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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新先生

 红瓦屋图书馆 2014-12-24
书新先生
2014年12月24日  来源:齐鲁晚报
   □刘增人
  我知道这些回忆绝非“经国之大业”,更未必有多少人会感兴趣,但积存心底,对我是一种过重的积压。
  书新先生是我在山师中文系读书时的老师,后来又在泰安师专做过一段“同事”,但他的经历,我却并不十分清楚。最近才有幸得知,他本名伊淑身,山东蒙阴野店公社石泉大队人,1931年1月生,1944年参加革命,任儿童团长,1946年参军、入党,改名书新,1958年毕业于山师中文系并留校任教,曾任中文系副主任。1963年从山东师院调至泰安师专,任中文科主任。1979年9月,调回山师。1985年病逝于济南。长女伊林,曾在山东省中心血站工作;次女伊凡,在北京从事幼教事业;师母乔彩娥,约五年前因心脏病猝发谢世于北京。
  我读书的时候,他教授我们年级的现代文选课,只教了《暴风骤雨》、《王贵与李香香》等极少的篇什。因为又黑又瘦,而且总是不自觉地脑袋微微颤抖,老师们于是把他和另一位白白胖胖的也是教授现代文选课的先生并称为“柬埔寨双杰”——一位亲王,一位首相。学生们也非常敬佩各位老师的观察力和概括力,因为实在是太像!
  1963年,我毕业了,因为先父有“历史问题”,几位教研室主任让我留校的建议被合情合理地否决,我就和三位学兄一起到泰安教师进修学校报到。书新先生也由山东师院中文系副主任调任泰安师专,负责组建中文科。后来才知道,他同意调离,有两个条件:一是选几个应届毕业生,二是泰安出一笔钱,让他采购书刊,筹建中文科、系必备的资料室。但我进校后被分派到函授部教课,并不归书新先生领导。1964年暑假前,我因为刚刚熟悉了古代文学,又被安排改教现代文学,于是向书新先生“诉苦”,这是第一次正式接触书新先生。
  “文革”开始后,书新先生的遭遇是极其悲惨的。主要罪名之一,就是花费学校有限的经费,到上海购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书籍与刊物,“贩卖三十年代文艺黑线”,是他最重的罪名。他买来的《萌芽》、《拓荒者》等“左联”期刊,也被堆积在教学楼大厅,横七竖八捆在一起,打上一个又一个大大的叉号!其次是他出身地主,却混入党内、军内,是标准的“阶级异己分子”!
  1973年,书新先生的“历史问题”,经过不知几多内查外调,终于无法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即他入党、参加革命并非为了混入党内伺机“破坏”,所买的刊物,虽然有“黑货”,但也有不少是鲁迅主编的。他这才从“牛棚”“解放”出来,但从此终日枯坐,或者拿一张纸,画来画去,既不是字,更不是画。每次造访,见到他的规定动作,就只是抽烟。
  这年暑假,被迁移到曲阜的山东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的诸位先生,邀请山东师院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的同行到曲阜研讨此时此刻的教学问题,书新先生被他在山师的同事邀请,他还带我同行。会上,各位先生都在犯愁,这现代文学处处是“禁区”,真不知该从何下手?好像那次讨论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成果,就各自打道回府了。路上,山师的老师们建议泰安师专的现代文学教研组编写一部用鲁迅自己的话说明鲁迅是个什么人的鲁迅语录。因为那时只有用鲁迅自己的话,才有可能从“石一歌”们的“鲁迅叙事”里“突围”。我们欣然赞同,回校后马上动手,正好得到新出版的内部印刷的《鲁迅日记》与《鲁迅书信集》,可以借以澄清若干人为的谜团与假象。
  1974年底,书编完了,出版又成为问题。直到1979年,这部“起死回生”的书,终于由山东人民出版社推出。那时出书是没有稿费一说的。责任编辑向社领导打报告,以刘某家庭生活困难为由,申请到“生活补助费”600元。书新先生领到后,立马写信让我到山师去取。他刚刚调回济南,还住在学生宿舍底层拐角的一间房子里。我到他住处,只见他左顾右盼,确信四周没有人看见,才从盛面粉的小缸底部取出用报纸层层包裹的600元。然后说,这里不安全,到操场上去分吧。我拿到300元后,他叮嘱我要分成5份,分装在不同的口袋或提包里带回泰安……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没有以真名署名,而是化名为“舒汉”。从那时到现在,很少有人知道这是我们师生合作的产物。当我出版这第一部书的时候,吴福辉、钱理群、王富仁等略年长于我的学者,还都是在读的学生;而今,他们在学术上的建树早已令我无法望其项背了。这部书,倒成了我出道早、进步慢的佐证!真令人浩叹天道之诡异。但也并不尽然。2006年,我到上海鲁迅纪念馆参观,馆里的李浩先生带我参观他们的一面展览墙,上面密密麻麻排列着各个时期出版的鲁迅研究著作。他指着《鲁迅生平自述辑要》对我说:这是新时期出版较早的一部书,其中较少有“文革”遗风,可惜不知道作者。我不禁失笑起来,说这回你问对人了,作者之一,就是鄙人!他颇为吃惊,说这部书很有价值,应该重排再版。我也很兴奋,希望能够重新编排,以全新的面目问世,告慰书新先生。但联系了几家出版社,都索价不菲,我只好长叹而已。
  书新先生作古已经多年。长夜少眠,这些琐屑的往事,却总是挥之不去。我知道这些回忆绝非“经国之大业”,更未必有多少人会感兴趣,但积存心底,对我是一种过重的积压。或许《齐鲁晚报》能够给我一个解脱的机会?那就谢天谢地,谢谢新的生活吧。 
  (本文作者为著名学者、青岛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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