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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遥远的朋友们 自从我隐居大理，朋友们便变得很遥远，除了零星几个随后也移居大理的。 朋友貌似有一些，写谁不写谁，无关亲疏远近，而是想起谁写谁，谁有故事写谁。 逝者为大，先写汪国真。在遥远的朋友中，他也是最遥远的。去年他去了天堂安息，而我等，还在人间晃荡。 在他去世后的追忆文章中，我偶然读到一篇媒体人写的《开奥迪的汪国真》。好吧，从他开奥迪车说起。 那是他刚买奥迪车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约着去海淀跟朋友吃饭，当时我住石景山，他住马连道茶叶城附近。国真知道我不开车，主动说：我去石景山接你！此前我们一道出门都是打车的，于是我问：你买车了？他笑着回答：是的，奥迪！ 那年头皇城根下，达官显贵、有点身份地位的人，不像社会上的暴发户那样喜欢奔驰、宝马，而钟情于奥迪。国真也未能免俗，我想。 他其时刚刚买车，对驾驶、路线还不像写诗那样驾轻就熟，他早早动身来接我。可是呢？他从莲石路一路向西，到芳园西街的出口，该出了他没出，结果驶出了西五环外。 等他发现了错误，再想掉头，五环外出口极少，估计他一气快开到了门头沟，才兜回绕到阜石路上。说是来接我，结果我还是打车上了阜石路，才找到他停在路边、打着双闪的车。 那次小聚，国真和我，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本想我们等别人，结果成了别人等我们。 奥迪车并不算特别贵的豪车，但车和房的购买，在那个年头，对于国真的意义，标示着他完全摆脱了经济困局。虽然他的诗集发行达千万量级，在20世纪的中国诗人中首屈一指，但他没赶上拿版税的好时候，只挣了区区稿费。 期间还有一段隐情是，国真尝试做生意，败走了麦城。关于他做生意这段经历，我并不了解，也没问过。只是有一次，他主动跟我聊起，他还欠朋友一些债，大体上已经还得差不多了，只有东莞那边几个朋友，他还分别欠个2万、3万的。 我关心地问：有人追债吗？他说：没有，朋友们都很好，我很快就全部还清了！从这段只言片语中，可以断定，他曾度过一段身负债务、经济困窘的日子。 有一个时期，我跟国真两人，像个闲云野鹤，云游广东、山东。以他的知名度和人脉，住宿都有当地人士接待，但车票、机票一般都是我主动购买。我当时虽然拿着不多的工资，但至少无债缠身。不过，很快他就度过了困难期，偿还了全部债务，并购买了房、车。 他度过经济难关，主要得益于他的书画的崛起。他擅长的诗歌是不能带来经济利益的，他瞄准了书画，先书，后画。他出生于教育部大院（祖籍厦门），但在国家教育部工作的父母，并没让他从小学书，因此他不具备书法童子功。 我曾问国真：你书法练了多少年？他轻描淡写地说：就二三年吧！我们知道学书，是要经过经年累月的磨练的，所以论书法功底而言，他并不雄厚。但国真聪明又勤于琢磨，因此练字的时间不长，行草却有些模样。 更重要的是，他有名气，一些市长、司局长当年都是读他的诗长大，人靠人抬，慢慢地，作为名人书和文人画，他的市场就起来了。几年时间，润笔费从几百元上升到万元。 这时还出现了一个啼笑皆非的小插曲，湖北《知音》杂志的朋友来京组稿，闲聊之间，我谈到了国真的书画。回湖北后，他跟某媒体人无意间提及。该媒体人语不惊人死不休，便炮制了《昔日著名诗人汪国真，今日穷困潦倒卖字为生》一文，因为国真曾有的影响力，该文广为转载传播。 这个消息对国真比较负面，我便约见中青报的崔丽、徐虹等熟人，跟国真见面，刊发了一些国真当下真实境况的消息。我们不正面回击所谓“穷困潦倒”，是因为炮制该文的某媒体人，或许正巴不得国真还击，批评他、起诉他，他越出名。 事实上，国真是体制内的人，供职于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每月有工资收入。至于曾做生意借了朋友一点钱，在日常生活中也司空见惯，根本谈不上“穷困潦倒、卖字为生”那样的惨象。那时候，国真确实在出售自己的书画作品，但并非生活无着、以此为生。 国真任职艺术研究院，不坐班。我跟国真的见面，大多是在他马连道的家中，在这个家他是独居状态。客厅摆着一架钢琴，他爱为唐诗宋词谱曲，有时便约一些女歌手来弹一弹他的曲子。从他发行的音乐专辑看，合作的主要是民歌手，如白雪、于文华等。 我的朋友有时让我向他求幅书法，他便带我来到他的写字房，把纸往墙上固定住，稍润一下笔，立于墙前挥毫直书，顷刻而就。 本文的题图书法（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便是他随手书赠于我的。这些年，陆陆续续，他送给了我一些他的书画作品。有些，我转赠了别的友人。 转眼到了我移居大理那年，我们有过最后一次见面，他请我在他家附近的饭店吃饭，这时他在书画市场上，已近乎炙手可热。那天就我俩吃饭，氛围轻松，随便畅聊。他告诉我，上海一个老板给他1000万，收藏他500幅书画作品，他最近正忙于创作这些作品。 我所了解的国真，并不是一个淡泊之人，相反有着强烈的进取心。随着他在书画市场认可度的快速提升，他踌躇满志地判断，他的人生，可能迎来继诗歌辉煌之后的第二春。 谈到对于未来的憧憬，国真喝了大约半瓶啤酒（他平时并不喝酒，那天陪我喝点，只是助兴）后，似乎有些心潮澎湃。有人也许会问：汪国真曾经红得如火如荼，为什么还会对再次爆红如此向往？ 说这话，那是不了解国真，虽然他曾以诗歌影响巨大，但他的诗歌浅显、易懂，深受大众欢迎，却饱受诗坛、文坛上的一些攻讦（我个人主张文学应该百花齐放，而不是以此否彼）。 对此国真一直隐忍，不争不吵，但他内心的自尊是强烈的，如果他在另一领域比如书画上，也能取得成功，无疑对于那些攻讦和轻视，是一次有力的还击。 中国古代文豪，往往琴棋书画样样出色，国真也是传统文人气质，除了商业上稍显进取。那些觉得自己比国真深刻些、高雅些的文人，未必能琴棋书画，国真从来觉得，自己并不比那些人弱。 那天吃饭间，国真还兴致勃勃地跟我说，广东某电视台（国真毕业于暨南大学，他广东的同学，在媒体界影响巨大，我曾跟国真、时任南方系掌门人杨兴峰一起聚餐闲叙，杨也是他同学），邀他主持一档介绍国画的节目。他觉得，这是确立他在书画界地位的一次重要契机，他愿意为此付出极大的努力。 我提醒他，眼下的机遇确实难得，要尽可能抓住，但毕竟不算太年轻了，还是要保重身体，健康无、万事休。他回答说身体还好。也许他已经淡忘了，十几年前，他就得过一场严重的肝病。肝病的身体是需要休养的，还经得起频繁出差、应酬、纵情地挥霍？ 十几年前那场肝病，对他而言，可谓大难不死。当时北大医院诊断为肝癌，我那时在西皇城根南街9号院办公（我在那里办公期间，杜润生、王岐山已搬走，华国锋、宋平还住在院里），离北大医院很近。 有天下班，我买了水果、带了几本书，去探视住院的国真。病房是单间，只有国真孤零零地躺在床上，我们聊了会，嘱他静养，然后告辞。走出病房，我心里有些凄凉感，不管怎样，曾经影响了年轻一代的诗人，此时冷清而落寞。 然而那次，国真奇迹般地闯过了鬼门关，竟然活了过来。谁想十多年以后，仅仅58岁的他，再次无可挽回地倒在了肝癌下。 我移居大理后，已经疏于跟北京的朋友来往，包括国真。只是有一天，突然接到他的短信：昆明到大理有多远？我简短回信：350公里，欢迎来大理玩！不曾想，这是我跟国真此生最后的通信。祝他安息！ 说完国真，想起王女士。他们都与书画结缘，国真创作，王女士经营。当然他们之间并未合作，也不相识。 王是山东淄博人，多年前跟老公来北京，投靠一个在部队上的亲戚。这位亲戚是个不算知名的书法家，但王借此认识了一些军内书画家，得以开启自己的书画经营生涯。 到我认识王时，她已经自立门户，在北京的八宝山古玩书画市场，开始独立经营。八宝山市场偏僻，不像琉璃厂、潘家园、甚至大钟寺那样人气旺，她选择在此起步，我想无非是租金便宜，且自身实力不足。 谈起书画生意刚起步的日子，王总要念叨起一串名字，那些书画家为了支持刚起步的王，都主动把作品交给王，卖完了结算。谈起这些，王总是充满感激。但反过来看，没有无缘无故的支持，王人品忠厚、手段灵活，值得信赖和帮助。 在传统经营观念上，书画、玉石、艺术品这类生意，半年不开张、开张吃半年，是价格昂贵、暴利的生意。但王反其道而行之，他采取了快消品的经营方式，薄利多销。他手头的书画，有点利她就走，并不待价而沽。 一方面，同样一个书画家的作品，她卖得比别人便宜很多，顾客觉得物有所值，回头客慢慢培养起来；另一方面，书画家的作品走得很快，迅速得到市场认可。一些非顶尖书画家，通过跟王合作，挣钱又出名，都愿意把书画放到她的店里。王的书画生意，渐入良性循环。 我是买画时，跟王认识的。许多年前的某一天，我去八宝山古玩市场闲逛，偶尔走进了她的店。一个看起来朴实、亲和的女店主，微笑地看着我，我边看她的画，边与之交谈。那天我没买她店里的画，但对于她和她店里的书画，已产生了欣赏和信赖。 买书画和买日常消费品不同，后者哪里都可以买，因为它们是工业化的标准产品。买书画，一是你要对店主的人品信赖，她不会出售给你赝品，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准确区分真品和赝品；二是，对店主的鉴赏力要认同，这样才更大概率地买到，自己喜欢、同时又具备大幅升值空间的作品。 王女士这两样都兼备，从此，我和她的很多顾客一样，成为她的书画店的常客。我隐约记得，我从他那儿买的第一幅作品，是齐秉正的画，画的是虾，活灵活现。齐秉正是国画大师齐白石的大孙女，自幼坐在齐白石的膝上画画。那时价格比较便宜，大约几百元一幅吧！ 每次去王的店里看画、买画、喝茶，到了吃饭时间，她和老公就把店门一关，我们一起出去喝酒吃饭。八宝山古玩市场里的饭店，简朴得不像话，也没什么好菜好酒，但我们借酒狂聊，其乐融融。 王和她的老公，给我的印象，是那种充满人情味的商人。这样的商人，对于我这类内心柔软的顾客，极具杀伤力。当然他们并非投顾客所好，而是本性如此。 他们店里的书画，价格公道，为人诚恳、重情，渐渐开始声名鹊起、顾客盈门。后来，在当时的整个北京国画市场，以我的了解（我是经常在各个艺术品市场闲逛的），她的书画经营业绩，已排在屈指可数的前列，虽然偏安一隅，没有天时、地利，但他们人和。 当然，生意也不可能一帆风顺，有那么两年，艺术品市场突陷低潮。而王毕竟经验不足，并没有预料到，大萧条逼近时他还在大幅扩张，包括店面的增加以及大量收购书画。可是，一夜之间，书画卖不动了！ 我去店里喝茶闲聊，王仍然热情如初，但我隐隐觉得她有心事。王本性开朗外向，不是老谋深算、不动声色那种，难掩心事，稍加留心，就能察觉到。 我关切地问：现在大势不景气，你能支撑住吗？她诚恳地说：撑下去大概没问题吧！只是积压的书画太多，资金周转有些困难，这两天又要交房租！ 我问：还差多少？她说：还差一万呢？我说：我今天没带钱，明天给你送来！ 第二天，我拿着一万现金给她送去，扔她桌上，她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因为那时她的营业额，至少每年几百万，还为区区一万元向人借？ 但我能理解，现金流是企业的血液循环，纵然你压了千万价值的货，你手头缺一万流动资金，就像体格再强壮的人，断了那口气，就再也续不上了！ 王拿出一张纸，找笔，我说你干吗？她说：给你打张借条！我说：不需要！但她执意还是写了借条交给我。 我觉得打借条，完全不符合我们之间交往的氛围。平时我去她那儿买画，不管2千还是5千，她接过钱，都是往抽屉一扔，从没数过。更别说像有些商人那样，将钱举到光线里瞅、用手摸凹凸感、过点钞机，去验证真伪，搞得顾客嘴上不说、心里不痛快。 时过境迁，艺术品市场开始回升，王积压的那些书画，又开始哗哗往外走了。 有一天我去，她拿给我一幅名家作品，我问干吗？她说还我那笔借款。我知道，这幅作品至少值5万，如果她借1万、还5万，我肯定不会收，她等于变通地、以我能接受的方式，表达了她的谢意。 此时王的书画生意已蒸蒸日上，代理的欧阳中石、李铎等人的作品，卖得都很好。由于她卖的不错，又讲信用，勤于人情往来，她现款去拿画时，一些书画名家会额外送她一幅。仅仅白送的这一幅，一出售几十万元就到手了。 艺术品不同于快消品，有时候卖出的，挣了小钱，没卖出的，反倒挣了大钱。前提是你的眼光要准，看到未来谁的作品有升值空间。中国国情是，谁能进书协美协理事、副主席、主席，作品价格就一夜暴涨，如果书画商事先押对了人，自然赚得盆满钵满。 有一年正值中国美协换届年，坊间传说刘大为副主席要退了，一些人开始甩卖刘的作品，5万、10万一幅。王判断刘不会退，收购了刘的一些作品，结果刘不仅没退，反而进了一步，登顶为中国美协主席。刘的作品一夜之间，又到了50、60万一幅。 几年下来，王手中收藏了上千万的书画作品。她抽出了点钱，在北京买了房和车，房是复式的，200多平米。 从当年来京寄人篱下，到以书画经营安身立命、蓬勃发展，王女士的忠厚、大气、聪明（他们家的事情，是她做主），令我钦佩。我常常跟她说，她的成功，是做人做事的风格注定的，也早在我的意料之中。 后来，我决定移居大理时，专程去她的店，跟她道过别。 两年后的一天，我忽然接到她的电话，她和老公要来大理。我去大理机场迎接，刚见面，我就看出，故人相见，本该笑逐颜开，她却好像强颜欢笑。 上了车，我直言相问：两年未见，你怎么不是我记忆中的热情开朗、容光焕发的王女士了？发生了什么事？她说：你看出来了？然后，她告诉我，她得了肺癌，做了化疗，正在康复。 我知道，在雾霾重重的北京，近些年得肺癌并非什么新鲜事，但没想到，厄运降临到这个看上去健康、开朗、生气勃勃的王女士身上。 我想起离京移居大理时，有人对我说：佩服你放下的勇气！我开玩笑回敬：你继续住在北京，更有勇气，甚至视死如归的勇气！ 事已至此，王和老公呆在大理的半个月里，我每天陪他们闲谈、琴棋书画、赏月观星，努力让王忘掉疾病的痛苦和折磨。 她说她此前经历了4次化疗，最痛苦的时候，在一个深夜，她打算从医院的5楼病房跳下去。但她走到窗口时，听到天天辛苦陪护她的老公发出的鼾声，她没忍心跳。 在大理地热国温泉，我们仨在冬天的露天温泉池里，慵懒地泡着。有一阵她老公出去买烧烤、啤酒了，王对我说：我一直惦记着几个朋友，其中一个是你，我要来看看，你在大理过得怎么样？不知此生还有没有机会相见？我被王真挚的情感表达感动，对她说：我很好，你也会很好的！ 临离开大理，王在小院留言簿上，写下了她的感受：好向往啊！不炼金丹不坐禅，饥来吃饭倦来眠。生涯画笔兼诗笔，踪迹花边与柳边。镜是形骸春共老，灯前古筝月同圆。万场欢乐千场醉，世上闲人地上心！ 王离开大理后，我们通过一次电话，几月后我再打她的电话，已无人接听。但愿她一切平安！想到她化疗后，头发已开始茁壮地生长，显示身体已焕发生机；离开大理时她已回归的热情开朗，表明心态已走出阴影。我于是想，她一定是平安的！ 写完王女士，想起苏女士。苏女士也算是故人了，我20多岁的时候，曾在媒体工作，我们是同事。在文人聚集的单位，苏算是个异数，似乎她更像是个技术人员（当然，此处没有否定她的文采的意思），不张狂、自以为是，而是谦和、低调、为人友善。 当时我算是个调查记者，苏在新闻部门，我们并不算深交。我在各地采访交往的一些人士，有发正面新闻的需求，我将这些稿子带回，转交给苏，在我的印象中，苏都想办法帮我发出去了。 我并不坐班，常年东奔西走，于是偶尔我们在单位会碰上一面。有时一起吃个饭，聊聊，她也不像我等夸夸其谈，算是个很好的倾听者。 苏这样的人，无论什么时候想起来，都让人感到平和、温暖。她这样的人，故事似乎不多，可能是她的生活较为平顺，不似我这种闯荡和坎坷；也有可能，她的人生也有惊涛骇浪，只是未必愿意对外人说。 前央视制片人、作家朱凌，紧随我后移居大理，她曾深有感触地说：你的朋友，都处得时间很长！我说：我的交友原则，不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而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就像苏女士，怕有至少十几年未见、未联系了吧，但并不觉得有陌生感。本来我和苏，各自有各自的、没有什么交集的生活，然而当我告知她我开了新浪微博（心恒安住）、每天必写，她说她每天必读。一下子让我感觉到，原来我们老友之间，虽空间相隔遥远，内心、思想却是如此靠近。 今年3月，我开写微信公众号之后，她更是每篇必读，而且近来每篇必打赏。我相信，她的打赏不是源于情面，而是真实地产生了共鸣。 她的来信，证实了我的判断。她在微信留言说：读你的文章多了，感觉自己也活得更坦然了！~赞赏发自内心，老李不必言谢！ 我当然从不指望靠什么打赏挣点钱，但一个人对认为有价值的、对自己有启迪和帮助的、而且别人付出了艰辛劳动的东西，给予支持和鼓励，大约也是人品高尚的表现。因为你已经享受过了，你可以不付钱，但苏觉得有价值，她愿意付出。 前几天，暂住大理才村、在德国柏林学画的女孩，来小院聊天，她觉得打赏这种模式，对国人思维是一种挑战。国人可以接受自己买错东西乱花钱，也未必愿意给已经享用过、没人强制你付钱的东西，付钱。 打个比方，我们买票去电影院看一部电影，看完是烂片，票钱付过了，也认了。假设换成打赏模式，先不买票，而是让观众看完电影后自愿到门口付费，觉得不好可以不付，觉得好5元10元多少随意，会是什么结果呢？ 最可能的情况是，即便观众觉得是有价值的好片，恐怕多数人也不会支付哪怕一分钱，不会考虑创作者为此付出的心血和成本。当然，这个是题外话，我写东西很散漫，想到哪儿写到哪儿，随感随写。 因为微博、微信，我和苏女士，开始重新相互认识，欢迎她随时来大理玩。虽然她解释了母亲卧床，她难以离京，但我想她今后会有机会，来大理畅叙。 说完北京土生土长的苏女士，再说另一个北京土生土长的梁先生。 我和梁同住石景山区，曾有一个时期，我十分厌倦北京大都会的生活，但又找不到方向和出路，迷茫、颓废，而青春的荷尔蒙又飞扬，于是常常跟梁混迹石景山一带，喝酒、泡歌厅、深夜游荡。 梁每天下班后的固定节目是，去饭店喝酒，喝完去歌厅，继续喝。那时石景山的歌厅消费颇低，包厢费100元，还送几瓶啤酒，陪唱小姐小费100元。于是梁几乎夜夜笙歌，跟一些酒肉朋友。我因为常常出差，在京时也隔三差五地参加。 有一次我跟梁在歌厅，梁认识了圆圆脸的陪唱小姐川妹某，一见如故，开始相好。梁跟朋友去歌厅，都预先联系某定包房，帮某完成歌厅规定的包房营销任务。后来发展到某过生日，也由梁来请客，一时卿卿我我。 尽管梁待川妹某如同情人、照顾有加，可是自古戏子无情、婊子无义呀，梁后来还是必然地被某伤了。 有一次，梁请朋友们去歌厅，临买单时发现带的现金不够，他请某为他担保一下。梁那时因为某已成为了这家歌厅的常客，第二天晚上再来玩的时候付，不是小菜一碟？ 可是某并不情愿，最后还是，歌厅服务生跟着醉醺醺的梁，去银行ATM机取款，那时尚未流行支付宝、微信支付。梁跟陪唱小姐某的恋情幻想，就此破灭。大概从此，梁也远离歌厅了。 梁爱不爱他的妻子，这不好说，但他爱他的女儿，却是千真万确。梁一个普通工薪族，工资不高，妻子做保险业务，收入也不稳定。但他们毅然把女儿送去新加坡读初中，妻子抛掉工作，过去陪读。 我和梁的其他朋友，完全难以理解，面对新加坡昂贵的读书成本，以梁的经济实力，无异于以卵击石，怎么供得起女儿从初中到大学毕业的费用？ 我们劝他：女儿为什么不可以放在北京读书？为什么要牺牲全家人的生活，去赌女儿未卜的将来？梁沉默，也不反驳我们，但显然，我们谁也说服不了他。 但每月挣几千、花上万，对于梁的家庭，经济危机迟早到来。两年后，梁为女儿花光了本来就不丰厚的家底。无奈之下，他只能卖掉了惟一的一套自住房，继续供女儿和妻子在新加坡的开支。 而梁自己则租了一间地下室，独住。地下室阴暗、潮湿，住进去后，梁本不算多么健康的身体状况，更是每况愈下。 梁本是个随和、大方之人，以前朋友一起吃喝玩，他总是主动买单，因此围在他身边的朋友挺多。但现在他没钱了，那些一起吃吃喝喝的朋友，自然也就渐行渐远。 在梁陷入经济危机之时，他曾向那些关系不错的、发达了的同学朋友借钱，但可以预见到，他失望而归。有次梁酒后忿忿地跟我聊起这事，我对他说：当你考虑一件事能做还是不能做，你需要的是，正确评估你自身的能力，绝不能把他人的帮助计算在内！ 我进一步帮他分析：兄弟之间说“苟富贵、勿相忘”，男女之间说“我永远爱你”，这是人类最经典的两句谎言。如果你连这点都没看透，那你是太不了解人性了！ 换句话说，“苟富贵、勿相忘”和“我永远爱你”，即便不是为了骗你，而是当时情境下真心的表达，那也只是当时的想法和心愿，你不能把它当作承诺。就像成都人说“来我家吃饭吧”，只不过表达一种热情，你哪能当真去吃饭？当然，此处并不构成对成都人的批评，随手举例罢了。 我曾请梁一家人吃过饭，那时梁的女儿尚小，稚嫩、可爱，后来不复再见。梁为了女儿，可说是付出了所有，不知道她的女儿，能不能不辜负父母的良苦用心，更发奋努力、将来更孝顺？但愿如此。 说完北京生、北京长的梁先生，再说从山东闯荡北京的白先生。 白是电影编剧，不算知名，当年春晚的一个著名小品，其实是他的作品，但被某小品大腕据为己有，彼时那大腕如日中天，白也无力较劲。白最近编剧的一部小成本电影，入围美国国际民族电影节，但毕竟影响有限，获益也有限。 白曾跟我开玩笑说：我写了20年，还不如我在买房上赚得多！我信，他的买房经历，我如数家珍。劳动不致富，靠买房致富，或许是这年头多数人的畸形致富模式。 大约十几年前，他在顺义区后沙峪镇开始买第一套房，1000多一平买的，总共2、3万首付，当时还是借来的。 几年后，那个小区房价涨到4、5000，他卖了。然后他在丰台区长阳镇买了房，3000多一平，过了2、3年，他又把长阳的房卖了，卖价9000多一平。 卖完长阳的房，他看准了六里桥、八一电影厂旁边的房，2万一平，他买下。这样他从一个北漂小编剧，从在北京租房、到远郊顺义买房、到近郊丰台买房、到市区三环买房，随着帝都的房价步步惊心，他轻松实现了住房梦。 这几年我移居大理，过着田园生活，时常跟他电话闲聊，让他颇有些动心。也许中国文人都有一个诗意田园梦吧？于是他又开始出售六里桥的房，2万买、4万多卖。他是去年跟人达成的卖房协议，他说若是放到今年，可以卖5万多一平吧！ 北京虽然房价生猛，但一到真正的交易就知道，卖起来并不容易。近年经济不景气，企业主未必有钱买呀，白的这套房，卖给的是一对在研究院工作的夫妻，虽然收入不菲，但400多万房款一下子拿出来，也并非易事，因此还在分期付款中。双方约定，等余款付讫，白交付房屋。 但白已经迫不及待地，在通州区张家湾镇定了新房了，这次是跟我一样的乡村生活了，近500平的农家院子，简易建筑（自己可重新搭建），总款19.8万，使用期限29年。 从此，白可以在自己宽敞的、阳光灿烂的院子里，种菜、种果树、喝茶、会友。他卖掉北京市区房子的钱，足以使他至少过简朴的生活、衣食无忧。再加上环球影视城离此不远，他和太太（做演员经纪），可以依托影视城发展。 白说：我现在最惬意的是，没有了经济压力，不必再为五斗米折腰、别人让写什么写什么，而是，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了！他在做编剧之余，潜心研究家族史，虽小众，但他乐此不疲。 我为朋友白先生摆脱了城市生活的压力和焦虑，感到高兴。人生跟写作一样，岂能随波逐流或屈从于权钱，当一切追随自己的内心！ 写至此处，好多朋友虽然疏于联系、久未见面，但他们的形象和故事，却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眼前。可要是这么一个一个地写下去，不知会写成多长的篇幅，还是留待合适的时候再写吧！ 我在《大理才村居住3年记》之一中，写到的那位女性朋友，才能和人品俱佳的肖女士，任何时候，你都在不遗余力地支持、帮助我，我永远要说：谢谢你！ 我的发小宗先生，也来大理买了房。祝贺你在北京的公司，已成为儿童早教行业的翘楚，你的财富之丰沛，已不再属于我等平民阶层，但发小就是发小，一路相互虽有磕磕碰碰，但共同成长的时光，岂能忘却？你的妻子刘女士，亦是人品值得称道的朋友。 国家某部委的王先生，来昆明开会，中间有一天空闲，竟要飞到大理来看我。当时我在腾冲，遗憾未能在大理接待。但我跟你说：这次不来也好，才一天来回，玩什么呢？还是下次从容点，来洱海边住住吧！你欣然应诺。 中国最好的整形专家范先生（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整形学术研讨会，常飞赴意大利、韩国，做尖端手术包括女变男），尽管亦多年不见，但只要我打一个电话，再忙你也亲自接待、主刀我介绍的人士。你的夫人王女士（毛发移植专家），偶尔电话问候一下，她依然热情、亲切，让人如沐春风。 定居法国的庄先生，据我们共同的友人告诉我，你的眼疾很严重，后妻因为你未能获得她期望的国际文学奖，也离你而去。幸好你的儿子去法国照顾你了，希望你早日康复，但愿哪天我们在大理相见！ 养龙虾的毛先生、煤老板吕先生、开典当行的李先生，你们驰骋商界，这几年经济低迷，我并不了解你们的真实境遇，但愿你们熬过暗夜，曙光在前！ 南充罗女士、福州杨女士、太原徐先生、长春张女士、杭州李先生、成都毛女士、北京江女士、路女士、班先生、上海狄女士、广州李先生------ 还有，还有我此刻没有想起来的、那些遥远的朋友们，你们，好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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