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一个大大大大大耳光

01

从天启七年（1627年）开始到崇祯四年（1631年），陕西连续大旱。

地里颗粒无收。

一两银子买不到一斗米。

有些地方都开始人吃人了……

陕西一些无良的县令不但没开仓放赈，还一个劲儿向百姓催缴赋税。

终于点燃了人民群众的熊熊怒火。

首先发生动乱的是澄城县。

领头的是一个叫王二的人。

“有谁敢杀张知县？”

众人一齐喊道：

“我敢杀！”

天启七年（1627年）三月，王二聚齐了几百名穷苦人，他们用墨涂脸做为标识。

随后攻下了县城，处死知县张斗耀。

然后聚集在洛河以北的山上，占山为王。

震惊明廷的农民大起义就此拉开帷幕。

文秉《烈皇小识》载：

“先是天启丁卯，陕西大旱。澄城知县张斗耀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有王二者，阴纠数百人聚集山上，皆以墨涂面。王二高喝曰：'谁敢杀张知县？’众齐声应曰：'我敢杀！’如是者三，遂闯入城。守门者不敢御，直入县杀斗耀。众遂团聚山中。” 

02

起义军刚刚兴起的时候，陕西地方官们担心朝廷追査责任，所以基本没人上报。

比如，陕西巡抚胡廷宴。

因为年龄大了，只想干完这最后几年就退休，所以每当州县有 “盗贼过境”的报告报，胡廷宴都会不分青红皂白，先把报信人打顿板子，然后吩咐下去：“明年开春他们就会去种田了！有什么大惊小怪！”

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

农民起义军声势一天比一天高涨，地方官再也捂不住，只有硬着头皮报告朝廷。

但朝廷很长一段时间内，却没有反应。

理由很简单：

1、

派兵镇压？

行不通。

此时朝廷的兵力都压在辽东，一伙陕西饥民，没有必要专门去解决；

2、

出钱赈济？

也不行。

每年加派的500多万辽饷已经把国库搞得一干二净，没有多余的钱拿去平事儿了。

03

面对陕西的纷乱局势，崇祯也不是一点工作没做。

他派出杨鹤，出任陕西三边总督。

杨鹤，字修龄。

万历三十二年进士。

除了出任三边总督之外，他另一个为人们熟知的身份是崇祯的好基友、后来的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杨嗣昌的父亲。

对于陕西的乱象，杨鹤有自己的一套理论。

即“培元气”说——主张休兵养民。

理由也很充分：

大明经过这么多年折腾，已经元气大伤，应该慢慢恢复元气，不能急于求成。

如果朝廷只通过武力镇压，等于抱薪救火。

柴没烧干净之前，火是不会灭的。

只有让没造反的农民吃饱，把没烧着的柴抽掉，火势才不会大起来。

“图治之要，在培元气。自大兵大役，加派频仍，公私交罄，小民之元气伤；自辽左、黔、蜀丧师失律，暴骨成丘，封疆之元气伤；自搢绅构党，彼此相倾，逆奄乘之，诛锄善类，士大夫之元气伤。譬如重病初起，百脉未调，风邪易入，道在培养。”

PS：

为什么杨鹤一心只走招安路线？

其实是没法子的事。

因为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皇太极入塞包围北京城。

崇祯下令九边各镇勤王，把边兵都调跑了。

杨鹤出任三边总督，手下却没有多少兵将可以用。

04

其实招抚也是个好主意。

但当时的朝廷已经千疮百孔，四处起火。

光是应付眼前的危机已是头疼不已。

何况“培养元气”这种事情是长期而又很难见效的战略。

而且，崇祯刚愎自用，性子又急，短期内看不到实际效果就会翻脸不认人。

所以杨鹤的下场其实早已注定......

赶赴陕西之后，杨鹤主要做了两件事情：

一是招抚流寇；

二是救济流民。

基本不怎么动用武力镇压。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军队剿匪花的钱，海了去了，也没见什么效果。

同时还要考虑善后问题，这又是一大笔钱。

反正朝廷到最后还是要重新建设，那不如省去这些中间环节，直接把钱用在招抚上。

成功招抚到一个盗贼，朝廷就多了一个纳税人。

崇祯四年（1631）正月十一日，杨鹤鉴于陕北形势的危急上疏道：

“尝考嘉靖十年陕西曾罹灾荒，特遣吏部侍郎唐龙赈济，然此止于饥荒，未有流贼之乱也。世宗尚谓如何不救”，恳请崇祯“效法世宗，救此一方之人，止此一方之乱”。

二十三日，职方李继贞也疏请赈救陕北：

“宜如神庙四十四年，特遣御史赈荒东省之法，一以宣布德意，一以安辑流亡。”

到了二十六日，崇祯终为所动。

廷对中，崇祯对陕西参政刘嘉遇说：

“寇亦我赤子，宜抚之。”

崇祯拿出了十万两内帑银，外加各地藩王捐助的五万两白银，和粮食两万石，解往陕西。

在杨鹤日以继夜的努力下，招抚政策取得了很大成功，陕西有十几只起义军都向朝廷投降了。

包括后面那些穿州过省，动辄几十万人队伍的大流寇。

但陕西的乱局并没有因此平定下去。

为什么呢？

05

说到底，陕西发生造反事件就是因为天灾人祸之下，老百姓无以为生，于是铤而走险。

朝廷要他们放下武器，就必须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

当时陕西米价是七钱白银一斗。

就算各级官吏一文银子都不贪，十万两白银全都给到老百姓手里，最多也只能支撑十万百姓50天的生活。

等到巡按御史李继贞在延绥镇十九县把银子散完之后，他发觉自己就像往海里撒了一把盐，根本无济于事。

于是连夜给崇祯上疏：

“目前臣携十万金往，度一金一人，止可活十万人，而斗米七钱，亦止可活五十日耳。前十万金果足乎？不则当早蓓恩膏，虽内帑不宜惜也。”

但报告打到北京，却如同石沉大海。

崇祯就大方了那么一次，给了十万两银子。

后面就再也没给过钱！

06

银子用完的那一天，就是起义军再度揭竿而起的时候。

崇祯四年（1631年）七月，当时陕西最大的一股反贼势力首领神一魁，降而复叛，重操旧业。

有了榜样在前，各路起义军一哄而起。

闯王高迎祥、紫金梁王自用、老回回、曹操（罗汝才）、八大王张献忠、扫地王、闯将李自成、闯塌天刘国能、射塌天李万庆等人纷纷暴动，拥兵二十万，在晋陕交界处又闹了起来。

崇祯在接到雪片般的告急文书之后，便再也不提什么“流寇也是我的子民”的话了。

他把所有的气全撒在了杨鹤身上：

“杨鹤总制全陕，何等事权！乃听流寇披猖，不行扑灭，涂炭生灵，大负委任！着革了职，着锦衣卫差官旗扭解来京究问。员缺推堪任的来用。”

就这样，杨鹤被槛送京师，后被遣戍江西袁州。

如果不是崇祯看上了杨嗣昌，要委以大用，按崇祯的个性早就发放西市体验劵一张了。

07

其实，早在崇祯大方给十万两银子之前——

1）

崇祯元年（1628年）九月，陕西巡按御史吴甡上疏要求豁免陕西欠赋。

崇祯一直拖拉到年底才给答复：

勉强答应免去天启七年的积欠。

但崇祯元年当年的欠税，仍要一文不少的交上来。

但是，崇祯元年（1628年）春节刚过，崇祯又进一步向全国发布了增派辽饷的诏令。

里外里一通操作，陕西人民要交的赋税，没少，反而更多了。

2）

崇祯三年（1630）五月，陕西巡抚刘广生上奏，称：

“陕北饥荒遍野、田地荒芜，各州县纷纷“攒里”“并甲”，乞请缓征部分辽饷，待明年复征时补足，并力主革除驿站所增私派。”

但崇祯批复道：

“广生职司巡抚亦宜勤恤民隐，以图公私并济。”

刘广生心领神会，因而一病不起。

新任巡抚王顺行也无力回天，唯有继续上奏，请求：

“将延安所属辽饷元、二年未完及三年全欠尽行免征，其拨充京运之数另行抵补。”

这次却意外地得到了崇祯的许可，但仍未有实际的救济措施。

仅蠲免了拖欠的辽饷而已，至于地丁钱粮的正额及其他杂税未见丝毫减免。

并且这一优待也仅延安一府有幸。

后延绥巡抚洪承畴疏请截留“三、四年辽饷一万两以赈延安”，虽然获批准，但仍是羊毛出自羊身上。

3）

面对饥荒，陕西地方士绅也有所举动。

崇祯三年（1630）十一月初八日，陕西地方致仕官员崔尔进等二十五人上疏请求：

“三、四年辽饷内再留二万两，令陕西抚按酌量地方大小灾旱重轻作速赈济，更将西、延、凤、汉、庆被灾近盗州县正官酌量免觐”。

如此大规模的联名上疏，显然有要挟朝廷的嫌疑，因此遭到崇祯叱责：

“目今军兴废繁'不得多留，而“正官免觐”为地方政务，关系抚按职责，地方士绅岂可妄求?

但七日后，当知悉延绥一带兵民起义的规模后，崇祯的态度却发生了大转变——

一面指责“地方官全无备御”；

一面准留陕西驿站银三万两，山西准留二万两，又令两省抚按各自筹措军费二万五千两，并谕户部严催京运旧欠及外省协济钱粮以保证陕北军需。

救灾抠抠搜搜，平叛却慷慨出手。

这引起了部分官员的强烈不满。

兵科给事中马思理上疏道：

“秦晋之盗皆吾赤子，请先用抚，而抚不可以空言为也，宜急敕有司多方设赈……使民尽蒙皇上解推之赐，其谁忍背而为贼平?'

——积极救济饥荒，化盗为民，才是政府的首务，而不是迫使饥民暴乱后再行增兵增饷。

综上可知，崇祯四年（1631年）赈陕之前，朝廷上下已经为此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讨价还价，皇帝与官僚、中央与地方之间长时间博弈的的过程。

08

总而言之，崇祯四年（1631年）的延安南北早已是无处不荒，无处不乱了。

择一二处：

鄌州：

“山田硗瘠，耕作绝少，饥民最多……自鄌州九十里至甘泉县，斗大山城，庐舍萧条，男妇携老幼卧道旁，皆掘草根、剥树皮而食……鹑衣鹄面，与鬼为邻，一县之内十室九空”

米脂县：

“几于无民，从贼者十之四，流离殖死者十之六”

榆林镇：

“四望黄沙，一城壁立……人如鬼蜮，草根树皮，剥食已尽，至有割死尸之肉以充饥，醢行道之人而脔食者”

......

参考文献：《明神宗实录》、《明史·杨鹤传》、文秉《烈皇小识》、《杨嗣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