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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蒋介石秘密处决一人,孙中山:此人可以改变国民党命运

 逍遥_书斋 2022-07-28 发布于河南

1931年2月,蒋介石在南京软禁了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向建立独裁专制又前进了一步。

一众粤系国民党元老纷纷南下,在广州建立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的蒋介石分庭抗礼,并准备出兵进行讨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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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愈发不得人心。

内忧外患之际,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已在所难免。

但为了日后“东山再起”,蒋介石决定在下野之前必须杀掉一个人,杀掉一个被孙中山先生评价为“可以改变国民党命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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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夜,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随着几声枪响,邓演达中弹倒地。

为什么孙中山先生对邓演达的评价如此之高?

为什么蒋介石在“下野”前,不杀别人,却必须杀掉邓演达?

今天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那段历史并寻找答案。

“铁汉”少年

邓演达,1895年生于广东惠阳的一个贫寒家庭。

彼时,正值清朝末年,国家内忧外患,民不聊生。邓演达小小的年纪就已经萌生出反抗压迫的朴素革命意识。

1907年,孙中山先生在惠州领导了七女湖起义,对邓演达震动很大,他终于看到了推翻满清政府封建压迫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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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邓演达考入广东黄埔陆军小学第四期。在同学中,他算是小弟弟,但是他学习勤奋,训练刻苦,被同学称为“铁汉”。

而“铁汉”这个词将适用于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校长邓仲元慧眼识珠,把年仅14岁的邓演达发展为同盟会会员

有一次,邓仲元对邓演达的同乡兼同学廖尚果(未来的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中校秘书)说:你要努力争取第一,给惠州人争光。

但是,廖尚果却说:有邓演达争第一呢,轮不到我。我不用找那个麻烦。

参加同盟会后,邓演达了解到了更多的时政和进步思想,逐渐树立起自己为国为民而奋斗的革命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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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同盟会的骨干姚雨平负责在广州周围的清军军事学校和兵营中发展组织和会员,并要与大家进行秘密联络。

但是清政府控制得非常严密,对出入学校和兵营的人员严加盘查。

邓演达凭借自己是军校学员,年龄小,不易被清军盘查的优势,主动帮助姚雨平在同盟会会员之间传递秘密信件,前辈们纷纷啧啧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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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

黄浦陆军小学这群10几岁的孩子也成立了自己的革命军,并被纳入姚雨平的韩江第4军。

邓演达随部队在汕头进攻清军的炮台、警察局。清军望风而逃,邓演达获得了人生第一次实战经验。

广东革命政府成立后,邓演达和同学们回到了广州,邓仲元派他担任教官,负责训练准备参加战斗的民兵,此时的邓演达年仅16岁。

对民兵整训完毕后,邓演达随姚雨平大军进行北伐,并参加了在安徽击败清政府北洋新军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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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北洋新军可是由袁世凯训练出来的清政府绝对精锐。

十五六岁,放在当代,正是年轻人的花季,学习、考试、运动、上网娱乐是生活的主旋律。

但在110年前,以邓演达为代表的一群“花季”少年,就已经在残酷的战场上,为了拯救自己苦难的祖国,冒着敌人的炮火,悍不畏死,英勇冲锋。

在他们的心中,熊熊燃烧着打碎旧社会,建立新世界的理想之火。

这些年轻的革命先辈,如此的奋不顾身,怎能不让人动容。

孙中山的忠实战士

辛亥革命之后,各路军阀凭借着自己手里的枪杆子,你方唱罢我登场,纷纷窃取革命果实。

邓演达眼见袁世凯、张勋复辟,北洋军阀把持政府,不禁怅然,于是默默地离开军队,回到了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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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自己的军队,革命就无法取得彻底的胜利。

因此,他在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继续深造。这些资历,为他今后成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的领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19年,24岁的邓演达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回到粤军继续南征北战,积累实战经验。

1921年,邓演达见到了重整广东军政府的孙中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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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他就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深表认同,在与孙中山先生进行当面交流后,他更是成为其坚定的追随者。

但是,在广州军政府中,也有反对孙中山先生的人存在,时任陆军部部长、粤军总司令、内务部总长、广东省省长的陈炯明就是其中一个。

从他这一大串头衔,就可以看出孙中山先生对他的倚重。但这也潜伏着危机。蒋介石曾提醒过孙中山先生要当心。

陈炯明虽然也是同盟会的元老,参加过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护法战争,但随着南征北战,其掌握的粤军越来越多,已开始具有军阀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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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广州军政府的军队中,很多中、高级军官都是陈炯明的老部下。

这一点是孙中山先生的致命伤。

在政治主张上,陈炯明的“联省自治”更类似于西方的联邦制政体,这和孙中山先生的“中央集权制”设想已经愈行愈远。

鉴于此,陈炯明一直反对孙中山先生进行北伐统一全国。

1922年4月,孙中山先生为了稳定革命队伍,免去了陈炯明的大部分职务,只保留了一个陆军部总长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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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即,陈炯明的亲信部队“陈家军”在6月从广西杀回,发动叛变,炮轰孙中山先生的总统府。孙中山先生只能到永丰舰(后来的“中山舰”)避险。

邓演达所在的部队是孙中山先生一手创建的粤军主力第1军第1师,此时正在北伐,部队中有很多“拥陈”的军官。第1团和第2团就全部在团长的带领下投奔了陈炯明。

剩下的部队中,只有任工兵营营长的邓演达和独立营营长郭学云、一团营长梁鸿林、四团营长陈式垣态度鲜明,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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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师的部队,只剩下4个营“拥孙”,可见当时的形势是何等严峻,即便此时,邓演达对孙中山先生的追随也未曾有一丝动摇

在第1师“拥孙”官兵回到广州后,只能暂时驻扎在西江,而且被陈炯明严密地监控起来。

师长梁鸿楷、参谋长李济琛、和邓演达、张发奎等将领经过秘密研究,决定派一位最为稳妥的代表去密见孙中山先生,而人选就是邓演达。

邓演达没有辜负众人,摆脱了陈炯明的眼线,经香港秘密抵达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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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孙中山先生后,邓演达表达了对其绝对忠诚的态度,而且详细汇报了广东和第一师的情况,同时向孙中山先生请示下一步的部署。

孙中山先生在当时可以说是山穷水尽,所以见到邓演达后,异常感动,认定年轻的邓演达将是栋梁之才。

邓演达也没有让孙中山先生失望,在回到广州后,向“拥孙”的将领们传达了孙中山先生的联合滇军、桂军共同倒陈的部署。

随即1师于1923年1月发动了“西江起义”。

邓演达率领工兵营一马当先,作为先锋首先攻入广州城。陈炯明败退到惠州。

2月,孙中山先生回到广州后,整编粤军,第1师扩编为第4军,工兵营也扩编为第1师第3团,邓演达任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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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桂军沈鸿英在肇庆叛乱,邓演达率领第三团顶着敌军的炮火,用炸药炸开肇庆城墙,歼灭了守敌。

没过几天,滇军杨如轩又在广州发动了叛乱,邓演达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火速赶回广州,迅速平定了叛乱,成功保卫了革命大本营的安全。

这时候支持孙中山先生的滇军、桂军都属于军阀的部队,根本没什么信仰,目的只是获得过多地盘和利益,一旦觉得自己不合适,就会发动叛乱。

几场叛乱,都是由邓演达作为主力平定,此时的孙中山先生已对他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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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定杨如轩后,孙中山先生授予28岁的邓演达少将军衔。同时赠予他一副自己亲手书写的对联:养成乐死之志气,革去贪生之性根。

此时的邓演达对孙中山先生和革命事业拥有绝对的忠诚。同时,他拥有坚定的信念,出众的才华,丰富的战斗经验,无私无畏的优秀品质,这一切都深深地打动了孙中山先生。

在革命事业中,孙中山先生饱尝失败与背叛,在敌人和朋友中,他见过太多的自私、虚伪与见风使舵。

但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孙中山先生看到了纯粹,看到了一种为了理想可以义无反顾付出一切的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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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权、利”至上的年代,这种纯粹显得难能可贵。

而这种纯粹是孙中山先生的左膀右臂,汪精卫和蒋介石都不曾具备的。

孙中山先生曾经对身边的人说过:择生(邓演达的字)可以改变国民党的命运

蒋介石的眼中钉

陈炯明的叛乱深深地刺痛了孙中山先生,也让他认识到干革命必须有自己的军队,而这支军队必须有“信念”。

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主持召开国民党“一大”,大会重新定义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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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黄埔军校在6月正式成立并开课,蒋介石任校长,邓演达任教练部副主任(他的老上级李济深是挂名主任,实际工作都是邓演达在干)兼学生队队长

在此之前,邓演达和蒋介石已经有过很多交集。

在陈炯明叛乱时,蒋介石在永丰舰一直护卫孙中山先生,这使得邓演达对蒋介石十分敬佩。

平定陈炯民叛乱时,也是邓演达和李济深商议后,力邀蒋介石回到广州主持军务。

那时候,邓演达认为蒋介石作为孙中山先生的主要军事助手(政治助手是汪精卫),一定非常出众,因此对蒋介石更加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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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筹备时,广州的财政部门非常不配合,蒋介石觉得“无米下锅”,干脆就回了奉化老家。

孙中山先生自然是不愿意这样,于是就亲自指派邓演达去劝说蒋介石。

蒋介石见了邓演达后一通诉苦,邓演达就找汪精卫和廖仲恺帮忙解决财政的问题。

一直到黄埔军校开学,两个人的合作还是比较愉快的。

但在开学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邓演达作为职业军人教官,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并且平等对待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学员。这点和只向着自己人的何应钦、王柏龄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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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平时不苟言笑,但是邓演达为人非常真诚、无私。因此在学员中威望颇高,在某种程度上,很多学员对这位队长的信任和尊重已经超过校长蒋介石。

在政治思想上,邓演达非常认同中国共产党,因此很照顾中国共产党的学员,这点和“反共”的何应钦格格不入,两人经常出现矛盾,而出来“劝架”的蒋介石却总是向着何应钦。

靠着与蒋介石“把兄弟”关系混入黄埔军校,当上教授部主任的王柏龄看到这种情况后,就在学员分配枪支问题上借题发挥,对邓演达诽谤中伤,诬陷他通过分配武器结党营私,以此排挤邓演达,巴结蒋介石。

黄埔第一期毕业的学员成立了教导团,各级单位需要设立党代表,于是出现了党代表和领兵主官之间的矛盾,所以党代表们想找廖仲恺去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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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情被蒋介石得知后,直接把党代表大骂一顿,告诉大家他就是党代表。

邓演达非常看不惯蒋介石这些拉帮结派、打压异己、封建独裁的作风。但从大局出发,他选择了暂时离开黄埔军校,去德国留学。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身在德国的邓演达非常悲痛,他毅然决定回国,来完成孙中山先生未尽的事业。

1926年1月,邓演达在广州参加了国民党“二大”,并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3月,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邓演达对此极为不满,认为蒋介石公然违背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政策,并与他当面理论,这让蒋介石对他更加怨恨,两人关系开始走向决裂。

7月,邓演达作为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参加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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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不负责统军,但是在北伐中,他总是冲在一线。9月攻打武昌的战斗中,邓演达亲临前线,为将士鼓舞士气。自己的战马被炸死,翻译中弹牺牲,他自己的军服都被打穿了10个洞,好在他并无大碍。

连死都不怕的邓演达在蒋介石的反动独裁问题上,更是针锋相对。

在攻克武汉后,广东国民政府已将迁都到武汉的问题提上日程,但是已经通过“二大”攫取国民党军政大权的蒋介石根本不想这么做,他不想让自己“屈居”汪精卫之下。

于是,1927年1月,在蒋介石抵达武汉的时候,邓演达策划50万群众在迎接大会上要求蒋介石早日迁都。在各界人士招待宴会上,邓演达带领众多代表当面质问蒋介石为何不迁都,还要搞分裂的行为。

2月,在邓演达的支持下,国民党中央在汉口举办的高级干部会议发表宣言:反对独裁,扶助农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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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邓演达推动通过了限制蒋介石军事独裁的一系列决议。并在湖北农民代表大会号召农民团结起来,创造新世界

这一系列行动,招招见血,蒋介石实在招架不住,就派黄埔一期的心腹曾扩情去武汉,想利诱邓演达放弃“反蒋”和革命立场。

但是,作为孙中山先生遗志的坚定继承者,邓演达绝不会妥协。蒋介石此时对他已是恨之入骨。

4月,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完全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志。邓演达怒发冲冠,在大力揭发蒋介石反动嘴脸的同时,推动武汉国民政府开除了蒋介石的党籍,并撤销一切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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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强马壮的蒋介石现在什么都不在乎了,一把扯下遮羞布,明目张胆地搞起分裂,干脆在南京又成立了一个国民政府,与武汉分庭抗礼。

4月28日,第二次北伐从武汉开始,邓演达又一次亲临前线指挥。但在6月10日,汪精卫在郑州举行会议提出“反共”。邓演达完全不接受,但此时,与会人员,也只有他在孤独地反对。

邓演达痛心疾首,接连发表了《告别中国国民党同志们》、《我们现在又注意什么呢?》、《辞职宣言》,愤怒谴责了汪精卫和蒋介石沆瀣一气,背叛革命的无耻行径。并指出中共革命已到了生死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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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汪精卫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正式宣布与中国共产党决裂,标志着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

蒋介石也发出了对邓演达的逮捕令。

两名都自称是孙中山先生遗志继承者的无耻之徒,已殊途同归地背叛了自己导师的革命理想。

无耻的“宁汉合流”使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邓演达已再无容身之处。

壮志未酬

“宁汉合流”后,中国大地一片白色恐怖。

邓演达随苏联专家的专列前往了莫斯科。随后3年他在欧洲和西亚进行了游历和考察,期间他与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一直保持联系,总结经验教训并制定新的革命方针。

1930年5月,邓演达回国后,继续积极进行“反蒋”活动。

他在上海组织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也就是后来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和“黄埔革命同志会”,同时,他还开办了干部培训班,培训“反蒋”的有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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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2月,蒋介石软禁了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向独裁更进一步。大批“不买他账”的粤系国民党元老纷纷南下广州,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并准备武力讨伐蒋介石,形成了“宁粤对峙”。

邓演达也积极鼓励在广州的孙科等国民党元老进行“反蒋”。此事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恐慌。

蒋介石深知,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汪精卫是组织和宣传方面的一把手,他是军事方面的一把手,但只有邓演达是真正的文武全才。

如果此时,坚决反对自己的邓演达与广东联手,凭借他的影响力、号召力和行动力,自己独裁之梦很可能会遇到巨大的阻力,甚至破产。

因此蒋介石开出20万元的悬赏费通缉邓演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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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党”中,有一个人叫陈敬斋,他原来是黄埔学生,而且是共产党员。但在大革命失败后,意志动摇,擅自脱党,潜回老家。

他加入“第三党”完全是想碰碰运气,看看有没有升官发财的机会。

此人工作懒散,浪费活动经费,邓演达解除了他在上海的工作职务,并派他去福建工作。陈敬斋怕死,不愿意去。

1931年7月,陈敬斋看到了蒋介石的悬赏公告,决定叛党求荣,于是给国民党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写了告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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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最后也没有善终,蒋介石只给了他1万元。解放后,我党查清邓演达遇害的事实后,于1951年将其枪决。

这封信被逐级提报到蒋介石手中后,蒋介石大喜过望,于是派王柏龄干这件“脏活”。

8月17日,邓演达被捕入狱,并被押送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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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在南京,蒋介石还想通过各种手段迫使邓演达就范,放弃“反蒋”,但均告失败。

此时在国民党军队的将领中,黄埔系学生已迅速崛起。

邓演达被捕后,黄埔历届毕业生纷纷上书或联名请愿,要求蒋介石释放他们在校时的好队长邓演达。这使得用“枪杆子”保独裁的蒋介石极其恐慌。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渴望团结一致,抵御外辱。蒋介石的“攘外必选安内”已不得人心,加之广州国民政府对他步步紧逼,“下野”已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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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为了不让邓演达这面鲜明的“反蒋旗帜”成为自己日后重掌大权的最大障碍,蒋介石在宣布“下野”之前,密令杀害邓演达。

1931年11月29日夜,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的密林中,随着几声罪恶的枪响,邓演达壮志未酬身先死。

国民党也自此失去了唯一一位可以改变其命运的人,从此以后,向着反人民的深渊加速堕落。

时至今日,继承邓演达遗志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在我党的正确领导下,一如既往地为祖国统一和国家繁荣而继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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