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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最后的17年，崇祯皇帝同时遇到了3个致命的问题，在我看来是任何皇帝都解决不了的。其一，关外的后金已经在辽东战场上占据优势，其二，陕西的农民起义军已经开始蔓延到全国各地，其三，在前朝魏忠贤的阉党已经把朝中的有能之士几乎杀了个干净。所以崇祯这个亡国之君是当得最冤枉的，虽然他自己也有一定的责任。 崇祯初年，陕西黄土高坡上民变蜂起，高举造反大旗的饥饿民众，拿起武器，与统治者对抗，搅得当局人仰马翻。一时间，陕西成了一个火药桶，官僚们视为畏途，没有一个愿意继任武之望留下的空缺。吏部以“会推”的名义，把看不顺眼的耿介大臣杨鹤，上报给皇帝，要他出任陕西三边总督。杨鹤并非贪生怕死之徒，但毕竟一介文人，从来没有带兵作战的经验，有点犹豫不决。 杨鹤立即向皇上说明，臣实在没有戡定祸乱的才干，也没有治理边疆的阅历。朱由检却不以为然，一定要他担当这一重任。其实朱由检看上杨鹤“清慎自持，抚恤将卒。”意思是说皇帝想让人去抚恤农民起义，而不是用军事上的围剿。对于起义军的态度，朱由检前后变化多次，没有很好的做到当机立断。 杨鹤抵达陕西不久，就遇上了“己巳之变”。当地驻军纷纷奉调“勤王”——保卫北京，陕西一下子陷于兵力空虚的状态，根本没有足够的军队去剿灭到处出现的“流寇”。这下也就逼着杨鹤由围剿改为招抚。不过，话要说回来，在围剿与招抚之间，一介文人出身的杨鹤，当然比较喜欢招抚。 事后证明，招抚的计划在当时是完全行不通的。 崇祯四年（1631）正月，朱由检在接见进京朝觐的陕西、山西官员时，面授机宜，明确提出“宜抚不宜戮”的方针：“流寇”也是朝廷的赤子，宜于招抚，不必专门杀戮。 关键的问题在于招抚以后，把这些人安插到什么地方？因此必须有切实的赈济措施，使他们有粮食糊口，然后才谈得上解散；解散之后还必须安插，要切实给予耕牛、种子，使他们回到农村恢复生业。如果照此办理，那么，“土贼”、“流贼”有生之乐，无死之心，自然而然就接受招抚。 陕西的封疆大吏似乎觉察到不祥之兆，纷纷对杨鹤的主抚倾向表示不满。陕西巡按御史李应期向朝廷报告，杨鹤的招抚政策实施以后，固然有王子顺、张述圣、姬三儿等小股“流寇”陆续来降，但王嘉胤等大股“流寇”仍然在延安、庆阳一带活动，攻陷城堡。总督杨鹤一意主抚，继续与陕西巡抚刘广生联手，派出官员四处招降，又有黄虎、小红狼、一丈青、龙江水、掠地虎、郝小泉等小股武装接受招抚。杨鹤、刘广生发给他们“免死牌”，安插于延绥、河西一带，又没有妥善管理，结果导致这些地区遍地都是“降丁”，他们四出抢掠，成为新的“寇患”。在朝的言官也对杨鹤的抚局有所非议。 为了摆脱来自内外的压力，为了向朝廷显示招抚的功效，杨鹤匆忙策划了招抚陕西最具战斗力的“流寇”首领神一魁。 但招抚神一魁后，神一魁及其部队的建制没有摧毁，并且毫无约束，杨鹤要他们发誓，或者投奔官军，或者解甲归田，他们大多阳奉阴违，我行我素。形势已经趋于失控了。神一魁从此把招抚看作儿戏。 最大的问题在于，数量众多的为饥饿所迫的造反大军，一旦接受招安，如何安置，是一个棘手的难题。接到杨鹤命令，安置神一魁部众的延绥巡抚洪承畴，为此大叹苦经：解散安插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村落早已成为废墟，没有住处，没有食物，数以千计的人何以度生？押回原籍未必肯回，解散又无处可散，实在是千难万难。奉旨前往陕西赈济的御史吴甡也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流寇”中大多是胁从的饥民，如果不解散，那么赈济毫无益处。招安并不难，难就难在解散。解散的难处在于，使哗变的士兵重新回归队伍，要按月发饷；使饥民返回原籍，要发给种子，让他们安生。 一个月还不到，神一魁再度叛乱。一向支持杨鹤招抚的朱由检，得到神一魁反叛的消息后，大为震怒，于九月二十三日下达圣旨，措辞严厉地说：杨鹤总督陕西，事权重大，竟然听任流寇猖狂，而不加扑灭，涂炭生灵，大大辜负了朕的委任。立即革职，由锦衣卫押解来京审问。皇帝发现招抚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么奏效，就改变立场，越来越倾向于剿杀。他对洪承畴、李应期把投降的“流寇”全部杀死，不但不指责，反而赞不绝口。 杨鹤的悲剧在于，他的思路没有跟随皇帝的旨意而变化，杨鹤书生气十足地批评皇帝用人不当。他说：由臣出任总督，是用非其人。皇上平台召对时，曾当面说明，自己没有戡定祸乱的才干，也没有防守边疆的阅历。念及报答圣恩，勉为其难，不料狼狈至此，实在是自己的失误。同时他又毫不客气地指出，自己到任以后，朝廷不断从陕西三边调兵遣将，保卫京师，致使当地兵力空虚，时势一日难于一日。采取招抚的方针，也是形势所迫。 皇帝朱由检在他的奏疏上冷冷批道：“杨鹤正在候问，不得陈辩。”根本不给他申辩的机会。 杨鹤留下的空缺，由洪承畴顶替。洪承畴战战兢兢，唯恐步杨鹤的后尘，写了“请宽前督”的奏疏，为杨鹤求情。他说：杨鹤到任以来，小心谨慎，由于灾荒严重，“盗贼”愈来愈多，东扑西生，此灭彼起。神一魁之变，实在是时势非常，出乎意料之外。恳请皇上从宽发落杨鹤。朱由检毫不松口：“杨鹤自有裁夺，不必代陈。”根本不允许别人为他求情。 不久，杨鹤被发配到江西袁州。 当朱由检将杨鹤革职查办时，立即想到了屡建剿杀之功的洪承畴，任命他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头衔，出任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接替杨鹤出任陕西三边总督以后，抛弃招抚政策，专心武力围剿，大开杀戒。 崇祯八年（1635）正月十五日，张献忠、老回回、扫地王、太平王等几股农民军，突然进入凤阳城内。凤阳即元朝的濠州，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是濠州钟离太平乡孤庄村人，在这里的皇觉寺当过和尚。他做了皇帝以后，为死去的父母建造了豪华气派的皇陵；并且把这个发祥之地改称中都，在此设置中都留守司，把濠州改为凤阳府，由凤阳巡抚兼任漕运总督，地位十分重要。农民军看准了这一点，对它发动突然袭击，调虎离山，突破官军的包围圈。 为了造成朝野震惊的效果，农民军进入中都的紫禁城，焚烧皇陵享殿，以及朱元璋亲笔题写的龙兴寺碑（龙兴寺即皇觉寺），打开高墙，释放关押的人犯，焚烧官府衙门。据事后的调查报告，一共烧毁巡抚、巡按、知府衙门、留守司衙门五百九十四间，烧毁鼓楼、龙兴寺六十七间，民房二万二千六百五十二间，杀死官兵三千多人。张献忠还打出旗帜，自称“古元真龙皇帝”，向明朝皇帝叫板。 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东南，但是，如果河南形势吃紧，洪承畴由陕西前往河南，配合卢象升；如果陕西形势吃紧，卢象升应该进关，配合洪承畴，联手扫荡。 正当他们合力扫荡中原之际，崇祯九年（1636）六月底，北方满洲军队突破长城要塞喜峰口，七月初三日，北京宣布戒严，朝廷紧急征调各路将领保卫北京。正在湖广郧西征战的卢象升，突然接到皇帝的调令，要他出任宣大山西总督，由平定内乱改为抵御外患。朝廷的这一人事调动，颇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味道，在加强北方边防的同时，却疏忽了中原的潜在危机。卢象升离开中原以后，“贼遂大逞，骎骎乎不可复制矣”，意思是说，从此农民军得以大展身手，形势很快就难以控制了。而卢象升在宣大总督任上，却无法施展抱负，空怀壮志。卢象升的调离，“东西夹剿”的局面不复存在，洪承畴也孤掌难鸣了。 朱由检环顾廷臣，没有一个通晓军事的干才，于是想起前任宣大总督、丁忧在家的杨鹤之子杨嗣昌。杨嗣昌提出了摆脱内外交困的方针：必须先安内，然后才能攘外；必须先足食，然后才能足兵；必须先保民，然后才能荡寇。 围绕这三个主题，杨嗣昌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所谓“四正”，就是陕西、河南、湖广、凤阳四个正面战场，这四个地方的巡抚，以围剿为主以防御为辅。所谓“六隅”，就是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六个侧面战场，这六个地方的巡抚，以防御为主以围剿为辅。把“四正”与“六隅”加起来，十个罗网，所以叫做“十面张网”。假如“流寇”在陕西，那么陕西、四川、湖广、河南、延绥、山西的巡抚必须共同张网，六面合围，总理入关和总督联合围剿；假如“流寇”在河南，那么湖广、凤阳、应天、山西、山东、河南的巡抚必须共同张网，六面合围，总督出关和总理联合围剿；假如“流寇”在湖广，那么河南、陕西、四川、应天、凤阳、江西的巡抚必须共同张网，六面合围，总督、总理都前往湖广联合围剿。总之，总督、总理是随敌剿杀，各地巡抚是四面合围，不论主战场在哪里，都要围成一个罗网，这就是“十面张网”的意图。皇帝对于杨嗣昌如此周到缜密的战略方案非常欣赏，赞许道：只有你才能够办得到。 虽然杨嗣昌坚决主张围剿，但皇帝还是在为以围剿为主还是以招抚为主而犹豫不决。 崇祯十年（1636）八月，张献忠在河南南阳遭到总兵左良玉的袭击而受伤，幸亏他的部将、绰号“一堵墙”的孙可望奋力抵挡，才突出重围。十二月，熊文灿派人前往劝降，八大王张献忠和闯塌天刘国能表示了降意。正在前线监军的太监刘元斌立即向朝廷报告：张献忠求抚。杨嗣昌考虑到张献忠最为骁勇善战，唯恐其中有诈，主张命令他袭击李自成、老回回作为考验，否则就予以剿杀。皇帝以为不妥，驳斥道：“岂有他来投降，便说一味剿杀之理？”于是发出了“剿抚并用”的指示，事实上默认了熊文灿大胆招抚。 张献忠摸透了熊文灿急于通过招抚立功的心理，将计就计，借此获得一个喘息的时机。总兵左良玉密谋，待张献忠一到立即逮捕，遭到熊文灿的极力反对。熊文灿只要投降这一形式，至于投降以后如何安排可以不予计较。张献忠把部队分散驻扎在谷城四郊，熊文灿只发给他二万人的军饷，其余必须遣散。张献忠拒不接受，一定要发十万人军饷，并且表示愿意保卫郧阳、襄阳、荆州三府的疆土。熊文灿深信不疑，立即发给十万人六个月的军饷。 张献忠、刘国能的投降引起了连锁反应，混十万马进忠、射塌天李万庆、曹操罗汝才、过天星惠登相、整世王王国宁、托天王常国安、十反王杨友贤、关索王光恩等部农民军陆续投降，湖广、河南的心腹之患一下子得以平息。 崇祯十一年（1637）六月，李自成为了摆脱重压，与残存的六队、祁总管等部合计三千人马，由阳平关、白水江逃往四川。洪承畴命令陕西军队追击，四川军队堵截，经过几次激战，祁总管投降，六队损失殆尽，李自成仅一千人马出川，进入汉中的深山密林。李自成不甘心失败，走出深山密林，企图进入河南，与尚未投降的革里眼、左金王、老回回等部会合，因此必须从潼关突围。 洪承畴获悉这一动向，命令孙传廷在潼关南原布置埋伏，不让一人一马得以逃脱；又派曹变蛟从后面追赶。李自成边战边退，在潼关南原遭遇埋伏，阵脚大乱，全军覆没。李自成丢弃妻女，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人策马逃往商洛山中。 农民起义军的困局似乎就要平息了。 这时皇上还在为先攘外还是先安内而犹豫不决，皇太极主动提出和议，崇祯皇帝犹豫不决，最后拍板，不同意和后金和议，朝廷下令征调正在平定内乱的洪承畴、孙传廷保卫北京。这使杨嗣昌精心策划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宣告不攻自破。当时杨嗣昌曾经向皇帝建议，洪、孙二人之中应该留一人继续平定内乱，皇帝拒不接受。 李自成为了重整旗鼓，带了几十名随从，赶往谷城去会见张献忠。这两位同乡战友目前处境迥异，友情尚存。张献忠设宴款待。酒过三巡，他拍拍李自成的背，戏言道：李兄，何不随我而降，还仆仆奔走干嘛？李自成仰面大笑，连说：不可，不可。 此时此地两人心照不宣，李自成知道张献忠在谷城不过是权宜之计，并非真降，否则决不会冒失前来自投罗网；张献忠明知李自成决不会随他而降，开个玩笑而已。随后就接济他一批武器马匹，让他重整旗鼓，日后也好遥相声援。
当时谷城县的士绅亲眼目睹李自成会见张献忠后从容离去，埋怨熊文灿无能，没有命令张献忠生擒李自成将功赎罪。 张献忠任用秀才潘独鳌、徐以显为谋士，要他们讲解孙吴兵法，打造三眼枪、狼牙棒、埋伏连弩，操练团营方阵、左右营法，日夜策划有朝一日重举义旗。湖广巡抚余应桂身临其境，看得一清二楚，极力反对熊文灿的做法，写信给熊文灿，提醒他：张献忠必反，要他先下手为强。不料他的信使被张献忠巡逻士兵俘虏，张献忠马上据此向郧阳巡抚戴东旻告发：巡抚要杀我。熊文灿得知后，上疏弹劾余应桂“破坏抚局”。杨嗣昌本来就对余应桂先前曾经弹劾杨鹤心怀不满，怂恿皇帝逮捕余应桂。余应桂被逮捕后，列举许多证据，向朝廷说明张献忠必反的种种迹象。朝廷不予理睬，把他充军边疆了事。总兵左良玉也看出张献忠“反迹大露”，多次催促熊文灿发兵袭击。熊文灿搪塞说：他虽怀贰心，但尚未开衅；你虽敢战斗，但部众未集。贸然出击，其他受抚各部必然作出反应，得不偿失。 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初六日，张献忠在谷城再度起义，摧毁城墙，抢劫仓库，释放囚犯。他在过去一年里委曲求全，受到各级官僚敲诈勒索，起兵后，在通衢大道上张贴布告，公布索取贿赂的官员姓名、数量、日期，向当地人民宣布：自己的起兵是熊文灿逼出来的，指责总理熊文灿欲壑难填，勒索贿赂数以万计。这一招，令熊文灿以及那些贪官污吏们羞愧得无地自容。朱由检恍然大悟，悔不当初，下令革去熊文灿所有官职，要他立功自赎。
李自成听说张献忠在谷城起兵，立即召集部众前往会合。八月间，两支队伍相会于竹山、竹溪间，旋即分头进发。李自成从商洛山中向河南转移，杨嗣昌担心他进入中原，与左金王、革里眼会合，要左良玉堵截。李自成巧妙利用左良玉与杨嗣昌的矛盾，突破武关，进入河南淅川、内乡。这种动向对于中原战局的影响是巨大的，正如郑濂《豫变纪略》所说，李自成进入河南就好像老虎出笼，再也无法制服了。 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李自成占领洛阳。洛阳是福王朱常洵的藩封地，此人富甲天下，却昏庸贪婪，又是个怕死鬼。被俘后，吓得浑身发抖，叩头求饶。李自成狠狠训斥他：你是亲王，富甲天下，河南饥荒，不肯拿出一分一毫赈济百姓，你真是个奴才！随即下令处死这个三百六十多斤重的大胖子，把他身上的肉，一块一块割下来，放在大锅子里面，和鹿肉一起炖煮，在西关周公庙举行一场“福禄宴”。农民军喝着酒，吃着福王肉和鹿肉，大快朵颐的同时，也解了心头之恨。 张献忠攻入襄阳城。年逾七旬须发尽白的襄王朱翊铭被押解到西门城楼上，吓得浑身发抖，跪倒在张献忠脚下，连声大喊：“求千岁爷爷饶命！求千岁爷爷饶命！”张献忠不无得意地讥讽道：“你是千岁，倒叫我千岁。我不要你别的，只借你头用。”朱翊铭一听，要借他的脑袋派用场，大惊失色，连忙讨好说：“（襄王）宫中金银宝玩，任千岁爷爷搬用。”他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免死了。张献忠非常干脆地回答：“你有何法禁我不搬哩？只一件事，你不给我头，那杨嗣昌不得死。”他的意思很明显，襄王一死，杨嗣昌这个督师辅臣就得以“陷藩”这一罪名而伏法。说罢，张献忠下令处死襄王朱翊铭，同时处死的还有王室成员四十三人。然后，打开王府仓库，发放十五万两银子赈济灾民。 崇祯十六年（1643）年底，攻占西安的李自成，十分明确地表明了他的意图，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向东攻占北京，取明朝而代之。十二月二十三日，李自成向山西各地发布一道檄文，以明白无误的语气喊出了“嗟尔明朝，大数已尽”的口号。檄文中指出，自古帝王的兴废，关键在于是否得民心。你们明朝严刑峻法，横征暴敛，使得人民无法活命。我们义旗一举，四海之内望风归附。本月二十日已派遣前锋军队五十万，百万大军随后跟进。为此特地通告各地文武官员，应该认清形势，早日献城投降。继续执迷不悟的官员，各地民众把他们制服，交给我们，不仅可以得到奖赏，而且可以保住各处百姓性命。如果敢于顽抗，我军所到之处，玉石不分，予以歼灭。 这下皇帝才知道，国内的起义危害远大于关外的满洲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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