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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8月17日是中国现代作家、现代文学学科第一代学者田仲济先生的诞辰纪念日。为纪念前辈学人，“甜点”特在今日推送青岛大学刘增人先生的文章《我的老师田仲济先生》。本文原载《刘增人文选》（山东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后有改动，“甜点”经刘老师授权推送。本文配图由田先生后人提供。
我的老师田仲济先生 刘增人 写下这个标题，心里却犹疑起来。因为我1959年考进山东师院中文系读书时，田仲济先生已经是副院长。四年里，他没有给我们上过一节课，也从未做过一次学术报告——尽管久闻大名，却始终缘悭一面。 第一次见到田老，是1964年暑假。1963年我从山东师院中文系毕业，与高照福、张兆勋、李长芹三位学兄，一起分配到泰安教师进修学校任教。这学校后来曾先后改名为泰安半工半读师范专科学校、泰安师专等，现在叫做泰山学院。我们四人，都安排到函授部，除长芹兄很快因故回到故乡另有发展外，都教古代文学，住在同一间教研室，每人占据一个角落，一张木板床，一张三抽桌。一年内，我从《诗经》的《七月》教到《牡丹亭》、《红楼梦》——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路径，总算大体摸索清楚了。不料第二学期末，函授部领导安排我改教现代文学。那时，除去服从，绝对没有其他选择。但我还是找到1963年从山东师院中文系副主任调到泰安师专担任中文科主任的书新先生“诉苦”求教。他听完我说的一大堆困难后，笑眯眯地说我带你去找真正的老师。于是，我跟从书新先生回到山师造访田仲济先生。田老慢条斯理地告诉我不要着急，学问不是一天两天学到手的，先把《鲁迅全集》和《中国新文学大系》通读一遍（后来我也带研究生了。第一堂课，也总是要求他们细读这两部书），再有时间不妨选择几种书新先生从上海买回的旧期刊例如《前哨》、《拓荒者》、《文学》等仔细看看……。谈话时间不长，田老便说我带你们出去吃饭。我懵懵懂懂跟着两位前辈，东拐西绕，竟然走进了纬四路的“燕喜堂”。我虽然在济南呆过四年，但从来没有想过与“燕喜堂”有任何关联的事物，更不要说走进去吃饭。坐下来后，田老才说今天请你们吃烤鸭。什么是烤鸭？怎么吃法？对于我来说都是完全陌生的“课题”。田老不嫌弃我这“贫下中教”土得“掉渣”，没有见过世面，居然亲自用薄薄的面饼卷起鸭肉，包上大葱、面酱，教我一卷卷“吃烤鸭”。因为那是第一次，印象特别深刻。那次我可是物质与精神双丰收，居然无意中见识了那么大的学者平易亲切的风采。 1978年，田老开始招收研究生了，我写信去问我能否报考？特别想实现自己真正当一回田老的学生的夙愿。田老说来联系的人很多，你不但要认真准备专业课，更需要外语过关，后者尤其重要。得到首肯后，我立马兴冲冲地到校长办公室请求给报名申请书加盖公章。不料掌控公章的老师说：领导有规定，讲师及以上职称的人离校，必须有主要领导签字才可以加盖。我于是挨个找书记，找校长，充分体会到什么是推诿扯皮，什么是圆滑世故。大概是找得他们过于厌烦了，就让我听通知，说党委联席会研究后再说。十多天后，办公室通知我：你可以报名了，不过报名时间已经过去十几天了，只好以后再说吧……。我的满腹怨气让书新先生知道了，也就让田老知道了。他捎来口信说：人总要换位思考。哪家学校，不想留住受到学生欢迎的老师？这样的老师纷纷离去，学校怎么能办好？而且，读研自然是提高水平的好机会，但绝非唯一的途径。在教学中发现课题，通过研究指导教学，科研与教学互相促进，应该是大多数学者的成功之道。……
1980年冬天，我要去青岛查阅关于叶圣陶、王统照、臧克家的研究资料，但听说旧中国的报纸，青岛都作为“敌伪档案”收藏在青岛市档案馆，非持有省级以上的介绍信才允许查阅。我所在的学校，是县处级单位，所在的地区，也不过是厅局级单位。无奈之下，只好求助田老。他没有迟疑，马上给时任青岛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朋友亲笔写信，青岛的丁部长又给我开具了青岛市委宣传部的介绍信，还特地给档案局的领导打电话希望安排我前往查阅。那次造访，所获甚丰，只是青岛二十、三十年代的报纸基本没有收藏，即使有也不过每年两三张散页，田老在这里创办的几个副刊的情况，终于没有着落。心中的怅惘，久久无法稀释。 1982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在海南的海口召开年会，我提交的论文受到好评，邀请函顺利地收到。但学校领导拒绝签字，出行参会成了问题。我写信请研究会副会长田老帮忙，他一面给泰安地区（市）教育局副局长、他的学生刘朝宾先生写信，请他帮助斡旋；一面请学会的秘书长马良春先生也致函泰安师专。但学校领导对刘局长说我们学校业务上是省教育厅管辖的单位，市教育局最好不要插手；对马良春先生则拒绝回复。朝宾局长把事情汇报给泰安地区文教党委。文教党委书记刘铁、翟惠民两位书记约我到他们办公室面谈。我带去论文、邀请函，并陈诉了高校当然要注重教学，但没有科研提升的教学，也不可能有较高水平的观点。并且特别强调像师专这样层次的学校，尤其需要得到国家级学术机构的支持，从中汲取信息，获取选题，争取高水平学者的指导帮助，是非常重要的办学思路等。这些言说，深得他们赞同，并当即给师专党委打电话，说师专是省管学校不假，但党组织关系在泰安。我们文教党委认为刘老师的要求正当合理，有利于师专的发展建设，希望你们认真考虑我们的意见……。两天后，我启程去了海口。在椰子树婆娑的树影下，我见到了田老，他继续关注着我的王统照研究的进程；见到了樊骏先生，他鼓励我把王统照研究这一颇为寂寞的工作坚持下去；见到了兰州大学吴小美先生，田老说你的文章我见过不少，应该叫做“大美”了，于是田老和吴先生一起开心地露出笑容；还见到了代表贾植芳先生向田老问好的复旦大学陈思和先生，知道了我们这个学科还有这样的青年才俊……。
1994年冬，我因公出差济南，借住在山东师大招待所，时称“专家楼”，与田老的宿舍比邻。田老很快捎信给我，说有事情“商量”。那是我第二次拜访田老，也是最后一次。敲门进入后，见田老正在兴致勃勃地收拾盆花，告诉我这是新得的月季品种，不大好“伺候”，还得慢慢“摸清”她们的脾气。我早就听说田老是月季花的钟爱者和鉴赏家，但对于他这么热心的“品种”，我却一点也不懂。田老把手上的泥土洗洗干净后坐下来问我的工作情况。我答以青岛大学刚刚与青岛医学院、山东纺织工学院、青岛师专合并，还叫青岛大学。我被任命为文学院下属的中文系担任主任。田老很不理解这样做的意义，同时更不明白我们的特殊建制。我打比方告诉田老：我们这叫三级管理：大学、学院、系，大学是正厅级，学院是副厅级，系是正处级。田老皱起眉头：这么复杂？我解释说，如果大学是公社，学院就是大队，中文系是生产小队，我就是小队长，专管带领社员兄弟们到北坡还是南园干活。田老的眉头皱得更紧了。端起茶杯，停了片刻，才慢慢地眯着眼说：前不久人民出版社的郑曼（臧克家夫人，时任人民出版社编审）写信，希望我为她们社写一本《王统照》，作为她主持的“祖国丛书”的一本。因为眼睛有病，书稿写不成了，但人家的好意又不好辜负，你能不能承担这一任务？我没有迟疑，马上高高兴兴答应下来。后来陆陆续续知道该丛书已经有《鲁迅》《郭沫若》两书交稿，待出版，《老舍》《闻一多》正在审稿。丛书的体例是每本不超过十万字，“……关于现代著名作家选题，是传略，不是评传，希望对被传人的生平事业与思想，能有全面的叙述与分析。……”我回家后按照田老的要求，拟出了比较具体的写作提纲，田老把我的提纲和他的意见提供给郑曼先生。郑曼先生又对提纲及可以开始写作的书稿，提出了更加具体的修改意见。不久，郑曼先生来信说这套丛书的选题，因故整体取消了，《王统照》自然也不能出了，非常抱歉云云。但该项未能如愿的动议，却成为我后来的《王统照传》的母本。而两位前辈对我的信任与嘱托，就此更加深刻地镌刻心间，蹉跎的岁月也不能磨灭。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2002年1月14日，田老病逝于济南千佛山医院，享年95岁。1月20日，遵照田老遗愿，亲属和学生们来到青岛海边，为田老和师母预留的骨灰一同海葬。那天正是旧历的“腊八”，码头上浓云密布，阴风低吼，潮气袭人，天气和人们的心情一样的阴沉。不料船行至一号海域，即我们此行的目的处，却突然云开风停，一抹灿烂的云霞缓缓地妆扮着海空。只见船尾处鸥鸟翔集，白浪翻卷，田老夫妇的骨灰，伴随着鲜花，徐徐撒入湛蓝的海水。这里是田老文学生涯的起点，也是生命的最终归宿。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九十五度春秋，九十五番花信，从旧中国到新中国，从十七年到新时期，创作与研究并重，著述和育人齐驱，田老可谓生荣死哀，功德圆满矣！ 高天厚土，海阔风轻，愿在你们宽厚的怀抱里，妥安这一伟岸的魂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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