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文化的书童
——《中国文脉》读书笔记
《中国文脉》占据我书桌最显眼的位置有一段时间了，我除了通读它，有的章节选读了几遍，至今意犹未尽，还想从中获取更多中华文化知识。该书是余秋雨先生继《文化苦旅》之后最重要的作品，也是当今中国文史领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余先生感叹当前“文脉既稳，小丘称峰；健翅已远，残羽称鹏”的危机，因此以这部重大的开创性著作来提醒和弥补。
中国文脉，即中华文化脉络，源流清晰，博大精深。该书以中国文字起源为引，从诗经讲起，漫延到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及楚辞，再攀爬到秦汉大一统与“书同文”对文化的影响、汉赋及《史记》、魏晋时期的三曹、竹林七贤等文人雅士的诗作文采，再奔腾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气呵成，使历史与现实沟通，文理与形象交融，为广大读者粗线条解读了中国文化演化过程。
余先生认为，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虽然在文句上没有构成“文脉之始”，但在书法上却已形成，以形式领先于诗经，而笔者觉得那里埋藏着中国文脉的神秘因子，一个纵贯几千年的文化行程，就从那里启航，以后的很多文化形态都可以回游到那个遥远的“老码头”。
《诗经》风雅颂，思无邪，使中国文学从一开始就弥漫着稻麦香，荡漾着虫鸣声，吟咏着诗经，中国文化鸣锣开道，隆重上路，其中有祭祀、有抱怨、有牢骚，但最拿手的是在世俗生活中的抒情，特别是爱情，那么无邪，大胆又羞涩、温柔又敦厚，足以陶冶风尚。在艺术上，我们熟悉的典雅的四字句，不仅仅是文学，还有音乐、舞蹈，其优美的韵律、舞台的动感涨满其间，却毫不野蛮鲁莽，优雅地引发乡间村月，咏之江边白露，舞之月下乔木，终于由时间定格，凝为经典。对此，余秋雨说：“没有巴比伦的残忍，没有卢克索的神威，没有恒河畔的玄幻，《诗经》展示了黄河流域的平和、安详、寻常、世俗，以及有节制的谴责和愉悦。”
先秦诸子一登场，就与世界上其他文明巨人们，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起组成一个思想的“轴心时代”，标志着人类智慧的大爆发。东方孔子的声音至今响彻人世间，恂恂教言，恳切浑厚，令人不敢忘怀，心生膜拜。老子的声调铿锵断语，刀切斧劈，如上天颁下律令，听者惊悚，读者铭记。孟子大气磅礴，浪卷潮涌，畅然无遮，具有难以阻挡的感染力，他让中国语文摆脱了左顾右盼的过度礼让，连接成一种马奔车驰的畅朗通道。余先生认为屈原是整个先秦时期的文学冠军，他的《离骚》为中国文脉注入了强健的诗魂，文中说：“诗经是平原小合唱，离骚是悬崖独吟曲，在主脉的地位，出现了行吟在江风草泽边那个衣饰奇特的身影，孤傲而天真，凄楚而高贵，离群而悯人。”
文脉一路走来，到了秦代，赢家几代男儿纵横宇内，完成统一大业，撞开了中国几千年中央集权的皇家大门，继而秦始皇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使中国文脉可以顺畅地流泻于九州大地，文字从此担负起对三山五岳的视野，对五湖四海的责任，这就使工具意义和精神意义产生了相互哺养的关系。世界上一些文明的割裂、分散、小化乃至消退，无一不与文字有关，如果当年始皇帝不以强权统一文字，那么中国文脉早就散逸了。
避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深耕细作不讲，到公元五世纪，中国北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文明大汇聚，从此中国文化经由大兴安岭出发的浩荡胡风，茫茫北漠、千里西域都被裹卷，连恒河、印度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的波涛也隐约可见。由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由于文明背景的极大差异，本该对汉文化带来沉重劫难，然而，以拓跋宏为代表的鲜卑族统治者们，居然虔诚的拜汉文化为师，快速提升统治集团的文明等级。他们既善待汉文化，也善待佛教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如此一来，希腊文化、波斯文化、巴比伦文化在汉文化的召唤下拥抱在一起，中国文脉经此大幅提振，注定要为全人类的文明进程开辟一个值得永远仰望的制高点。在做好如此充分的准备后，中国由此迈向大唐。
感谢余先生气势磅礴的为我们勾勒了中国文化的脉络，对先生的崇敬有增无减，先生大学者风采有增无减。读《中国文脉》，我时时惊叹余先生笔吞虎象的概括力和绘形绘影的描述力，然而读完全文，我又心生疑惑，或许是我误解了先生“文脉”的定义，作者原本不是把“文脉”解释作“文学衍生”的脉络，定有它意，只是我没有深刻领悟到罢了。于是我掩卷爬梳，举证审视，原来疑惑的症结点在余先生强调的是“等级构成文脉”，他没有在文学的长河里搜寻鱼群迁徙的路径，没有在巨匠的作品中探究社会发展的痕迹，而是比较哪条鱼最大，哪个山峰最伟岸，搞英雄排座次，将诸子百家排出几等，唐朝诗人排出前几名，连书法家也不例外。这样以“吨位”大小作出列序，在文学史上应该没有什么非议，然而这些大BOSS只是山峰，只是坐标。李白高不可攀，他是光大了屈原的浪漫主义，其间在历史长河里，有多少跌宕起伏，有多少逶迤婉转，作者没有追寻，这恰好就是源和流，就是“文脉”；苏轼无人能及，读懂了苏轼，就读懂了人生，假如没有迁谪这种干部管理制度，成就不了苏轼。
文以载道，“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很明显，文学是时代的反应，是时政的总结和思考，很出色地扮演了文化侍从的角色。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是文脉走向的牵引力、方向盘，是文学跳动的指挥棒。组成政权大厦的各个板块共同形成中国文脉，其中制度典章、农耕文化、兵家文化、科举文化、科技学术等等，相互纠缠，相互提携，无论是“寄宿生”还是“走读生”，其出生、成长、演进，集合成中国文脉。如果从个体看，西汉麒麟阁、东汉云台阁，唐代凌烟阁和中华神庙供奉的那些封神的功臣们，对中国文化的撬动力更大，他们中有治国安邦、经天纬地的能臣，几个文人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他们中有开疆拓土、攻城拔寨的勇士，几篇文章不能与之等量齐观，难怪辛弃疾老来感叹且念念不忘：“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读了《中国文脉》，我有一种思考：山峰不等于山脉，只是山脉的表达；人峰不等于人脉，只是人脉的头菜；文学不等于文脉，只是文脉的书童。
中国文脉延展到今天，其扩张力、影响力越来越呈澎湃之势，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汇成浩荡潮流。“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们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而领导这种力量的是中国共产党，他是文化自信的主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创新者，是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创建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融入中国实际，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主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坚定“文化自信，必须毫不动摇地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然毫不含糊地用21世纪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实践，只有这样，我们的精神家园就会更丰盈，发展力量就会更充沛。
一孔之见，供方家一哂。
2022年6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