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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 惟余茫茫 看大河上下 顿失滔滔 …… ——毛泽东《沁园春·雪》 时至今日，毛泽东思想不仅在国内仍具有巨大影响力，而且在世界上也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在新的时代，研究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人士层出不穷，不绝如缕。每当一个民族、一个企业抑或一个人在遇到困境之际，都试图从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中挖掘出适应新时代要求，适应自身特色的指导原则、战略思维乃至战术手段，用以找到一条拯救自强的道路。这也许就是伟人之所以是伟人的意义所在吧。  作为世界性的伟人，毛泽东一生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巨大的成就背后，显示了他的许多过人之处。值得我们学习的方面确实很多，仅谢春涛主编的《向毛泽东学习》这本书中就精选了毛泽东值得学习的十四个方面，包括战略思维、世界眼光、哲学头脑、调查研究、读书学习、政策策略、工作方法、统战艺术、军事才能、知人善任、廉洁奉公、百姓情怀、写诗作文以及人格魅力等。应该说，向毛泽东学习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毛泽东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历史上的毛泽东，他已经成为一种各方面都具有特色的成功典范，激发着无数后来者对这个典范人物符号的无尽探索。 大家知道，当我们越是觉得某个人物或事物有很多方面先进之处的时候，就越是希望删繁就简，通过对其外在纷乱的表象研究，逐步深入地把握这个人物或事物的本质特征。古人云：“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又说“但得本，不愁末”。就是说，我们研究毛泽东，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对毛泽东各个方面优秀特征的研究，而是要从他所有优秀特质中把握毛泽东思想的本质的一面，只有把握了他的本质的一面，才能顺理成章地导出他为何会这么优秀的表象特征。 那么从何入手呢？本文重在从毛泽东的指挥艺术入手，来探讨毛泽东思想的本质所在。为什么选择他的指挥艺术，因为指挥艺术包含了他对事物规律的判断，对事物矛盾运动的驾驭，对事物矛盾运动结果的把控。这一艺术，基本能涵盖毛泽东一生从事事业的主要方面。尽管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和书法也写的很出色，具有艺术价值，但是只有指挥艺术，特别是对战争的指挥艺术才是他本人最值得看重的。1975年会见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时，后者谈起他的成就和诗作，毛泽东回答说：“成就太小，我也不会写诗。但我懂得怎样打仗，怎样打胜仗。”（《外国人眼中的中共群星》第60页） 总的来看，我以为，研究毛泽东的指挥艺术，其本质在于让自己这一方“得道多助”，让敌人“失道寡助”，因而能带领自己的团队在竞争激烈、实力悬殊很大、内外部环境极端严峻等恶劣形势下取得最终的成功。这个道，就是天时、地利和人和之道。天时之助就是对世界和中国革命形势的认识和把握，包括正确的理论和路线；地利之助就是选择有利的地形；人和之助则是争取更广泛的人心支持革命事业。但是这种“多助”的形势不是一朝一夕得到的，是经过长期努力争取，抓住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方针，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才实现的。在这个总体的战略选择上，最终革命力量越发展越壮大，敌人的势力越来越孤立和减少，从而在三大战役期间逐步实现使革命军队出现了量的优势，最终赢得了全局的胜利。 而在具体的目标选择上，“得道多助”的直接表现则是“能赢”。这个“能赢”，体现在他一生的很多方面，比如战略思维、世界眼光以及其他很多优秀特质上，正是这个“能赢”的核心驱动，使得他始终能把握住事物的本质，站在一般人看不到的视角去思考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 为什么说“能赢”是毛泽东指挥艺术的核心呢？这与当时的时势有着重大关系。在毛泽东以前的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个国家深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欺凌，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一个从汉唐盛世走来的国度从昔日强国的地位跌落尘埃，在世界大格局中，四处受到打击，战争连连失利，割地赔款接踵而至，国内太平天国、义和团等起义不断。虽有中兴之臣、洋务运动以及百日维新，但大厦将倾，无力回天。其后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但袁贼窃国，复辟专权，最终依旧陷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国将不国的悲惨境地。中国人民历经很多年处于屡战屡败的状况，寻求民族独立解放的“药方”一个又一个失效。在这个时候，什么办法最有效，能救民族于水火之中，就成为许多有识之士思考和探索的重要问题。“能赢”因此成为当时整个中华民族最期盼的目标，一切理论，一切制度，一切手段，如果写的再好，再有逻辑，再有名气，如果不能带领大家在弱肉强食的社会中实现“能赢”的目标，这个学说、制度、手段就是华而不实的东西，必定会被人所抛弃。 “得道多助”则“能赢”，那么如何才能“得道多助”呢？  首先，是“动天下之心”。毛泽东后期的指挥艺术与其早年的一些思考有深刻的渊源。在青年毛泽东看来，在历史动荡、变革和发展的表象背后，似乎存在着一个更为普遍、更为具体、也更为永恒的支配物，这就是本源。人们创造历史的过程，就是本源入心，化为理想，实现于动作的过程。不独历史演进如此，世界一切自然现象、主观现象，尽管万千变化，本质上都是本源的个象显现。因此，拯救中国，变化民质，也必须首先从寻求、把握和运用本源开始，其他都是枝节。早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从这一观念出发开出了他的救国药方：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人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但是毛泽东对这个本源的认识是经历过曲折的，开始，他认为这个本源与圣贤豪杰有关，认为圣贤豪杰改变了历史，但是他加入共产党，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后，他更强调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人，而共产党则是人民群众的先进代表。共产党只有通过深入群众，把握群众的真正愿望和意图，提出正确的思想路线，才能真正有效的引领群众创造历史。因此，毛泽东特别重视思想路线、思想方法的正确与否。即使在晚年，他也反复强调：“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路线正确，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他也是时常强调各级干部在工作中，不要跟人、跟“山头”，要跟思想，跟路线，跟方针，跟政策。也正因为如此，他本人除了参加工人运动之外，同时还深入农村开展调查研究。调查是为了懂得动天下人心的本源。为了真心诚意开展中国实际的调查研究，在很多同志选择留洋出国之际，他却愿意留下来开展国内的调查。 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写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现在做了。”可见，毛泽东不准备出洋留学主要是为了留在国内熟悉中国的实际情况。后来的历史证明，毛泽东的选择是正确的。正是由于毛泽东善于调查研究，真正了解了国情、民情，才能提出符合时代要求，符合群众利益的正确思想路线，并广泛发动群众闹革命，并最终赢得胜利。 其次，用“常识”来赢。毛泽东身处的时代，是战火纷飞的时代。要战胜旧势力，只是了解人民群众的愿望，发动群众起来闹革命，并不一定能带领群众赢得胜利，因为面对各种资源上具有优势的敌人，要用劣势群众战胜优势敌人是并不容易的事情。要赢得胜利，特别是赢得各种战争的胜利，还需要战争的指挥艺术。严格而言，毛泽东并没有经过长期专业的军事训练和学习，但是在他的带领下，弱小的革命武装却总能战胜强大的反革命武装，进而夺取最终的胜利。这种转弱为强，转败为胜的“能赢”的指挥艺术的根本在何处呢？我们认为，这个根本就在于一个基本的“常识”——以多胜少，以长击短，以实击虚，集中一切优势赢得胜利。  与之相反，那些不懂战争指挥艺术的人则不同，他们往往根据教科书，根据本本，根据一腔热血来行事，往往不自觉地主张以少胜多，以短击长，以虚击实。所以才导演了一出出在敌人实力强大的城市开展暴动，以弱小兵力主动攻打守备严密的中心城市等行为，从而导致早期革命一次次面临失败的厄运。这些失败从根子上，来源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来源于只相信动人心了就可以用钢铁意志来解决一切问题的简单思维。 而自从毛泽东同志运用这一“常识”之后，战争局面就彻底发生了重大变化，多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四度赤水取得胜利，直至后面的各种战役的获胜，加上他对军事力量的阐述和重大战争走向的洞察力，最终奠定了毛泽东百战百胜的军事家的坚实地位。 这个常识被毛泽东同志本人进行过总结，他在新中国成立后，谈起指导战争和指挥作战的诀窍时说：“打仗没什么神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他还说：“打得赢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集中五个指头割他一个指头。割掉一个，他就少一个，事物是可以分割的，以后有机会又可以割一个，又少一个，只剩八个了，然后有机会再割一个，总之要割掉。所谓割掉指头，就是把敌人搞过来，除打死打伤之外，把官兵、枪支、弹药都夺取过来，这就叫打得赢就打。那么打不赢呢？就走，走得远一点，使敌人不知你到哪里去了。”（《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 由于毛泽东同志运用这样的战争指挥艺术，才使得革命军队经常打胜仗，而且能保存和壮大自己的实力。这与那种单纯凭借血气之盛，一味在以弱对强的形势下强攻强打的作为是完全不同的。即便在人民解放军在人数上占据了绝对优势，革命力量对比出现了量变引起质变的情况下，毛泽东从游击战的指挥转为阵地战、攻坚战等大规模、多兵种的兵团作战之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指战员们，依旧能运用“能赢”的“常识”来策划战争，取得一个个战役的胜利。 第三，用统战工作来赢。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法宝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毛泽东在统一战线理论形成和实践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展现出了高超的统战艺术。他有坚定的原则，但是同时又注意策略的灵活，他又斗争又团结，以斗争达到团结，让许多人站在了共产党这边。 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特别是西安事变后关于杀蒋还是放蒋的过程中，为了让广大指战员理解中央放蒋抗日的决定，毛泽东曾到红军大学做了一次报告，生动地解释了统战工作中的策略。他说：“老百姓让毛驴上山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在抗日的问题上，就像毛驴上山一样，他不愿上山，不愿拿枪打日本，我们怎么办呢？就得向老百姓学习，采用对付毛驴的一套办法，拉他和推他，再不干就打他一下。西安事变就是这样，打了他一下，他会上山抗日的。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共产党要领导全国人民抗战，完成这一主要任务，国共合作是大势所趋。要抗战就要联合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我们拉蒋和推蒋，就是团结和联合的办法。但是，陕北的小毛驴也有缺点，很倔强，有时不听话，还会抬起腿子踢人的，我们要提防着这一面。蒋介石不愿抗日，我们打他一下，让他抗日。但他本性不会改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他还会有对日妥协投降的一面，到那时，我们还要对他进行斗争，还要经常采用不同的方法来打他一下，打他是让他清醒，站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立场上。” 毛泽东的这番话，生动活泼、形象具体的把共产党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促团结的统战原则和艺术阐述得新颖别致，并对一些一边倒的错误倾向予以了回应。比如，大革命后期，出现过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倾向；在土地革命后期，则出现了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倾向。所以毛泽东明确指出：“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二者的辩证关系在于，“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是基于对立面之间寻求联合与团结的指挥艺术。 而对于许多党外人士，毛泽东则注重以人格魅力来感染人和吸引人。一方面以诚信与党外人士交往，比如在1962年，向当年的民国教育总长章士钊偿还了一笔43年前为资助战友去欧洲勤工俭学的款项，令人感动。另一方面则重视党外人士的意见和建议，虚怀若谷，将党外人士吸引到自身周围。比如他听取陕西米脂县一位有名望的绅士李鼎铭提交的关于“精兵简政”的建议，并在北风呼啸的夜晚，微弱灯光下，对李鼎铭这个提案进行了反复研读，并且把其中一些段落一字一句抄在自己的本子上，旁边还加上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提案提交大会讨论时，李鼎铭刚发完言，毛泽东就站起来，一边鼓掌，一边走到前台，深刻而生动地阐述了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后来，李鼎铭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后，把全部财产捐给当地政府，之后为了革命更是不顾年迈多病，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 正是因为毛泽东这种对待党外人士、对待不同意见的开明态度，才促使党外的这些“诤友”能够对共产党的错误直言相劝而不担心被打棍子，被扣帽子。 尊重别人才能团结多数人。特别是对待那些对中国革命有过巨大贡献的人，毛泽东从来不以共产党的领袖自居，从不表现的高高在上，而是礼贤下士，虚心求教，与他们真诚地交朋友。比如他对国民党高级将领程潜，不仅请到家里做客，还亲自为程潜划桨。对待83岁高龄的中国致公党创始人司徒美堂，则制作一个轿子抬着他上香山，并亲自搀扶他“下轿”，把司徒美堂感动得连连拱手致谢。 除此之外，在指挥上，毛泽东建立按党指挥枪的原则建立革命军队，是得了天时；选择地利优势，如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对保存和壮大革命队伍，是得了“地利”；而运用做好群众工作、实施间谍渗透、开展统战工作，加强革命组织的纪律性建设则是得“人和”，在此就不赘述了。 总的来看，毛泽东的指挥艺术，其本质是依靠“得道多助”的指导思想，围绕“能赢”的直接目标，以“动天下人心”之理，运用以局部之优胜劣的量变引起整体优势胜出的质变之“常识”，以及加强统战赢得党外人士支持，让共产党获得最大多数的人民支持，让敌人变得越来越孤立，并成为最后的大赢家，一举扭转了中国积贫积弱的历史。毛泽东同志指挥艺术中涉及的方方面面，都与这个能赢的核心，以及能赢的三个重要途径息息相关，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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