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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因其高超的文学价值历来备受人们推崇，其中鸿门宴的故事更让大家对刘邦和项羽印象深刻。许多人在阅读时会有这样的疑问：司马迁生活在西汉，而鸿门宴讲的是秦朝末年的故事，他如何知道宴会上每个人的一言一行？如何将每个人物写得栩栩如生？ 安徽童志国、湖南熊乐收通过钱锺书先生提出的“史蕴诗心”笔法，对这些疑问做了详细讲解，一起来看—— 《鸿门宴》出自《史记·项羽本纪》，曾入选多种版本的语文教材。不少学生在学习该经典名篇时产生疑问：鸿门宴的故事发生在司马迁出生以前，他何以能生动详细地记述鸿门宴上项羽、刘邦、范增、项伯、张良等人的言行？
宋代文学批评家刘辰翁在《班马异同评》中说：“叙楚汉会鸿门事，历历如目睹，无毫发渗漉，非十分笔力，模写不出。”这一“笔力”指什么呢？这个疑问一直在笔者心头盘桓，直到近读钱锺书先生《管锥编》，才豁然开朗。《管锥编》中有这样的文字：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 钱先生认为，史家与文学家有相通之处，在记叙历史人物和事件时，需要穿越时空，置身“事”境，对人物和事件的细节进行合理的虚构和想象，有目的地对史实进行一番剪裁和调配。从这个层面上说，史家之笔就是诗家之笔，史家之心就是诗家之心，故钱锺书先生将这种写史之法称为“史蕴诗心”。《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史蕴诗心”笔法不仅体现在对项羽、刘邦等对话和动作具体生动的想象和还原之中，而且体现在对两人的态度上。项羽无疑是司马迁偏爱的历史人物，这在《史记》的编排体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其中本纪十二篇，而本纪是纪传体史书中帝王的传记。事实上，项羽并没有真的建国称帝，只是自立为西楚霸王。司马迁将项羽列入本纪，与秦始皇和汉高祖等齐列，说明司马迁对项羽的推崇。在同样作为“前四史”之一的《汉书》中，班固却将项羽纳入列传的行列，并且还不是单独列传，是与陈胜合传——《陈胜项籍传》，两人对项羽截然不同的态度于此可见一斑。项羽虽然深得司马迁钟爱，但在《鸿门宴》中，司马迁对主角项羽言行举止的描写极为简洁，对配角刘邦、樊哙等则繁笔描写，这不能不让人揣摩，作者这样处理的目的何在？简单梳理一下项羽在鸿门宴前后的表现——“大怒、许诺、默然不应、未有以应、受璧”，不难发现宴会前后的项羽简直判若两人：宴会之前杀气腾腾，宴会之后心平气顺，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在听了沛公的一番托词后，项羽竟然脱口而出：“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这样幼稚的话无疑是其缺乏城府的表现。在樊哙闯帐的过程中，面对樊哙的指责，项羽“未有以应”。项羽为何会有这样的表现？笔者认为，在鸿门宴上，项羽讷于言说恰恰是其真实性格的表现——自觉道义上亏欠于人，心虚而自负。在刘邦的奉承下，项羽觉得如在鸿门宴上对刘邦下手，会违背道义。重情重义是项羽性格的一个主要特征，也是其软肋。刘邦之所以能在鸿门宴上成功开脱罪责，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项羽的弱点。项羽性格中另一大特点是刚愎自用、目中无人（宴会之上的座次安排可为一证）。在项羽的世界里，刘邦是自己俯视的对手，根本不值一提。既然刘邦在鸿门宴上对自己俯首称臣，坦言没有什么称王的目的，项羽也就相信了。再退一步说，即使刘邦口是心非，灭他易如反掌。换言之，在项羽看来，刘邦根本不构成威胁，鸿门宴上杀不杀刘邦是无关紧要的小事。项羽性格中重情义的一面是司马迁欣赏的，而对项羽自负自大的特点，司马迁也没有掩饰自己的批评。在《项羽本纪》结尾，他总结道：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司马迁运用简笔，将一个重情义、轻信人、少谋略、唯我独尊的项羽展现在读者面前。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列传》中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其中“不虚美，不隐恶”是指司马迁记史时保持中立，不以个人喜好随意改动和遮蔽历史，而是将历史原貌呈现出来。对鸿门宴中项羽“失言”行为的记述，既是司马迁“史蕴诗心”笔法的创造性运用，也是其秉笔直书的史家人格的体现。“史蕴诗心”的笔法在对刘邦的描写中也表现得很精彩。限于篇幅，兹举三例。
第一例是刘邦得知项羽四十万大军很快就要攻打自己的消息后，问计于张良时一句话说了两次——“为之奈何”。这表明消息来得太突然，刘邦毫无思想准备，一下子慌了手脚，情不自禁地表达了此时的慌乱和焦虑。敢于向属下示弱，并最大限度地激发其发挥才智（称呼张良为“君”），为自己化解危机，正是刘邦的优点。第二例是当张良问刘邦“谁为大王为此计者”时，刘邦说：“鲰生说我曰：'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面对心腹张良，刘邦也不肯承认自己的野心，将责任推到一个莫须有的“鲰生”身上，其应变能力非常人所能及。第三例是刘邦逃离宴会的方式：“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这样的脱身方式乍一看很不明智、风险极大，因为此时刘邦一行五人要以最快的速度在最短时间内离开是非之地，那么首选的方式是五人都骑马，快马加鞭疾驰而去，而不是刘邦一人骑马，樊哙等四人跟在马后奔跑。如何理解这一违背常识的做法？这样的逃离方式，应该出于刘邦的安排，其用意也就不言自明了——保护自己。若非出于司马迁天才的艺术想象和构思，是很难通过这些言语和行为细节描写，将一个血肉丰满的刘邦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刘邦的人物形象之所以如此鲜明生动，说到底，还是基于司马迁对刘邦性格的深刻透视。鲁迅先生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肯定其史学价值的同时，也指出了其高妙的文学价值。若将司马迁著史的巧妙笔法凝练成简洁的语言，当推钱锺书先生的精辟概括——“史蕴诗心”。抓住这一视角去解读文本，我们便会明白史传中大量精彩传神的描写，得益于著史者的天才想象和艺术加工，更得益于著史者“心”眼识人。由是观之，著史者笔下的一段历史，其实也是自己的一段心灵史。（ （改编自2021年3月3日《语言文字报》文章《〈鸿门宴〉中的“史蕴诗心”》；作者：安徽省铜陵市第十八中学教师/童志国，湖南省益阳市第六高级中学教师/熊乐收；图片来自网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