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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逸雪先生（1902-1985）是扬州大学文学院[1]的前辈名师，学问淹通，行事清简，一生之中执教前后有四十余年，道德、文章皆为世之型范，启悟后学尤多。先生一生笔耕不辍，著述甚丰。自以“蒋连城”之名发表《孔儒辨》[2]始，至刊发《释蚕》[3]止，学术探求更是长达57年，所积成果堪称丰硕。 虽然，先生在世即有《国学概论》《陆秀夫年谱》《刘鹗年谱》《张溥年谱》等四部专著的出版，身后又有《南谷类稿》[4]的问世，但相较于一生的实有成果，遗珠之憾仍是未免。如《南谷类稿》的编订启动于先生之暮年，因多种原故，早年文章颇多未录。 以先生成果泽惠学林之意义相衡，尽早汇其著述于一处乃必要且迫切事。2018年4月，扬州大学启动“文脉工程”建设项目，《蒋逸雪文集》申报入选，文集编订工作由此正式展开。三年间，本项目致力于先生著述的搜求，在已出版专著外复辑得散见文章34篇，以及他人寄赠、怀念、述及等重要文字15篇，合有17万余字。于此，先生五十余载学术追求历程基本廓清。 蒋逸雪先生一生坎壈崎岖多有经历，但从旧时代到新社会，先生始终将个体生命价值与时代需求相系，在学术研究与诗文创作上虽几经转折，但每每皆有突破。从历时角度而言，其探求之迹大致可勾稽如下。 1924年，23岁。毕业于江苏省立第六师范学校。 1926年，25岁。先后从南京国学专修馆、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毕业，入盐城中学任教。同年，在《经世报》第三卷第五期发表《孔儒辨》一文，署本名“蒋连城”。 1930年，29岁。在《东方文化》第五期发表《唐宋诸老觝排释老平议》一文。彼时《东方文化》的主编为唐大圆先生。1925年蒋逸雪先生在南京求学时寓居杨将军巷，曾与唐先生比邻而居，朝夕请益，故对唐先生素执弟子礼。 1931年，30岁。在《东方文化》第二卷第三期发表《焚书不始于始皇》一文。《孔儒辨》一文经润色修改后，再刊于《东方文化》第五期。 1934年，33岁。于《震铎》之八月号刊发《江苏盐城中学来函》，寻求联络唐大圆先生，时唐先生入山隐修。 1935年，34岁。于道南学社出版《国学概论》。于3月6日之《中央日报》[5]发表《王凤洲晚岁耽禅》一文，由此可知，先生此时已执教于太仓师范。 1936年，35岁。于商务印书馆出版《陆秀夫年谱》，此书乃何炳松先生主编《中国史学丛书》之一种。于3月5日之《中央日报》发表《唐大圆服膺章太炎》一文。《江苏学生》第八卷第二期发表《师范生与国文学科》演讲稿。 1938年，37岁。3月奉命赴大后方参与筹建江苏省立联合中学，带领学生转移并任教员。先在湖北省沙市复课，后因战事紧张，学校迁往重庆。为学校创作《江苏省立联合中学校歌》歌词，激发青年学子抗战复仇的斗志与决心。《题野猫溪寓楼》等8组诗作于此际。 1939年，38岁。《汉奸的前途》一文发表于《民意周刊》第九十八期；《复性书院主讲人马一浮先生》发表于《杂志》第四卷第三期。 1940年，39岁。《儒家真精神》一文发表于《欧亚文化》第二卷第一期；《读吴稚晖先生精神物质应当并重说以后》一文分别刊发于《欧亚文化》第二卷第二、三期。《春山独步》诗写于是年。 1941年，40岁，供职于国史馆筹备委员会，与王献唐先生同事。《午梦》《东皇》二诗作于此年。 1942年，41岁。于10月4日的《中央日报》发表《古代教育文武合一疏证》一文。发表《张謇拟传》于《说文月刊》第三卷第八期。《思归一首示蒲圻盖讽之也》等3组诗作于是年。 1943年，42岁。4月辞去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第一组主任之职，“就肃州甘肃油矿局职”[6]，遂有西北之行，并曾顺道赴敦煌考古。《中央日报》6月27-29日连载《西北纪行》。《敦煌之行》刊载于《中央周刊》第六卷第四期。《说文月刊》第三卷第八期刊载《三十年来国史馆筹备始末记》一文，此刊第三卷第九期又载《李仪祉传》和《孔祥榕传》两文。是年尚有《读<晋书·阮籍传>》等18组诗。 1944年，43岁。从西北回到重庆，在白沙某学校任教。发表与《老残游记》的相关研究成果：先于《东方杂志》第四十卷第一期刊发《<老残游记>考证》一文；后于《文史杂志》第四卷第一、二两期发表《<老残游记>一集考证》，刘大均有《关于蒋逸雪先生所作<刘鹗年略>》的商榷文章。发表《心史辨伪》一文于《东方杂志》第四十卷第二期。《校注朝鲜<宣庙中兴志>后记》一文刊发于《新中华》复刊第二卷第一期。《中国文化与战后新世界》一文发表于《文化先锋》第三卷第九期。此年作《唐大圆先生行述》，并《郭节述赴美任领事索诗》等9组诗。 1945年，44岁。在《龙凤月刊》第一期发表《戴安澜传》一文。《殷商拓地朝鲜考》发表于《东方杂志》第四十二卷第二十一期。是年尚有《岁暮寄怀日照先生》和《江中遥望九华山》诗。 1946年，45岁。出版《张溥年谱》，分别有商务印书馆“中国史学丛书”版和上海书店版。东方文学社重印《国学概论》。买舟东归，返乡后得镇江师范学校之聘。有《新自蜀归喜西梧来晤》等3组诗。 1947年，46岁。发表《三代释名》于《东方杂志》第四十三卷第四号。发表《商代迁都考》于《松辽文化》1947年第2期。 1950年，49岁。有《苏州》诗。 1952年，51岁。有《遣静女嫁兼示其婿》诗。 1954年，53岁。据张须赠诗，《<孔雀东南飞>的写作年代问题》一文应成稿于此年三月之前。有《晚风》和《望夕还山放歌》诗。 1955年，54岁。有《恒如邀观荀慧生演红娘》等诗3组。 1956年，55岁。奉调至苏北师专中文科任教，教授古典文学。有《来扬》组诗。 1957年，56岁。有《春爵》和《吴讯》诗。 1958年，57岁。赴江都汤庄劳动，有《汤庄杂咏》诗一组。 1959年，58岁。《刘铁云年谱》一文刊发于《扬州师院学报》1959年第3期。 1961年，60岁。5月，任讲师。参加学术会议，提交论文《谈有关桐城派的几个问题》。有《先严忌辰感赋》诗。 1962年，61岁。有《崔路鸣六十生辰，有作画为寿者，路鸣委题其上》等3组诗。 1963年，62岁。《论阳湖文派》一文完成。是年《谈有关桐城派的几个问题》一文被收录于《桐城派研究论文集》中，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有《访隋陵二绝》等2组诗。 1965年，64岁。有《一真重听、健忘，写此慰之》诗。 1967年，66岁。有《偶成》诗。 1969年，68岁。有《一九六九年仲春作》等诗3首。 1970年，69岁。有《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而作》等诗5组。 1971年，70岁。有《一真灯下索诗》等诗4组。 1972年，71岁。有《行将退休，欣然命笔，计四言十六韵》等诗2组。 1973年，72岁。有《过吴克谦医师故宅》等诗9组。 1974年，73岁。有《人日前夕寄一真海上》等诗3首。 1975年，74岁。有《动物园新畜非洲乳狮吼声凄厉，怜而咏之》诗。 1976年，75岁，有《寄一真》等诗8组。 1978年，77岁。被评为副教授。《评张溥<五人墓碑记>》一文发表于《扬州师院学报》（社科版）1978年第3期。发表《数字探源》一文于《扬州师院学报》（社科版）1978年增刊。据《王善业日记》，今年完成《经今古文学述评》一文，曾多与友人商订。有《卞孝萱以所著<刘禹锡年谱>见贻，钦其翔实，漫成二绝句寄之，期其续有佳制问世也》等诗2组。 1979年，78岁。《建国三十周年有作》发表于《扬州师院学报》（社科版）1979年第4期。完成《<张溥年谱>后记》和《<平乐印庐稽古文字>序》两文。 1980年，79岁。被聘为扬州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生导师，先秦文学研究方向。发表《<李白与杜甫>一书读后》于《扬州师院学报》（社科版）1980年第2期。发表《读诗偶记》于《扬州师院学报》（社科版）1980年第4期。《刘鹗年谱》由齐鲁书社出版。《陆秀夫年谱》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再版，书名为《宋陆君实先生秀夫年谱》，收录于《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中。有《观重言、献唐先生遗族所惠近影及镇宅所寄照片漫书二十八字》等诗4组。 1981年，80岁。《读诗偶记》（续）发表于《扬州师院学报》（社科版）1981年第1期。发表《谈<醉翁亭记>一文用“也”字》于《教学与进修》1981年第1 期。发表《释四方》于《扬州师院学报》（社科版）1981年第4期。发表《关于<孔雀东南飞>的写作年代问题》于《教学与进修》1981年第4期。应王献唐先生哲嗣之请，校阅《炎黄氏族文化考》一书。有关刘鹗研究的成果，引发日本学者的关注：樽本照雄在《日本清末小说研究会通信第八号》上有介绍。有《献岁发春，外孙祁汉晋自太原寄词为祝，以二十八字付之》等诗3首。 1982年，81岁。发表《谈韦尔斯<世界史纲>中涉及中国之几点》于《教学与进修》1982年第2期。写作《炎黄氏族文化考序》一文。齐鲁书社出版《张溥年谱》。有《忆茹老》等诗5首。 1983年，82岁。《记从王先生受诗》一文发表于《文教资料简报》1983年第1期。发表《释蚕》一文于《教学与进修》1983年第4期。有《瘦西湖》等诗2首。 1985年，84岁。逝世。 1986年，《南谷类稿》一书由齐鲁书社出版。是年《经今古文学之争，系学术问题抑政治问题》一文，被收录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一）》一书中，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987年，《<那罗延室稽古文字>序》被收录于《鲁版图书序跋集》一书中，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从内容来看，此文即《<平乐印庐稽古文字>序》。《南谷类稿》荣获江苏省第二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蒋逸雪先生国学功底深厚，为学自觉以经世致用为尚，亦即着眼于为民族复兴、国家兴旺而贡献心力。而其生活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风云变幻之巨实为史之罕有：从半封建半殖民社会步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又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建立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时代。故而个体“为国为民”价值追求的实现，必须以了解时代进程、解答时代命题为前提，亦即个体必须首先对自身进行革命——以深刻的自省、自新为先导。 在一系列时代命题的解答中，蒋先生既从未落伍，也从未过激。限于篇幅，此处仅以其在抗战时期的精神自新为例，稍作阐述。 纵观蒋老一生的学术产出，最旺盛期非寓居重庆时莫属。1938年至1946年间，确知的学术产出活动即有：出版《张溥年谱》、再版《国学概论》；刊发《汉奸的前途》《心史辨伪》等政论、史论文章20余篇。此外作有《题野猫溪寓楼》等诗歌44组。 学术发表、时政评论、文学创作等三者齐头并进，留下了一位知识分子在国家危难之际寻求救亡的种种思考与努力：既有意在振奋民心、鼓舞士气的大声疾呼，也有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中西对比参证下仍能从民族文化中寻到出路的谔谔直言。 所以，这一丰产的背后实际是蒋先生对向之所学、所持的自我批评与重新调适。如何在理性审视后重估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如何继承辉煌史学传统以振起民意等等，都是此时的蒋老殚思极虑并努力践行的。 《汉奸的前途》一文是蒋逸雪先生入渝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首篇文章即以大是大非的政治立场问题为焦点，批判矛头直指以汪精卫为首的卖国汉奸。从伪楚帝张邦昌、伪齐帝刘豫到明贰臣洪承畴，蒋先生从历史潮流角度谈个人政治操守，批判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径，全文气盛言宜、不容辩驳。 论及一时之社会阴霾：“近来京沪一带有不少汉奸理论在宣播，这好像死囚绑缚刑场，遂放开喉咙高唱一曲，也不过假充好汉罢了，谁会睁着两眼跟他们去扮演悲剧呢？”所作亦为积极的、驱散迷雾式的舆论引导，直言宵小必然覆灭的可耻下场。 在《儒家真精神：勇之阐发》一文中，作者痛心于侵略者恣意寻衅、不少国人却意志消沉的现实，转而从儒家原始经义中寻绎刚强勇毅之脉：“勇乃立国之要素，有之则存，舍之则亡”；并对汉武帝之后，罢黜百家、专崇儒术、以柔为治的灰暗历史痛下针砭。 对比德国尼采的“超人哲学”，蒋先生大声疾呼：“意志坚强，百折不挠，故能成不世之勋业”，救弊之心拳拳。一介书生，以一支健笔而作振聋发聩之音，其胸胆真可谓壮矣！ 1940年吴稚晖先生发表《精神物质应当并重》一文，就中国社会的未来出路作出思考。蒋先生随即应和，撰写7000多字的长文，阐明对未来中国的建设性意见，言明需革之弊有三、需守之志有四，理性客观，甚少偏颇。其于文末又复写道： 夫以中国人资质之优秀，何事而不可为！且世界物质文明，吾先民尝奠其基矣，火药也，印刷也，指南针也，均发之于我，惜后人未能百尺竿头日进耳。自今而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精益求精，必能青胜于兰。吾书至此，觉十年后，文物并懋之新中国，已呈现吾前！[7] 在抗战最为艰苦卓绝、暗如长夜时作此设想，先生对民族的光明未来，是抱持了何等诚挚的向往与坚定的信念！ 1941年至1943年间，先生参与国史馆之筹备工作。人生有此转向，一方面是因了先生的学养深厚，时望甚隆、为贤所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本人甚有“灭史甚于亡国”的担忧，故而希望利用史馆的筹建，在鼓舞群伦、蔚成风教、彰表忠烈、鞭挞奸佞等方面贡献一己之力：以国史为魂，绵延我中华之浩然正气。 此间蒋逸雪先生发表《三十年来国史馆筹备始末记》一文，用近两万字的篇幅详述国史馆的历史沿革、组织构架、规章制度，资料之翔实、表达之准确，都显示出先生超乎常人的学养境界与擘画能力。 同时利用掌握的信史资料，撰写并刊发了《张謇拟传》《戴安澜传》《李仪祉传》《孔祥榕传》等数篇勋贤传记。为民国历史上的贤德之辈、抗战英雄树碑立传，其意即在褒忠贬奸、告慰英灵，弘扬为国为民的社会正气，以此干预现实。 王献唐先生据此曾有“扛鼎争传笔一枝”之赞，蒋先生因此获得“史笔”之美誉，诚为实至名归之论也。但终因人事纷争、观念相左，以及不堪腐败现状，1943年4月，蒋先生辞去了史官之职，良史之愿，憾未得遂。 1944年，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斗争呈现胜利曙光。面向未来，中国应该作何规划？蒋先生为此发表《中国文化与战后新世界》的文章，认为“中国科学落后，物质建设远逊他邦，毋庸讳言。至论做人立国之道，则精神美备，殊无遗憾，推诸四海皆准，质之百世不惑。淑世行道，犹无所让也”，预先提醒国人，文化自信成竹在胸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文章从“讲信修睦”“务为豁达”“尚德鄙力”“推己及人”等四端揭示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阐述“中国文化将奠定世界和平之柱石，发扬光大，普遍信受，足增人类之福祉。乐无新旧，疗病为善。世界无中国文化以为维系，科学愈进步，则遭摧毁愈惨酷”的深刻道理，诚为至明之言。 《校注朝鲜<宣庙中兴志>后记》刊发于1944年的《新中华》杂志上。《宣庙中兴志》乃朝鲜官方记述明代万历年间、中朝双方在朝鲜境内合力抗倭史实的典籍。因第一手资料居多、且记述甚为详明，蒋老认定此书可补清人修撰《明史》时重要材料匮乏、相关判断不确等方面之罅漏，故而特予重视。 初校此书时，先生方供职于国民政府之国史馆，与日照王献唐先生在歌乐山下共秉史笔，朝夕切磋，于“良史”之职，每自谨守。再订此书时，逸雪先生已离开国史馆，于重庆城外之白沙谋得教席。然而此时的先生于旧日精神之所系仍未放弃，尚思再谋缮补。无论穷达，先生心之所系皆在国事，皆在抗战之大趋势。 故由《宣庙中兴志》中古代的外交关系而至彼时的中日关系、中朝关系，追溯前缘，检讨当世，抚今追昔，激励时人，皆不蹈空立论，殷殷忧虑，惓惓赤诚，皆达于史笔，文中所显之襟抱与器识，尤其令人钦服。 史学在中国人精神世界中占据至上地位，几与信仰等同。司马迁在表彰孔子的文化贡献时，曾言其“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即特别表彰其在史述上“法则”的创始意义。史之一脉实为中国人之精神图腾，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尤其是在国家危难、民族存亡的大关口，更是不能倒伏的精神旗帜。 清人龚自珍曾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8]，即指出失去历史之民族，其族人即成精神上的难民。 蒋逸雪先生于国家危难时秉笔史馆，修撰年谱[9]、写作传记，笔下人物皆是于国于民有大贡献者，其史述的“当代性”是十分明确的：将那些在时间流逝中有可能退场离席的精神观念与历史人物，以记述与反思的方式重新带入“现时里”，在历史法则的淘洗中构建起激励民族精神的共同记忆。这是枪林弹雨现实战场之外的又一种战斗，蒋先生用强烈的自新精神，在民族文化信仰上守住了自己的那块阵地。 蒋逸雪先生一生所执之业，以教职为最长，故其于育人一道，实践既久，付出心力尤多，留下的精神文化财富亦甚丰厚。 先生从国学院毕业后，先后执教于江苏省立盐城中学、淮安中学、太仓师范，为此积累下丰富的一线教学经验。1935年出版的《国学概论》，即为其针对现实之需而编写的普及性国学知识读物。 此书阅读门槛虽低，但编纂水平却高：以五编三十五讲的篇幅，从经学、小学、史学、哲学、文学等五部分进行构架，要言不烦地勾勒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概貌，实际是为初学者展开了数千年学术的百里画卷，气势恢弘又纲举目张，很见编撰者的国学功底和举重若轻之本领。 从时代背景而言，这一时期以“国学”或“国故”为名的书籍多至200余种，此书终因品质上乘、得市场青睐，而在1946年得以重印。 时至今日，学术界在盘点这股“国学热潮”时，还会对这本书许以赞辞：“清末民初，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被提高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国学’渐热，涌现了众多的国学大师与国学著作，蒋逸雪先生的《国学概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10]。 1937年发表在《江苏学生》的《师范生与国文学科》一文，乃其对自身教学实践的思考与总结。如文中提出用文字构造常识教学、练习应用文写作、关注乡村生活、重视教学修养等实践主张，即是对彼时师范教育理念不清、方法不当等存在问题的改进之思。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国势危急，1938年国民政府要求在大后方筹建“江苏省立联合中学”，蒋先生随校西迁。其时，师生乘坐火车，由陇海线一路往西南而下。在台儿庄战火的隆隆炮声中、在头顶敌机的密集轰炸下，蒋逸雪先生与同仁一道履行带队老师之职。 在照顾学生日常起居、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蒋先生讲解沿途风光：商代古都商丘、北宋故都开封、曹魏新都许昌，皆为史地课的鲜活教材。蒋先生渊雅的学识、蔼然的风范，让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学生们暂时忘记了颠沛之苦、离乡之痛，转而为祖国的悠久历史、丰美人文所深深折服，从此在心底深埋下爱国的种子，立下积聚报效英力的志向。 回首那段艰难却又壮美的岁月，谁能说教育不是达到了它的最高境界——真正着眼于“为人生之健壮”与“为民族之自强”？蒋老为江苏省立联合中学《校歌》所写歌词，即为此种理想之承载： 江水悠悠，江水东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倭焰掀天，苏省涂炭，回首乡关无限愁。志士羞蛰伏，综会以西行，经鄂转蜀，身若萍浮。多难可兴邦，敬圣唯殷忧：勖尔智能，强尔体魄，毋忘九世仇！ 铿锵的字词、不屈的气概、爱国的激情、复仇的坚志，今日读之，犹然令人血脉贲张！在其后的教学实践中，先生更是时时以爱国主义教育为己任，讲授屈原、王粲、庾信、李清照等人作品时，常以国破家亡之痛为切入点。 又以《故乡》《向武汉空军祝捷电》《三峡纪行》《讨汪檄》等为题，教授作文之法的同时也培养学生关注现实、议论时政的意识，引导他们恰当地抒发爱国激情，以此鼓舞更多的民众。 抗战时期的蒋老，甚至对中国家庭教育中积延已久的陋习也作了反思，比如他曾批判“弱不好弄”“少年老成”等传统观念的落后与贻害，提出顺应天性、发展个性的幼儿保育改良之法： 吾意中国今后之家庭教育，除教儿童以义方外，并给予科学性、机械性之玩具，以启发其智慧，如此，数年后，或数十年后，中国物资文明或渐有可观欤？[11] 在1942年发表的《古代教育文武合一疏证》一文中，蒋先生从中国古代教育经验出发，梳理武艺与文事并重的历史脉络，进而呼吁： 今者烽火连天，举世震荡，当四郊多垒之日，正君子思旧之时，政治机枢，端在教育，车辙有达，更张是急，既有以文武合一、德数双修之教倡于上者，凡在励保，应依宏纲，补细目，远取古人之良规，近参域外之新法，斟酌损益，务臻至当。人才国运，息息相通，致富跻强，于焉是赖。 这份吁请既立足本国实际，又放眼世界经验，看到他国之所长的同时更思古人良法，诚为开明通达之见。其中对教育与国运关系的论断更是睿智之评，诚为不刊之论。 蒋逸雪先生对自己的学生寄予厚望，每每鼓励他们以家国为念，为民族、为人民贡献力量，曾以“好向天涯夸健翮，莫将驹齿等闲抛”等诗句劝勉毕业生，传达为师者的殷切期盼。在学生的眼中，蒋先生不仅是德高望重、学问一流的泰山北斗，更是勤学苦读、从不懈怠的身边榜样。 据其当年的学生——吴周文老师——回忆，上世纪六十年代，扬州师院轮流值夜的师生间谈论较多的话题之一就是蒋老家窗口凌晨四点的灯光，以及蒋老灯下读书的身影。他与学生的课余交流也以读书为中心，读书之所得、读书之新见等等，都是他最为津津乐道的内容。对于虔心求教的学生，蒋老总是不吝指示门径，如曾耳提面命当时刚刚本科入学的李师昌集先生：“《汉书·艺文志》非常重要，要好好读。”这是今日谈起，都令昌集先生动容不已的教导。 蒋逸雪先生是扬州大学早期的“教学名师”，他在教学工作中的成就，尤其是在立德树人方面矢志践行的坚定信念，无疑是我们今天继承与学习的重要内容。大学之大，在于有大师；大师之伟，在于教化传承，倾己之力为国培养栋梁。 文脉传承的意义不仅在于汇辑诉诸文字的学术成果加以研习与推进，而且也在于追忆可为世范的懿德嘉行，通过记录与整理，使之得以弘扬与光大。相对来说，后者不仅更为紧迫，而且也更为困难，因为那些未能得文字注脚的人生信条，其命运常常是不绝如缕。 为此，以对历史负责的审慎态度将口耳相传的懿德嘉行记录下来，通过反复温习、不断践行，使之内化为集体信念，“传承”方不致蹈空，“传统”也才会被赋予强大的生命力、得以绵延久长。这既是“大学文脉”的独特之处，同时更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于本书的编校，尚需说明一二。 第一，已经出版的五种蒋著，分别采用以下版本为据： 《国学概论》，道南学社，1935年版； 《陆秀夫年谱》，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刘鹗年谱》，齐鲁书社，1980年版； 《张溥年谱》，齐鲁书社，1982年版； 《南谷类稿》，齐鲁书社，1986年版。 第二，《南谷类稿》未收的散见文章，此次汇辑为“南谷类稿补遗”，按彼时公开发表的顺序予以排列。收录时尽量避免了重复，但也注意保留历史的可循之迹。 比如本次收录的《西北纪行》与《敦煌之行》，实为《南谷类稿》中《敦煌考古纪程》的主体，但因1943年见诸报刊的文章有颇多时事方面的鲜活记载，今日来看不无史料意义，故在“补遗”中作分别呈现。 再如收录的《老残游记考证》一文，虽与《刘鹗年谱》有内容上的小重合，但其最初是以小说考证的由头发表的，可扩蒋先生“学术版图”之域，故作另文处理。而且，即便是与《刘鹗年谱》相重的内容，亦不乏学术考察价值。 文中的“刘鹗年略”原是助读内容：“凡他章所已及者，不复详说，故曰年略，但作知人论世之一助云尔”，后为《刘鹗年谱》的研究起点。甚可留意者，《老残游记考证》中“年略”只得4000余字，而至1980年、《刘鹗年谱》以单行本面世时，内容已增至37000字，三十六年间，篇幅增加近9倍。 蒋逸雪先生在此项研究中一直不懈努力，这份执着也得海外汉学界之关注：“由魏绍昌编的《＜老残游记＞资料》中所收的蒋逸雪的《刘铁云年谱》，经作者亲手修订，题目改为《刘鹗年谱》，一九八〇年六月由齐鲁书社以五十八页的单行本出版。据我所知，蒋氏这是第五次对年谱进行修订了”[12]，言辞之中满是敬意。 事实上，《刘铁云年谱》原文刊发于《扬州师院学报》1959年第3期，1962年编入《老残游记资料》时又作修订，此有编者文末注释为证：“原刊《扬州师范学院学报》第三期，1959年十二月出版。本书转载时，经作者根据刘厚滋同志的材料，作了较大的修订和补充”[13]。故而今日所见，至少有四个版本的刘鹗年谱内容，蒋先生对自我要求之严格、学术目标之高远，由此皆可略见。 第三，“附录”部分所收为与蒋先生有关的文章，或寄赠，或怀念，或述及，皆为有助于了解其所处时代及与交游的相关著述。在此特别鸣谢赵非先生：从其整理的《王善业日记》中，辑出了与蒋逸雪先生相关的记述并慨然相赠。 有此部分之内容，蒋逸雪先生在学术文章中多次提及之事，如“此节论音，承王善业同志增补例证，信多闻之益友也”[14]；“本文的每一章节，王善业同志都曾过目，订正了讹脱”[15]等，有了呼应与互证。 而且，不惟蒋、王两先生的交往细节更加生动可感，推论开来，那些良善灵魂在历史深处痛痒相关、休戚与共的真挚情感，不也赖此才穿越了岁月的迷雾、扑面而来的吗？此等人性的触手之温，自具恒久的动人魅力。 第四，文集编订原则主要有三。一是已经出版的专著，除校正明显错讹外，皆尊重原书风格，一律按原貌呈现。二是文集中的文字改动一律从简，非必要不改，所出“校记”亦主要针对原文征引中的诗词、史实出入，一般引文问题采用改为间接引用方式来处理。 蒋先生当日著述时，尚无今人学术规范之严格要求，故在遵守当下通行规范的同时也兼顾历史语境的特殊，是本书编订中的重要立场。三是文责自负，“附录”中个别与事实有出入的表述，亦尊重原文原作。 将蒋逸雪先生的著述与学校文化建设事业相联，使之成为“传承和发展扬州大学文脉，展现扬州大学文化标识，强化扬州大学文化记忆，建设与高水平大学相适应的大学文化体系”的重要构成，乃文集编纂出版的现实意义指向之一。 为实现这一目标，本项目汇集了众人力量与智慧：校、院及职能部门领导甚为关心和重视；先达如钱宗武、许建中等先生曾鼎力支持并屡加督勉；蒋老的门人弟子、家人后辈等，亦曾予以大力支持。其中以李坦老师的助力最多——从选题申报到项目实施，李老师都有实质性指导。 在多次请益交流中，李老师不仅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而且描述了蒋先生的生动形象，使得先生道德、文章两座高峰日渐清晰，高山仰止之感与时而增。 本书的全部文稿皆得李老师寓目、定夺，因此李坦老师乃文集编纂工作的实际参与者。文集初成后，曾奉田汉云老师审读，并有求序之请。汉云老师于百忙中倾力为之，综述蒋先生之成就，及其在本学科文脉传承中的价值，尤其是考述其经学研究方面的先河意义，皆为高屋建瓴之论。 业师昌集先生亦全我之请，欣然为文集题写书名，让我备受鼓舞。此番文集能在凤凰出版社付梓，实乃遂我之愿。责任编辑许勇君与逸雪先生同乡，乡谊甚浓；且其学养深厚、执事谨严，对文集高质量出版助力尤多，故此特致谢忱。 辛丑仲夏戴健谨笔于砚池染翰堂 [1] 其前身是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2] 刊发于《经世报》第三卷第五期，1926年。 [3] 刊发于《教学与进修》1983年第4期。 [4] 此书出版于1986年。 [5] 本文提及的《中央日报》，所指皆为民国时期的出版的报纸。 [6] 张书学等撰《王献唐年谱长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839页。 [7] 见于《读吴稚晖先生精神物质应当并重说之后》。 [8] 龚自珍著《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页。 [9] 《陆秀夫年谱》《张溥年谱》《刘鹗年略》三种，实皆成于抗战时期。 [10] 陈汝双撰《蒋逸雪<国学概论>述略》，刊发于《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第18页。 [11] 见《读吴稚晖先生精神物资应当并重说以后》。 [12] 樽本照雄作，汉祥译《日本学术界关注蒋逸雪等的刘鹗研究活动》，《扬州师院学报》（社科版）1981年第2期，第90页。 [13] 魏绍昌编《老残游记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186页。 [14] 蒋逸雪著《南谷类稿》，齐鲁书社1986年，第103页。 [15] 蒋逸雪著《南谷类稿》，齐鲁书社1986年，第20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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