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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利 徽学研究资讯 2022-07-25 13:53 发表于山东    清代徽州棚民的结构组成与基层社会生态（下） 卞利 三、左垄村土棚互控案件的处置过程 同徽州府属其他各县一样，乾隆中叶棚民大规模进入休宁县山区进行无序开采和垦种苞芦等农作物后，给当地的生态环境与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破坏③。早在乾隆中叶以后，休宁县几任知县就应当地土著村民之请，颁布了严禁棚民开垦的告示，其中嘉庆十二年初 76岁族长程元通遣族人程怡仁“以案拖四载，祸酿数命”赴京越控的浯田岭土棚纠纷，早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四月，休宁知县郑泰即已颁布过告示，严禁“各业主不得贪利将山召租棚民开种，棚民人等毋垂涎勾贿串租”④。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歙县、婺源、祁门、黟县和绩溪五县知县皆于此时次第颁布严禁当地土著村民盗租山场与棚民开垦耕种，且得到当地宗族、士绅等群体的响应，共同应对棚民入山垦种事件之时，休宁县则除当地宗族和乡绅被动应对不断涌入的棚民之外，并无多少后续举措。嘉庆八年（1803）十月，休宁知县曾守一再次应浯田岭程氏族人之请颁布告示，声明“如有不法之徒，故智复萌，混将山业私召异民入境，搭棚开种苞芦，为害地方者，许该处地保山主邻佑查实，指名禀县，以凭立拿究，决不宽贷。”⑤然而时间过去了四年，仍无丝毫进展。与此同时，棚民却越聚越多，“驱逐为难，数载以来，骚扰不宁，以致程金官敬于义愤，误伤程金谷毙命，程柏又遭押毙，匿尸不交，程靳被匪捆归山棚，尚无下落。棚匪方博仁又枪毙吴二宝一命，经县起获凶器，现未结案。”⑥浯田岭程氏宗族村民再也无法忍受，忿然以“族长程元通出名，祠堂公费内给与盘费，令程怡仁进京赴都察院具控”⑦，出现了轰动一时“京控”事件。 同样，嘉庆十七年左垄村这起土棚互控案件，本来亦可在休宁县境内及时有效化解，但知县何应松在应左垄聚居的王氏与方氏宗族族长王志仃、方栢时、方长环，以及约保王文灼、王祥瑞等之请颁布禁示后，便以为万事大吉而未采取跟进之举，以致嘉庆十七年三月十四日王光芳、王志仃、王世永、方栢时等第一次具禀状告“匪徒方长相同兄长种、长月素行不法，旧秋魆将合村养命山场，伪造方兴旺、王天立、天进出名立笔，盗 十六日，籖。 特授休宁县正堂加十级、纪录十次何[应松]，为据投报明事。据卅三都五图乡约王文灼等具控汤得万等纠众强垦等情，并据王光芳等控同前由到县。据此，除批示外，合行籖拘讯究。为此，仰役协同图捕该保，立即拘传。后开有人名等，限三日齐集赴县，以凭讯究。去役毋稍刻延干咎，速速。须籖。 兵房：汪玉芳、吕倍元；差：程高、程美、孙陞、王高、章瑞、凌禄。 讦开： 汤得万，系强种人；方长相、方长种、方长月，系盗 方兴旺，王天立、天进，系方长相捏名盗
本以为通过缉拿原被告到案，很快即可审讯结案，但时过一周后，休宁知县何应松竟毫不作为。三月二十三日，王志仃等不得不第三次呈控，恳请“严拘棚头汤得万，研讯究拟，逐匪安良。”无奈何应松一再耽搁延误，尽管吴义山、汤得万和张东等被告人已经相继投案关押，并被责成尽快交出方长相。但吊诡的是，直到本案于嘉庆十九年初结案，首犯方长相都未被缉捕归案。吴义山、汤得万、吴仓荣等棚头则不断率众入山搭棚，棚民则蜂拥进山垦种，并酿成吴义山身故、方长种身亡等命案。在连续 14次呈县告状得不到实质性解决的情况下，王志仃等被迫于嘉庆十七年八月初一日呈禀徽州府，叩请徽州知府侯奉扆“按例肃法，迅赏饬县，先行驱逐，再恳提案，严究详办。”为此，侯奉扆还专门签发牌票，催促休宁县尽快办理。《牌票》云： 初九日，府牌为串骗强垦等事。案据该县民王志仃、方栢时呈控汤得万、吴玉堂等贿串惯召棚民之张东，主使无业之长相捏名伪造出租，强将树木扫砍起棚，霸种为害等情一案，久经批饬县严究具报。嗣据王志仃等具呈，即经严催去后，迄今未据究报，玩延已极。前据王志仃等以讯不符例等事，具呈前来，除批示外，合行抄词檄饬。为此，仰县官吏，文到立将讯明缘由，按照定例，即就现犯究拟具详。一面押拆棚座，即行驱逐回籍，具报。事干棚民扰害，毋许逗遛纵延，有干提究，未便切延。 荒唐的是，何应松在收到侯奉扆签发的牌票后，不仅未能迅速果断捕获方长相归案，反而次第批准了汤得万、吴仓荣、吴玉堂和张东等以患病名义保释出狱。八月二十四日，徽州知府再发催牌，痛斥何应松“玩延已极”，并令何应松等，文到之日，立将讯明缘由，按照定例，即就现犯究拟具详，“一面押拆棚座，即行驱遂回籍，具报。事干棚民扰害，毋许纵延滋事，致干未便。火速，火速。”次日，何应松堂谕汤得万、吴仓荣，责令其取具限状，依限退山，同时仍令汤得万、张东等交出方长相具取限状，限定其十日内交出隐匿方长相，一并送查。 然而，九月初二日，在久候未审、棚民未被驱逐、主犯方长相迟不交出的情况下，王志仃等暗中指使王永沛、王永汗、方大斗、方小斗、方珠等带领数十村民，强行登山，施放烟枪，抢去棚民苞芦约 100 余担和其他财物，殴伤棚民帮夥 10 余人，并致李广田、陈少芳受伤沉重倒地，吴仓荣等因躲避及时而免遭不测。据其事后归棚清点财物时，发现并呈报计被王永沛等抢去“布絮被六条、猪油十余斤、盐四十余斤、大小锅十口、布短袄十一件、布长褂十六件、布夹袄五件、布短褂十一件、大小饭碗八十介、鞋袜二十双、布马褂十件、布（库）[裤]十六条。”讼案不仅未得解决，反而案上添案，形势非常严峻。 这次事件成为棚民反诉的一个转折点，王志仃等自觉事大难逭，遂于九月十三日至十月初三日向县禀呈，一方面极力捏称此案系棚头吴仓荣自导自演、“做案飞诬、妄希蔓延”的苦肉计，一方面联合方姓族长方栢时和方长环，同方长相、方长种、方长月三位不肖支丁切割，自称“身族不肖支丁方长种，自恃充过禁卒，熟识衙门旧夥。伊弟长相、长月等违禁召异，合村查知。……长种毒心未泯，捏词架耸批录。切合村山场，方、王二姓养命之产，种与伊弟长相、张东等盗租棚匪，当经身等两姓破家倾产，垫价缴批。”被告棚头吴仓荣等亦从中嗅出信息，于九月十八日呈禀徽州府，恳请“饬吊凶械，按究赏追命本”，搬运叔父吴义山尸体回籍安葬。方长种则于十二月初八日呈控徽州府，称方长月并非“用绳自勒身死”，而是由王永汗和王永沛等“拥门凶逼，立刻毙命”，并哭求知府“恩严迅饬按办，实究虚坐伸冤”。 在原被告纷纷互控、虚实难辨的背景下，何应松却虚与委蛇，每呈必批，但依然拖延不办，或办而不果。徽州知府侯奉扆在接到吴仓荣诉状后，于十月初三日再发催牌于休宁县，连用两个“火速”语句，痛斥何应松一拖再拖之举为“殊属违延”，成其“文到立将前案讯断缘由，刻日议拟详复。一面差拘王永汗等应质人证到案，查照抧词情节，逐一确查究结，具文详府，以凭察夺，毋得迟延滋讼，致干未便。”徽州知府以这样的口吻和文字严斥下级，足见何应松之应急与应变突发事件能力之低下。 此后直至嘉庆十八年六月十三日，王志仃、方栢时和方长环等又分别向休宁县和徽州府连续呈状控禀 13 次，其间，何应松亦从嘉庆十七年四月签票中责令“迅将汤得万、吴仓荣棚座刻即拆毁下山”，到准其秋收后拆棚回籍，再到汤得万、吴仓荣等不断立限状，请求“宽限十日”被准。同时又判王志仃等垫价银 432 两，并为棚民提供拆棚回籍盘缠银 100 两贮库。何应松不断退让，予以批准，虽亦派役拆棚，但差赴该山，仅将各棚茅草掀下，并留二大棚不拆，亦未驱逐棚民，致差回次日，汤得万等即将原草盖上，“强占棚座，三奉押拆，三次复搭”。不仅主犯方长相依然未捕获到案，甚至连另一棚头吴义海亦因病重被其侄吴景堂抬回怀宁原籍医治，并称病拒不到案，讼案再次陷入僵局。 六月十五日，王志仃等忿而前往安庆，以“违例抗断、旋拆旋搭、号提究逐事”，向安徽巡抚越诉。七月初三日，再向两江总督府呈控，案件由此升级扩大。安徽巡抚胡克家和两江总督百龄接到控状后，分别批示并牌令安徽按察使广泰迅即查明案情，“土棍、棚民盗租强占，均干禁令，仰安徽按察司饬即勘讯明确，分别拟逐具报，毋任久踞滋扰。”八月二十日和十月十三日，广泰先后札令徽州府和休宁县，要求“札到，该县立即遵照，刻日即齐一干人证到案，查照有无纠众持械逞凶？土棍张东等如何串诱盗租山业？差役孙陞等有无受贿抗庇？并究明王志仃果否勾差将吴义山锁押班房，凌虐毙命？复嘱辣王永汗持械凶伤李广田等，务得各确情，录取切供。一面勘明，各山棚概行拆毁，押逐妥拟，详候察办，毋再狥纵刻延，致干未便。切速，切速。特札。” 然而，宕延近一个月后，广泰不仅没有收到徽州府和休宁县办理案件的任何回复，反而等来了棚头吴义海为其族兄吴义山并非病故而是被王志仃勾结差役“锁押班房，凌虐毙命”的翻案呈控。十一月初五日，广泰再次札催徽州府迅速查明案情，“务得各确情，录取切供。一面勘明，各山棚概行拆毁，押逐妥拟，详候察办，毋再狥纵刻延，致干未便。” 面对案情的不断激化和安徽按察司、徽州府等上司最后通牒式的札催，何应松深感事态严重，不得不于十一月十一日开具《红单》，责令原差孙陞等每人各带副役2名，合计共36名差役，于十四日起程，速赴左垄村箩蔑 尽管何应松迅将吴仓荣等棚头讯断给领完案，山上棚厂全部拆除，聚居棚民亦大多被驱赶下山，但主犯方长相还是未能抓获，储友成是否抢物被烧身死，差役孙陞等是否受贿、如何受贿执庇等问题，却依然未得讯明。因此，嘉庆十九年二月，王志仃第 40 次也是最后一次具禀，并由王大成抱呈，痛称：“徽民遭殃，惟棚为最。棚害之惨，惟休益深。自嘉庆十二年邑民程元通违[为]匪扰害，赴部控逐，当奉前巡抚初[彭龄]奏定新例。嗣后，徽、宁、池三府，如有盗租山场者，与受罪科军流，租价入官。棚民立时押退，法至严也。”叩请休宁知县依照嘉庆十二年《棚民退还山场章程》新例，将所有棚民全部驱逐回籍，退回山场，彻底根除棚民之害。但包括左垄村在内的休宁县暨徽州府乃至全国其他棚民聚居之地，除个别地区外，依然没有从根本解决这一问题。 左垄村这起土棚互控案的影响巨大，在该案结案之后的嘉庆二十一年（1816）十月，御史孙世昌上奏嘉庆皇帝，请求议准并严申章程。嘉庆帝为此而钦颁上谕，责令“安徽徽州府属棚民，于嘉庆十二年议定章程，以租种山场契约年限为断，限满退山回籍。其未载年限者，亦不能过十年，迄今已届年限。据该御史奏，该处老棚不退，新棚日增，恐限满棚民仍在彼占种滋事。著康绍镛督饬该地方官详查，现在棚民业经限满者，概令退山回籍，仍按年造册，报部查核。再，棚民限满，地方官延不查办，应予议处。如从前未经定有处分，著该部明定处分。奏准后，由该管上司照例查参。”①尽管我们尚无法得知孙世昌关于严申议准徽州棚民限满退山回籍的奏疏是否直接受到左垄土棚互控案的影响，但作为嘉庆十二年《棚民退还山场章程》之后，至嘉庆二十一年清仁宗谕批孙世昌奏疏之前，左垄发生的这起土棚互讼案是极具典型意义的，这或许正是道光《祁门县志》特地将“御史孙世昌奏申禁徽属棚民垦种”②列为徽州府处置棚民问题三件重要大事之一的原因吧。
 四、处置土棚纠纷与诉讼中基层官员的应急应变能力及社会生态 从左垄村土棚互控案的处置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休宁县知县何应松确实存在应急和应变能力不足、处置不力、执行不果等问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何在？同样处于棚民蜂拥入山开垦的皖南池州府、宁国府和广德直隶州等地，为何在处置棚民问题时没有出现徽州府暨休宁县这样引发土棚双方的强烈反弹？入山搭棚数量和棚民总数几近相同的歙县，甚至远远超过休宁县的祁门县，在处置棚民问题时，为社什么没有出现像休宁那样，在短短五年内连续发生两起大规模的土棚互殴命案，进而导致赴京、赴督抚等越控案件？ 要想回答和解决上述问题，我们不能不将视野转向徽州府外，并面向徽州府属其他五县挖掘更多史料，以比较分析的方法，对皖南地区各府州、徽州府属各县基层官员的应急应变能力及社会生态差异进行深入探讨，以期寻找符合历史事实的答案。 刘伟曾将清代官方对棚民问题的应对分为两个阶段：一为清代前期的安棚与驱棚阶段，二是清代中后期安戢棚民法的延续与演进阶段③。尽管这一阶段划分法尚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就清代徽州棚民问题处置政策过程而言，嘉庆十二年中央王朝处置程怡仁京控案件之后，由安徽巡抚初彭龄制定和颁行的《棚民退还山场章程》，无疑是清代棚民政策一个分水岭。下面，我们拟以此为例，对徽州与宁国二府、徽州府属休宁县与其他县域官方及民间社会处置棚民问题的举措及其社会生态，做一比较分析，并借此探寻导致休宁县棚民为害最烈和处置失措的深层次原因。 其一，处置棚民等突发事件等社会问题，需要地方官府的主要官员具迅速判断、果断决策、敢冒风险和勇于担当等过硬素质与能力，还需要他们了解造成土棚纠纷诉讼乃至争执斗殴的各种复杂因素与彼此诉求，因地制宜地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在嘉庆十二年二月发生的程怡仁赴京越控案件的处置上，安徽巡抚初彭龄奉上谕查办时，就提出了“选派廉明晓事文武大员前往查勘，或设立禁约，责令逐渐迁移；或勘定界址，就近妥为安插”的建议④，并从安徽全省抽调安徽道杨懋恬和庐州府通判高廷瑶等精干官员，前往查勘。高廷瑶在整个案件的调查中，勇于担当，先是阻止了杨懋恬等武力擒剿棚民的行为，继则偕休宁知县李蟠根，轻装前往浯田岭，并劝李蟠根暂留古庙，“万一变生意外，则我先之，君后殿，无难避矣。”高廷瑶遂只身入村，保甲来迎，“棚民跪谒者踵至，其远近男女纷纷千百人夹道欢呼，绝无惊惧情状。”次日，召棚民晓事者十余人，至前“问以早岁来山僦田几人，几许佣作，凡几辈也，皆一一以对。”完全没有违和感，李蟠根甚至叹云：“此即太平景象也。”①高廷瑶这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勇于担当，深入棚民之中查勘棚民的真实状况之举，为初彭龄制定和颁布《棚民退还山场章程》，因地制宜制定针对性较强的处置棚民政策提供了全面而真实的依据。道光三年（1823），刚刚出任宁国府知府不到二月的梁中孚，在深入调查后，制定了《除弊兴利谕》，对物产丰饶的宁国府之所以“俗敝民贫”的根源进行诊断，并得出结论，“一在棚民之滋扰，一在吾民之懒惰也。”仅就棚民滋扰的处置和治理而言，梁中孚坚决执行嘉庆十二年钦奉上谕颁行的《棚民退还山场章程》，“严行禁止，招集棚民，定有罪名。”并与宁国士民和土棚人等约定，“凡有山业之家，其曾受租开垦，定有年限者，限满之日，即行赎回，毋得违例再租。其未经开垦之山，概行禁止招集棚民，即以今年九月为始，如有故行再租招集开垦，一经发觉，定当按律治罪，决不宽贷。非本县与尔等为难，实为尔等除去祸根。其棚民中已买有田产、入吾籍者，即为吾民，如各安分守业，本县万不岐视也。”②继而他又颁行《保甲章程》《保甲条约》，申明：“棚长稽察棚户，其棚户散居各村者，许就近村长约束。如有犯条约者，该棚长邀同村长禀究。”③“禁招集棚民，开垦山场”④。宁国府的棚民问题，经过梁中孚有针对性的断然处置而得以顺利解决。 再以徽州府黟县为例，早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黟县知县顾学治即颁布了《永禁保县龙脉示》。嘉庆十年（1805），知县苏必达又颁布《禁水口烧煤示》，并先后严惩了江西窑匠邹国仲、租山与棚民烧煤的李大坤和棚民汪宾。嘉庆十二年《棚民退还山场章程》实施后，知县吴甸华于嘉庆十六年（1811）七至十月，连续颁布了《禁租山开垦示》和《黟县禁开煤烧灰示》。在《禁租山开垦示》中，吴甸华棚民租山开垦的六大危害，尤其是对吏治之害，吴甸华一种毅然担当的勇气，声色俱厉地指出：“国法俱在，亦宪典共遵。棚民何难驱逐？顽梗何难惩治？但平日则地保为之容隐，临事则差役不善缉拿，在官长素尚精明者，自能究办。倘稍涉因循者，便致颟顸，实由租山之人致此宕案之弊。”为此，吴甸华严令“合境人民共祛其害，即永享其利，何所惮而不为？何所狥而相忍？”并郑重承诺并警告道：“本县言之既切，行之必诚，慎勿阳奉阴违，自诒伊戚。”⑤这种果断与担当精神，恰恰是何应松所缺乏的。 反观休宁县知县何应松，在处置左垄土棚互控案件过程中，始终优柔寡断，一再向各方妥协退让，不断宽限棚民拆棚退山回籍的时间，并且直至案件终结，亦未能将主犯方长相缉拿归案，并绳之以法，以致酿成 3 人身死、多人重伤的惨剧，直接导致了土棚双方越控至两江总督、安徽巡抚和安徽按察使等事件的发生，屡屡被徽州知府和安徽省级官员斥责的结局。其实，何应松完全可以像宁国府及徽州府属歙县、祁门县、婺源县和黟县那样，对发生在嘉庆十二年之后的土棚纠纷和互控案件，依照《棚民退还山场章程》的规定，予以迅速果断处置。毕竟原告主告王志仃等土著村民的诉求，无非就是要求遵照“嘉庆十二年，奉定新例，'嗣后如有盗租山场者，除与受分别科罪外，租价入官，棚民立时拆退。”只要处置得法及时，后续接连发生的连环案、案中案，甚至土棚 3 人丧命案，完全可以避免发生，更不会出现土棚双方的越控现象。但犹豫不决，遇事推托，最终使何应松错过了处理这起案件的最佳时机，成为地方治理中无法消除的隐患。 其二，地方官府和基层社会生态，直接影响了包括棚民在内的突发事件的处置结果。何应松和沈南春皆曾在婺源知县任上得力地处置过类似民间纠纷与诉讼等突出社会问题，为何他们在分别调任休宁知县和六安直隶州知州任上处置纠纷与诉讼等问题时畏手畏脚，沈南春甚至遭到了被革职的结局呢？显然，休宁县和六安直隶州的官场与基层社会生态是一个毋庸忽视的因素。诚如范金民所指出的那样，“六安地方缙绅势力特别强大，同治年间在那里当过知州的高廷瑶在历事后深为感慨地说，地方官稍有短处把柄被士绅掌握，无有不败者。沈南春的落职也是一个典型的事例。”① 相对而言，婺源县的官场和基层社会生态，比之休宁县则相对较为宽松。在处置与休宁县毗邻的花桥吴氏宗族棚民问题时，婺源历任知县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且与当地基层社会组织互相配合，彼此互动，从而使包括棚民等问题能够得心应手地加以解决。从嘉庆二十三年（1818）三月婺源知县周之桂颁布《阖族禁止开山告示》开始，到道光九年（1829）二月，先后有周之桂、吴公祖、孙敏浦、朱元理四任知县，一任徽州知府敦泰，分别于嘉庆二十三年四月、道光元年（1821）三月、道光八年（1828）七月和道光九年（1829）二月，连续颁布严禁告示，并在告示之后附有花桥吴氏宗族制定的《公议加禁》和《外村附约条规》等禁约条规，婺源官方告示与花桥宗族禁约彼此互动，且带有明显的预防性。因为在嘉庆二十三年第一次禁示后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即先后有周社一和朱嘉生等立下退租山约，詹福寿、宋之诳和吴酉等立下“永远不得挖种戒约”②，或甘结限约，整个处置过程层层推进，问题一一得到妥善解决。 而何应松自嘉庆十六年调任休宁知县后，直至道光四年离任，却始终以一位文弱书生的形象出现，并未施展其果敢干练、勇于担当的才干与能力。据同治《南海县志》载：何应松，字聘君，号云涛，广东南海县人，历任颍州府同知和颍上、望江、婺源等县知县，嘉庆十六年题补休宁县知县，道光四年调署灵壁、凤阳二县知县。在婺源知县任上，何应松治理妇女自杀图赖，止住刁风，颇有政声。但因不善治理，卸任时却“亏空千余金”。何应松在休宁知县任上前后长达 14年，《南海县志》称其治理休宁“先后视事，殆及[十]四年，百务咸修，四郊无事，得以暇日纂邑乘、修书院、添膏火，以振文风。其仕皖，历任剧繁，宦绩于休宁最著。”但又云其“以儒素起家，虽为承乏之员，不肯苟同俗吏”③。尽管何应松在休宁执政总体上是文化教育上政绩突出，但在处置棚民问题上则是不合格的。因此，在其主修的《休宁县志》中，对棚民问题几乎只字未提，这或许是他心中无法挥去的阴影。休宁民间“健讼成风……两造告状，必差皂快拘提，事无大小，而皂快视为奇货，需索酒食路费，不餍不止。”④又有讼师奸棍从中唆讼，“凡地方多有奸棍，结为夥党，专以兜揽词讼、窝匿逃盗、骗害愚弱、唆耸斗殴、挟制官吏、假公诳上、造设诬谤为事，非清廉执法、彻底无私者，未有不畏其口而曲意容隐以纵其恶，莫敢过而问之也。”⑤“甲乙相讼，县官则视其金钱之少多而操其长短。”⑥加上胥吏、衙役各种陋规苛索，如户丁编审时的公堂礼、册里礼、造册礼等苛索，“吏胥、衙役分索规礼。”⑦“百姓既要完粮，又要许多贴费，稍不遂欲，锁押难堪。”⑧休宁地方官场这种长期形成和积累的各种陋规与贪腐生态，使何应松在处置左垄土棚诉讼中难以驾驭属下胥吏，从容施展其权力和能力。左垄土棚互控讼案主犯方长相之兄方长种，曾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充当宪案禁役”，熟悉衙门关节，方长相正是恃其庇护而得以长期隐匿。受遣往左垄拆除棚厂的孙陞、王高等差役又收受汤得万等棚头贿赂，卖放同伙；地保王祥瑞私受重贿，暗受嘱托，“差利匪财，匪倚差庇，交相济恶”，以“致匪多金贿差，致差弊夺官权”。如此贪贿公行的官场和险恶的基层社会生态，对何应松的行使权力以及处置土棚控案、执法拆棚、驱逐棚民退山回籍等诸多举措，形成了严重掣肘，并最终导致土棚矛盾激化失控，酿成命案，引发越控，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深思的。 结 语 纵观休宁县左垄村土棚互控案之过程，以及由此反映和暴露出地方官府与基层社会的贪腐险恶的生态环境。我们不难发现，本来棚民进入山多田少的徽州山区进行开垦开发，或种植苞芦，或开煤烧灰，“其初起于租山者之贪利，荒山百亩，所值无多，而棚户可出千金数百金租种，棚户亦因垦地成熟后，布种苞芦，获利倍蓰。是以趋之若鹜，或十年，或十五年，或二十余年至三十年。”但“在棚民携本图利，究与霸垦强占不同。若土民不将山场租给，则异民又何由托身？所有召租之山，大半祖遗公业，股份本多。族内贫乏不能自存之人，因此盗召租佃。”①尽管棚民的无序开垦对徽州山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以致“山遭残废，樵采无资，砂石下泻，田被涨荒”②。但棚首和棚民投入了巨大资金，“又不甘舍本而去，藉以迁延。其内有一二强悍者，因之斗殴争闹，兼有凶横本地民人从而焚棚抢苗。是违禁滋事，其咎不尽在棚民。”③因此，土棚之间“构衅滋讼，事必不免”④。围绕土棚纠纷与诉讼，往往视当地官府和基层生态的好坏而呈现出不同的情态，“黟县、婺源历久，土棚相安，从无控案。”⑤但休宁县的控案较多，且因长期以来形成的官府吏胥苛索等积弊和陋规的顽固存在，使得休宁县的土棚纠纷与诉讼更加错综复杂，以致酿成命案，不断发生越讼甚至“京控”事件，从而激化了土棚矛盾，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清嘉庆年间休宁县三十三都五图左垄村土棚互控案，给我们提供了深刻教训。这一事实表明，基层社会治理在整个国家治理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地方官府主要官员的素质、能力与担当，对事件的处置是否果断、得力，能否与基层组织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和利用，进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宗族、乡约及保甲等基层组织的功能与作用，成为地方治理和基层社会能否稳定的决定性因素。忽视了地方官府和基层社会生态的治理，很可能会给国家治理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和后果。 原文刊于《中国农史》 2022年第3期 （责任编辑：李良木） ［感谢卞利老师赐稿，注释从简］
作者介绍：卞利，男，1964年生，安徽泗县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明史学会理事、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等职务。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区域社会经济史、明清法律与社会史。主持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民间规约文献集成》等国家和省部级课题十余项。 拓展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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