队来的这位朱军长，只听说他过去是滇军名将，担任过旅长，又感到他面容慈善，为人谦和，但对他的其他方面并不了解。 不久，这支部队又与自饶平和潮州突围的第二十军第三师残部会合，再加沿途失散归队的士兵，人员又增加到2300余人。此时部队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又值此失败之际，人心极度混乱。面对这种状况，朱德召集高、中级军官开会研究去向。会上，大家议论纷纷，有的主张去海陆丰，有的主张分散行动，有的默不做声。这时尽管没有什么情报来源，朱德却分析了一下形势,认为再南下去海陆丰方向非常危险，因为敌军主力正集中于南面。至于“分散行动”实际上等于丢掉南昌起义的旗帜散伙。陈毅、蔡协民、王尔琢、毛泽覃等人坚决反对这种“分散行动”的意见。他们认为，我们的主力虽然失败了，但“八一”起义这面旗帜绝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得走下去。现在的情况是，反革命军阀的部队已经云集在我们周围，随时可能向我们扑来，我们要尽快离开此地，摆脱眼前险恶的处境，再另找出路，站隐脚跟。只要部队还在，相信天无绝人之路，我们是能找到一条出路的。 会议决定部队向江西方向转移。当行至武平县境,不料第二天敌军就尾随着紧紧追来。这时部队士气低落，每个人的枪里没剩几颗子弹,不便再与敌人交锋硬打，朱德下令急行军摆脱敌人。 刚刚摆脱追兵，又遇当地的反动民团占据了有利地形拦住了起义军。前有敌人据险关阻截，后有重兵追来，部队陷在一条峡谷之中 ，不尽快冲出去，后果不堪设想。值此危急关头，暂且身为最高领导的朱德挺身而出，出现在部队的前面。他先叫开路的部队疏散隐蔽以减少伤亡，随后带领身边几名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突然出现在隘口民团的背后。反动民团突遭背后袭击，惊慌之中搞不清有多少人。这时，陈毅、蔡协民、王尔琢、林彪等人也相继出现在民团的面前，他们各执武器，怒目圆睁，挡路的民团见状，吓得纷纷落荒而逃，给部队让开了出路。 朱德在危急关头的这一形象，深深地刻在大家的头脑中，鼓舞了士气，而陈毅、蔡协民等奋不顾身的精神也感动了大家。然而一波三折，当起义部队到达赣南信丰时，师里许多干部纷纷离队。有的是不辞而别，有的则以病为由或找其他借口离开。大浪淘沙，人越来越少了，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等人则受命设法去找中央汇报。 一些高级干部的离开，大大影响了官兵的情绪。这支起义队伍剩余的人，师级干部走得一个不剩，团级干部走得仅一个七十四团的参谋长王尔琢，在师、团的政工干部中，仅剩下了陈毅和蔡协民二人。 十月上旬，部队到达饶平县境内，沿途树木萧疏，黄叶飘零，凉风飕飕，顿生寒意。起义军衣衫单薄，不禁个个打着寒颤，思想上也心灰意冷。这支叶挺独立团的老部队，一时竟面临解体之危。
二，朱德勇挑总重担，召开茂芝会议，继而进行“天心圩整顿” 当部队离开饶平县城走到一个叫茂芝的地方时，朱德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全体军官会议。会上，他郑重宣布:“从今天起，这支部队由我和陈毅同志来领导。”蔡协民、王尔琢带头鼓掌，坚决拥护。朱德还说:“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革命的可以回家，决不勉强。无论如何，我是不走的，哪怕只剩下一两条枪，我对革命也决不绝望！” 陈毅在会上说:“南昌起义的失败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还是要成功的，我们大家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在胜利形势下，做英雄是容易的，而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 原七十三团连指导员，后调到司令部负责政治工作的蔡协民在会上也发了言，谈了他对形势的分析。他认为，别看反动派现在紧跟着我们屁股后面追，这没什么了不起，总有一天他们会不追的。他分析判断蒋桂军阀之间，还有蒋冯之间，是肯定要爆发战争的，因为狗改不了吃屎，小偷总是想偷东西，军阀不争地盘是不可能的。要争地盘就要打仗，他们一打，我们就可以钻空子，发展实力。蔡协民的发言同样也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当别人出走，并主张散伙时，“客居”在二十五师余部的朱德同志站了出来，这是在极为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疾风知劲草，雪后见青松。陈毅、蔡协民、王尔琢等对朱德同志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极为敬重，更坚定了要紧跟他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茂芝会议一结束，部队便开始实施会议决定“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并于1927年10月21日到达赣南安远天心圩宿营。 来到天心圩的次日，朱德决定利用短暂的休整期在这里对部队进行一次思想大整顿。 为了安定民心，朱德命令部队不要进圩镇，一律在河滩上宿营，并宣布纪律，不得打扰居民，不得侵犯群众利益。并风趣地说：“正好利用清澈的河床大浴盆洗澡洗衣，理发修胡子，焕发一下革命精神。”他一边派战士写宣传标语，如“革命军队为民众”“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为工农大众谋利益”等，一边动员官兵为群众做好事。尽管部队药品奇缺，还是派出卫生员为群众看病给药，安排士兵为圩场打扫卫生，帮助干农活。当地百姓耳濡目染部队做的件件好事，人们才改变了看法。原来躲藏不敢露面的群众，纷纷出来接近部队，不少人还送来柴米蔬菜。 此时，朱德不失时机地对当地的土豪劣绅进行重点打击，为受害的百姓出气伸冤，还把没收的一些土豪劣绅的财物分发给贫困人家，百姓十分感动。 安抚好了当地百姓后，朱德便在天心圩的一颗大榕树下召开了整军的动员大会。当年的这颗大榕树至今枝繁叶茂，粗壮的枝干和硕大如华盖般的树身记载着历史的容颜，也凝固着曾经的革命风云。在动员大会上，朱德非常严肃地指出：“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我们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好比一九○五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一九○五年革命失败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是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一个'一九一七年’的。只要能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朱德的这次动员讲话，他还精辟地剖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展望了革命的美好前景，令人信服，感人至深，使大家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增强了胜利的信心。他刚说完，就有不少的人站起来表态坚决拥护革命，把武装斗争进行到底，随后大家纷纷表示愿意留队。很多年后朱德回忆此事时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必须要乐观地分析革命形势，指出革命是有前途，有出路的。只有这样，才能坚定大家的意志。部队要巩固，就要在部队中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好，做扎实。 通过这次整顿，指战员们提高了觉悟，坚定了革命信念，增强了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军容军貌焕然一新。 天心圩整顿的成功之点，就在于朱德、陈毅等用深入细致的政治工作来教育官兵，以革命必胜的信念来引领官兵，使大家看清了革命的前途，坚定了革命的信心。在此期间，尽管也有三百多名意志不坚定的军官和士兵离队而去，但留下来的，都是革命的精华，其中许多人以后成了人民军队著名的高级将领，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说，天心圩整顿是起义军千里转战途中的一个转折点，自此，部队踏上了新的征途。 三，“大庾整编”后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 天心圩整顿之后，部队继续西行，于1927年10月27日到达粤赣边界的大庾县城，朱德命令在此宿营，将司令部设在南康乡祠。 这个时期，当初朱德、蔡协民所预料的有利形势出现了：国民党新军阀各派之间重新拉开了战幕，爆发了粤系、桂系、湘系军阀的混战。他们忙于互相争夺，不得不暂时放松了对起义军的追剿。为保存这支弱小的革命队伍，朱德、陈毅在总结了天心圩整顿的经验后，决定在大庾县城再添一把火，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对部队进行一次大的整编。 这次的整编，政治上由陈毅、蔡协民来主持，他俩都是非常优秀的军队政治工作者。陈毅自三河坝阻击战之后就一直在协助朱德的工作，是朱德引领这支部队最坚定的支持者；而蔡协民是湖南农民运动的一位杰出领导人，“马日事变”后才进入军界，虽然从军时间不长，但在国民革命军里因表现出有卓越的政治远见，又因有毛泽东的举荐而深得长官叶挺的信赖，尽管在军内还只是小荷才露尖尖头，然其在党内却享有较高的声誉。三河坝阻击战之后，部队人员锐减，一度举步维艰，但蔡协民所在的连队竟没有一个掉队或脱逃的，这与身为连指导员的他政治思想工作到位是分不开的。正因为如此，朱德也慧眼识珠，将蔡协民从基层调到司令部从事政治工作，自此，蔡协民在朱德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是朱德最坚定的支持者和追随者。 政治整编的核心工作就是整顿党、团组织，加强党的领导。我党早在在南昌起义之期就尝试性地整顿了起义军的党、团组织，这虽然算是开始了我们党独立领导军队的新时期，然而，当时的起义部队只是在上层领导人中有少数党员。在基层，除了少数连队外，一般连队还没有党、团员。因此，党的工作难以深入到基层。 陈毅和蔡协民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俩通过精心研究后，首先着手对党、团员进行重新登记，成立部队党委。接着便调整了党、团组织，而调整党、团组织的具体做法就是把重新登记在册的党、团员有计划地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力量。进而又遴选了几位优秀党员到各连队去担任指导员，这一系列的动作对部队的稳定和搞好部队的基层建设是有极大帮助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整顿党、团组织的同时，朱德和王尔琢负责对这支不成建制的部队也进行了军事整编，以便于指挥，应对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战斗。当时的这支部队是由几个部分组成的，即第十一军二十五师旧部、第二十军第三师残部，以及第九军军部和教导团的所剩人员。
经过这次整编，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虽然大家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但是人人精神抖擞，个个斗志昂扬。部队的一切都大为改观，终于形成了一个相对巩固的战斗群体。虽然只有不到一千人，但这是大浪淘沙后保留下来的真金，是经得起烈火熔炼的革命种子。所以，在整编之后，朱德非常自豪地说：“我们的队伍经过千锤百炼，已经成为了一支坚不可摧的钢铁部队。” 大庾整编奠定了南昌起义后唯一幸存下来的这支革命军队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这与不到一个月前毛泽东进行的著名的“三湾改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在我军发展史上显示了重大的意义。 四，“上堡整训”改变部队军风军纪和战略战术，提高部队在战场上的应变能力。 大庾整编之后，部队进入到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山区一带活动。此时他们的运气似乎出现了一些转机，只遇到当地一些反动民团的骚扰，却不见一支正规军队来追击和进剿。刚打败了南昌起义南下广东先头部队的粤桂军阀，此时已不再认为共产党是大患，于是把注意力用于了对付唐生智和张发奎。他们一面进兵湘南，防备唐生智，一面又对进驻广州的张发奎进行警戒。江西的云南军阀朱培德，此时也把军队主力放在赣北警戒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桂系西征军，并监视后撤的唐生智部湘军,生怕他们之间的混战波及江西，夺了他的地盘。虽然朱培德也听到赣南有一支共产党的部队，在他云南讲武堂的同期同学朱德的率领下流动,不过听说还不足千人，且不占固定的地盘，不足为患，也就没有把这支部队放在心上。 军阀们忙于混战和保卫自己的心腹地带，湘、粤、赣三省的交界处就一时成了“三不管”的地区。十一月上旬,朱德率领部队离开了目标比较明显的大庾县，进入三省交界处的山区，在崇义和上犹附近活动。 部队在崇义山区一个叫上堡的地方宿营，朱德决定利用这一短暂的“平静期”来对部队进行一次整训，史称“上堡整训”这次整训时间最长，历时约二十天，效果最显著，成绩最大。整训的内容主要是整顿军风军纪和实施军事训练。 这次的整训，首先就是整顿军风军纪。其实，作为共产党人的朱德、陈毅、王尔琢、蔡协民等一直就很重视部队的纪律，曾无数次的告诫大家：“我们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如果没有好的军风军纪是很难发展下去的。”然而，当时的部队所面临的是如何生存下去的问题，因此，也就暂且没有把整顿军风军纪这件大事放到首位来抓。现如今，部队的任务已开始悄悄发生改变，由过去每天的行军打仗改变为深入到农村去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筹军需，那么，军风军纪问题也就凸显出来了。当时，部队有明确规定，在打土豪的过程中，所募的款项和缴获的物资要悉数归公，专门设立了一个委员会，专管没收和处理缴获的财物，同时还对部队普遍地进行了自觉遵守各项纪律的教育。 在认真进行军风军纪整顿的同时，领导层还对部队进行了紧张的军事训练。规定小课天天上，大课两天一次。为了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领导层提出了新的战术要求，其核心就是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问题，以及把一线式战斗队形改为“人”字战斗队形等。这支部队中的指战员，多数来自原叶挺独立团，不少是黄埔军校的学生，许多都参加过北伐战争，直到南昌起义后，三河坝阻击战之前，他们都是打的正规战。而今，任务和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城市武装斗争业已失败，部队转移到了农村山区，开始由打正规战向打游击战转型，这就需要指战员们开始学习游击战的战术技巧。 论起搞军事教育,朱德算是老资格了。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考取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军校---云南讲武堂。朱德当年在校时就是有名的高材生,后来在护法战争中大显身手,成为了滇军名将，以后又在德国、苏联系统地学过军事理论。不过他学得最多的还是正规战的战略战术。然而，从南昌起义失败到三河坝突围以来，无数次的战斗实践使他认识到，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必须要改变战略战术，因此，这次整训，他提出了要学习游击战术的问题，要把过去的一线式队形改为“人”字形分散队形。其实，他的这种构想早在天心圩整顿时就已经在他的脑海里初步形成，只是前一段时间总是飘泊不定,没有机会对部队进行系统训练。而这次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于是，朱德决定抓住时机进行训练，提高部队在战场上的应变能力。 为了整训的需要，搞好教学，朱德让王尔琢和蔡协民还组织了一个编写小组，负责编写军事教材。朱德将他在德国陆军大学以及在苏联军校中所学的内容，结合在川滇山区游动作战的经验，向编写小组的人员进行口授，再由他们整理成文,印成小册，发放到每位参训军官手中，以供学习。这份薄薄的教材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最早的一份自编军事教材。 上堡整训，虽然只有二十天左右，但为这支南昌起义军余部战略战术的转变，即由攻占大城市的武装暴动，转向深入农村，发动农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由正规战逐步向游击战的转变，作好了必要的准备工作。 五，“赣南三整”的重大意义。 “赣南三整”是南昌起义军余部在转战赣南途中，利用休整亦或是喘息的时间进行的，所经历的时间前后仅两个月，然时间虽短，意义却重大，影响可谓深远。 在“赣南三整”中，以朱德为核心的部队领导层把思想整顿、组织整编、军事整训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一种独创，更是一条非常宝贵的经验。因此朱德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有感而发：“大败之后重新整理队伍，恢复元气，转变方向，深入农村，得到了群众的拥护，才得以生存与发展。” “赣南三整”其作法是成功的，经验是宝贵的，意义是深远的。这种经验不止局限于在当时当地，我们更不能认为它的意义只是一时的。因为它不仅给当时处境十分艰难的起义军余部起到了团结同志，巩固部队的作用，而且，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它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同样也是无法估量的。它对人民军队的巩固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以后的整党、治军积累了最早的经验：一支部队经历了大战的失利之后，必须经过整顿，以利再战。这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是被历史所证实了的真理。 以朱德为首的“赣南三整”，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是紧扣着革命任务这一主题的。他们把对这支部队的整顿看成是完成革命任务不可或缺的手段，是把这支南昌起义后唯一幸存下来的我党军队能够得以保存下去的不二法门。通过“赣南三整”部队的全面素质得以迅速地提高，从而，才会有两个月后的湘南暴动，部队再举义旗，开创出了另一个崭新的局面；进而才会有接下来的井冈山朱毛会师。是朱德、陈毅、王尔琢、蔡协民等共同引导着这支英雄云集的部队筚路蓝缕，共赴时艰，最终赢得了伟大的光荣。 六，“赣南三整”与“三湾改编”之比较研究。 “赣南三整”和“三湾改编”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军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前者开始于十月初，而后者是九月二十九日开始的。这两件军史上的重大事件，不仅在时间上相近，而且内容和形式竟也十分相似。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起义部队到达三湾的时候，减员较大，人员不足1000人，组织很不健全，思想相当混乱。当时，部队没有建立基层党组织，党不能切实掌握部队，加之作战失利，连续行军，斗争艰苦，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开始动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改进部队存在的问题，不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不仅难以适应艰苦的环境，而且无法完成艰巨的革命任务。 为了巩固这支新生的革命军队，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毛泽东在到达三湾的当天晚上，就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议，决定对起义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主要内容是：第一，资遣一部分不愿留队的人员，部队缩编为1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二，在部队中建立党的组织，做到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第三，规定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参加部队的管理，协助进行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士兵委员会由全体士兵民主选举产生，在党支部指导下进行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组织领导士兵的文化娱乐生活，监督部队的经济开支和伙食管理。 三湾改编，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了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赣南三整”，整顿了部队全体官兵的思想；对党、团员进行了重新登记，建立了部队党委，并派党员担任各级指导员；整顿了军风军纪，规定了所有缴获必须归公；整编了无序的部队建制，对部队实施了有效的军事训练，改变了战略战术，以适应当时形势之需要。但与“三湾改编”所不同的是，在“赣南三整”的内容中没有“把党支部建在连队上”和“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这两项，不得不说，这是这支部队当时的领导层在思想认识的高度上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所致。尽管如此，但他们还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有计划地分配到了各个连队去，从而增强了党在基层的力量，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这些事实都说明，毛泽东和朱德这两位中国革命的卓越领导人，领导着两支革命队伍在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虽然他们所处的地区不同，但他们在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所走的道路是相同的，所遇到的难题也是相近的，因此，其解决难题的基本方法也必然是相似的。这正是“赣南三整”和“三湾改编”为什么会发生在同一个时期，形式和内容为什么会非常相似的原因，同时也告诉了我们，这两次军中整改在我军建军史上都是占有重要地位的。 在“赣南三整”和“三湾改编”的过程中，是朱德、毛泽东率先明确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以他们为首的集体领导始终都在用这个成功的经验指引着人民军队前进的方向。所不同的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在将这个成功的经验逐步完善成为理论的过程中又注入了新的内容，有了新的发展。 “赣南三整”和“三湾改编”，二者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史上，各自都写下了它浓墨重彩，光辉灿烂的一页。 2022年7月21日于湘潭 《红色文化》编辑部    参考文献 朱德：《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同政治学院负责同志谈话》、《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 赵镕：《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 杨至诚： 《艰苦转战》。 粟裕： 《激流归大海》。 赵镕： 《跟随朱德同志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 郭清彬：《何长工访谈录》 蔡至平：《杨至诚访谈录》 《曾志访谈录》 刘镇江：《一代雄才，蔡协民烈士传记文学》 张朝阳：《蔡协民传》 作者简介： 蔡接谋，1964年出生于湖南华容，中共党员。现为湖南省湘潭市红色文化研究会研究员，《红色文化》杂志责任编辑。近年来常有文史类文章发表于各类报刊，代表作有《力排众议促会师》《宛希先之死》《听妈妈讲父亲的故事》《红四军风雪下井冈》《陈独秀身处艰难气若虹》《蔡协民烈士诗词赏析》《悉心协力为人民》等数十篇。 电话：18607324177 邮编：411101 地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下摄司东园村12栋18号 |
|
|
来自： 昵称21405352 > 《周期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