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图|邓演达 1931年11月29日深夜，蒋介石侍卫长王世和与几名卫士，悄悄将邓演达从南京富贵山炮台提出。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一行，邓演达并没有感到疑惑，而是很顺从地上车，当车辆行驶到南京麒麟门外西村附近的沙子岗时，王世和借口车辆抛锚，将邓演达骗下了车，邓演达站在路边，四下里有些漆黑，就在他感觉有些不妙的时候。 “砰” 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邓演达的后脑勺，邓演达当即倒地身亡，或许就连他也没想到，曾经与他亲如兄弟的蒋介石，会对他痛下杀手。 一代名将邓演达，就此草草被掩埋于荒野。 作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农工党人擦干眼泪，一方面查找凶手，一方面寻找邓演达的遗骨，一直到1957年末才找到，农工党人将邓演达迁葬于南京市玄武区中山门外灵谷寺旁边的公墓。何香凝还亲自为邓演达题写了墓碑。 那么时隔20多年，当年邓演达遇害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革命元老 邓演达少年时代就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后来跟随孙中山一起投身革命。 1924年，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两党开始第一次合作，邓演达积极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赢得了孙中山先生的信赖。 作为黄埔军校的筹建者之一，邓演达在军校建立以后，担任团长一职，当时该职务仅次于蒋介石的校长一职。 邓演达与蒋介石的分歧，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 一个是坚定地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而另外一个则是排斥异己，因为蒋介石在军校任用亲信王柏龄，邓演达的工作根本无法展开，无奈只能赴德国留学。 也就是在德国期间，邓演达与朱德、孙炳文等共产党人交好，心中也更加坚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想法。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病逝，邓演达深深地感觉到国内局势的变动，于当年冬天启程回国，也因为主张不同，邓演达与蒋介石的分歧加剧。 蒋介石几次派人游说邓演达，希望他能够放弃自己的主张，以便于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均被邓演达拒绝。 1927年3月19日，邓演达应邀出席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第12次会议，期间蒋介石派心腹曾扩情从南昌抵武汉，再一次劝说邓演达放弃自己革命立场，事实上这也是蒋介石在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最后一次拉邓演达，但为邓演达所拒绝。 随着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屠杀革命党人与工农群众，汪精卫集团操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由陈公博、陈克文取代邓演达，出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农民部部长等职务。 邓演达随即遭到通缉，不得已之下，只好化妆成为检查电线的工人，乘苏联顾问的火车前往苏联。 尽管邓演达并未参加南昌起义，但在起义之后，邓演达仍然当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 邓演达虽然之后很多年的时间，均旅居国外，但始终关注着国内的形势发展，并在海外成立“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会”，并积极联络了一部分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在上海成立了“黄埔革命组织会”，积极从事革命运动。
图|南昌起义 长期旅居国外的邓演达，深知国内革命，绝不仅仅是因为一个蒋介石、一个汪精卫等人的问题。 1931年1月5日，邓演达发表了《南京钦定的国民会议和我们所要求的国民会议》的文章，文章深刻地指出：要推翻现时买办阶级与豪绅地主的联合政权，只有待决定于为建立平民政权而斗争的革命行动而努力。 邓演达在上海开办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干部训练班，以便培养反蒋力量。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秘密前往上海，参加干部训练班在上海举行的结业典礼，为了防止泄密，当时参加的13人一律许进不许出，午饭后，邓演达登台演讲，直至下午3时被一拥而入的英租界巡捕抓捕。第二天便被押解到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 邓演达被捕的消息，立刻便引发了轰动，蒋介石当时正远在南昌指挥第三次对红军的围剿，闻讯后立即从南昌赶回上海，并下令给张群、王懋功，将邓演达迅速押解至南京。 考虑到人才难得，蒋介石一开始还没准备要杀邓演达，而是派出心腹陈立夫去劝说，但被邓演达严辞拒绝。 蒋介石后来又以私人关系的名义，托段锡朋找到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三党）领导成员谢树英，并对他说：“邓演达已到南京，你们做的事情我们全都知晓，我今天特意来只是想请你亲自写封信，劝邓先生和蒋先生合作，这样一来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许诺邓演达，只要肯合作，保举他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或参谋总长的位子，又被邓演达严词拒绝。 蒋介石没有办法，只好亲自出面劝说。 “别人反对我，还有话可说，你我是多年朋友，有什么不可以讲清楚？你应该同我合作嘛！”
图|蒋介石 尽管蒋介石言辞恳切，但邓演达依旧不为所动：“只要你听取我的意见，不违背中山先生的意志行事，我当然肯同你合作。”蒋介石又说：“我是按总理的意志行事，但汪兆铭，胡汉民他们与我釜底抽薪，使我铲除共产党的计划一再落空。日本人又在大举进攻，难道你毫无感触？”邓演达冷笑一声：“要谈感触，当然有，要不是你连年内战，排斥异己，民穷财尽，日本敢这样猖狂么？” “你不同我合作也没关系。”蒋介石放低姿态又劝：“只要你不再写攻击我的文章，你可以出去。” 邓演达瞪了蒋介石一眼：“我写什么文章，不是我邓某人要写，是中国人民要写。” 一席话气得蒋介石火冒三丈，拂袖而走，临走时撂下一句话：“你要是想通了，就来找我。” 没过多久，蒋介石又派人传话：现在日寇深入，大敌当前，理应捐弃前嫌共赴国难，他想要邓演达公开声明取消临时行动委员会，并提出要任命邓演达为剿总副总司令。可邓演达不为所动： “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国为民，主张绝不改变，个人绝不苟活！” 1931年11月29日深夜，蒋介石命人将邓演达枪杀于南京麒麟门外西村附近的沙子岗，邓演达被害后，很长一段时间不为人所知，一直到12月中旬，宋庆龄亲赴蒋介石官邸时，才从蒋的口中得知了事实真相。
图|宋庆龄 对于杀害邓演达一事，蒋介石并不后悔，对邓演达，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中国有两个人可以取代他，其中一个已经被他所杀，这个人就是邓演达了。 邓演达在黄埔系学生以及将领中，影响是非常大的，陈诚就曾上书蒋介石，希望能为老友求情，邓演达被害后，陈诚几度想要辞职，称“上无以对总司令，下无以对恩友”，蒋介石再三劝说，这才作罢。 总而言之，邓演达遇害，对于中国革命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一个投机分子 1931年11月29日，邓演达遇害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随即转入地下，前后几次易名，到1947年2月3日，宣布更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原总联络人章伯钧先生，出任农工党主席。 邓演达与参加干部培训班的同志被捕以后，也在分析是如何暴露信中的，按说位于上海英租界，本身地址也很隐秘，参加成员人数也不多，只有13人，为保密起见，事先这些人都不知道邓演达要去，而且会场下达了严格规定，参会人员一律许进不许出，一直到吃完午饭下午3时，邓演达登台讲话，随即被冲入的英租界巡捕逮捕。 怎么会那么巧？ 与邓演达一同被捕的罗任一忽然想到了一个可能：“有一个人离开了现场，他没有被逮捕。“ “是谁？”邓演达问了一句。 “陈敬斋。” 尽管后来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但包括罗任一在内的12人，经宋庆龄、冯玉祥营救于1932年出狱，狱中这一番分析，也随即被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人知晓。 可当一行人到了陈敬斋老家景德镇后，并没有找到他，于是复仇的想法只能暂且先放下。
图|谭平山1926年时照片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改称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后，这件事也成为所有农工党人的最迫切想要完成的一件事。 那么，陈敬斋究竟躲到了什么地方呢？ 要想知道陈敬斋躲在哪里，就要先知道他的为人。 准确地来说，陈敬斋只是一个混入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 陈敬斋在卫生学校求学期间，为人品性就不端，混入革命队伍以后，现实在广州国民政府政治编辑部月刊当了一名编辑，后来又被调入黄埔军校军医部，第三军攻克南昌后，陈敬斋又调任到了检察厅当了检察官。 1927年3月，陈敬斋在江西工人部当秘书时，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可次月，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本来意志就不坚定的陈敬斋当即躲回到老家，为获取政治上的利益，陈敬斋又于1928年加入了谭平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本来是为了攀附高位，可没想到的是，邓演达于1930年以中华革命党为基干，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陈敬斋又害怕了，几年前屠刀悬颈的日子让他心有余悸，为此陈敬斋开始消极怠工，有关人员注意到了他的思想变化后，开始对他保密，重要的工作也不再安排给他。
图|王懋功，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 尽管当时所有人几乎都注意到了陈敬斋的变化，可却没来得及将此人踢出革命队伍，并最终导致悲剧发生。 1931年3月，邓演达派陈敬斋赴上海工作，在花红酒绿的世界里面，陈敬斋逐渐地迷失了自己，加上当时蒋介石出巨资悬赏捉拿邓演达，陈敬斋萌生了出卖邓演达，换取巨额赏金的想法。 陈敬斋写了一封告密信，送到了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尽管当时邓演达与蒋介石存在政治分歧，但大多数人均不愿意插手这件事，当时警备司令部熊式辉收到信以后，根本不愿意理会，他将信转给了上海市市长张群，接着张群又将信转到了江苏省主席王懋功手中。 王懋功一开始想着，先向蒋介石汇报一下，没想到的是这件事被江西省政府委员王柏龄知道了，王柏龄是蒋介石铁杆，当年在黄埔时期，就与邓演达有矛盾，一听到有这个消息，十分热衷于此事，立即着手布置与陈敬斋联系，并商量如何抓捕邓演达。 特务利用约定好的暗号取得了与陈敬斋的联系，准备等陈敬斋一送出消息，就立即实施抓捕。 与此同时，邓演达准备派陈敬斋到福建，陈敬斋一开始并不愿意，后来为了探听邓演达的行踪，假意答应去福建，并提出去之前想要见见邓演达。当时临时行动委员会准备8月17日在上海召开干部训练班结业典礼，邓演达也要出席。 负责人罗任一不疑有他，于是便告诉陈敬斋：“等训练班结业仪式结束，你留下来，邓演达要找你谈话！” 陈敬斋一听大喜过望，假意询问：“邓演达今天要来吗？” 尽管罗任一没有正面回应，但他的话无疑给了陈敬斋一个关键的信息，那就是邓演达会在这一天亲临结业典礼现场。
图|王柏龄 到了下午，陈敬斋果然发现，邓演达来到了典礼现场，于是假装肚子痛，将消息卖给了特务，邓演达随即遭到逮捕并杀害。 即便陈敬斋在这件事上“立下赫赫功劳”，可特务们对他可并不会很客气，事后只给了他2000大洋赏金，就连事先约定好的出国留洋，也没能成行，失落的陈敬斋又回到了老家景德镇，与人合伙开瓷器厂度日。 真凶落网 陈敬斋出卖邓演达以后，哪怕已经过了20年，农工党人始终记得这一深仇大恨。 1949年11月，农工党召开全国会议，通过了“逮捕叛徒陈敬斋归案法办”的提案，周恩来与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也给予了这一行动大力支持。
图|章伯钧 尽管时隔多年，陈敬斋始终下落不明，但农工党人十分肯定的是，陈敬斋一定是躲在老家景德镇的，1050年1月24日，农工党主席章伯钧迅速将这一消息告知了罗瑞卿，罗瑞卿火速下令，要求江西省公安部门迅速出动，查访陈敬斋的下落，农工党也派出了江西省委的陈其勋配合公安一起办案。 陈其勋是农工党老人，对陈敬斋十分熟悉，他配合当地公安部门走访了半个多月，又查阅了相关的户籍档案，最终才查清楚，原来陈敬斋早已改名为“陈福林”，是景德镇利兴福瓷器厂的老板。 1950年3月8日下午，公安人员化妆前往利兴福瓷器厂找老板：“我们有大生意要谈。” 一个五十来岁、戴着眼镜儿的中年人走出来询问，公安人员趁其不备，将之拿下，当从公安人员口中听到“陈敬斋”三个字时，眼前这个中年人如同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周恩来得知真凶落网后，十分高兴地对身边的人说：“和他算账的时候到了。” 尽管陈敬斋已经被抓捕归案，但对调查并不准备配合。
图|周总理 面对公安人员审讯，陈敬斋拒不承认自己罪行，反而将一切罪责推给了“第三党”领导成员王枕心，声称是奉了王枕心的命令，并捏造了许多细节，企图浑水摸鱼。 审讯工作进展非常缓慢，加之时隔20多年，许多的细节根本无从考证，农工党以及公安部只能将一切呈文给周总理。 1950年3月31日，周总理了解了案件经过后，于当天晚上发电给江西省委： “谋害邓演达之案犯陈静斋，如已转解南昌，请告该地将其案情迅速弄清速报，以便处理。” 许多当年知情人，如罗任一等一些牵连在内的农工党人，迅速将当年实情写下材料，为弄清整个案件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在事实面前，陈敬斋无奈地低下了头颅，表示是因为当年对革命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才做出了这件事情。
图|邓演达墓 案件事实弄清楚以后，1950年6月16日，蒋光鼐、蔡廷锴专门致信给农工党主席章伯钧，要求对凶手陈敬斋明正典刑。 1950年6月19日，陈敬斋被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时隔20多年，邓演达遇害一案最终真相大白，想来牺牲的人泉下有知，必然也会感到欣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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