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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周总理指示抓捕景德镇一瓷器店老板:到跟他算账的时候了

 文史鉴赏 2022-02-24

1931年11月29日深夜,南京麒麟门外西村沙子岗的路边停着一辆车,从车里下来了一个端着轻机枪的人。

这人下车后朝着车里说汽车抛锚了,得先出来等修好才能前进。说着,一个看起来饱受折磨的人从车上走了下来。

等这个人刚走到路边,就被之前那人一脚踹到草丛里,随后,有好几发子弹穿透了他的身体……

19年后,新中国已经成立,国家总理周恩来一手摩挲着下巴,一手拿着一份文件仔细审阅。看完了整份文件之后,他头也不抬地问:“确定是他吗?就藏在景德镇?”

在得到一旁工作人员肯定的回答之后,周总理点点头,说:“到了跟他算账的时候了。这一次,说什么都不能放跑了他。”

周恩来

周总理口中的“他”是指谁?是不是19年前深夜那个开枪的人?

上世纪三十年代时局动荡,因各种原因牺牲性命的人不计其数,而从周总理的语言上来看,这件事他分明记了很多年。那么被杀的人究竟是谁?他又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残忍杀害的呢?

一、光荣的革命者

那个在1931年11月29日夜里被杀害的人叫邓演达。不熟悉那段历史的人对这个名字可能比较陌生,那么如果提起黄埔军校呢?在国父孙中山先生筹备创办黄埔军校时,邓演达就是筹备委员会的七名成员之一。

邓演达

于1895年出生自广东惠州的邓演达,在少年时期就清楚地见识到了清廷的腐败和国家的积弱,也就因此生出了一颗立志报国的赤子之心。

在他14岁时,邓演达以优秀的成绩进入黄埔陆军小学,因为脑瓜子聪明、思想上也很积极,学校校长邓铿就把他发展进了同盟会。

此后的邓演达分别在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管学校就读,毕业之后参与到辛亥革命中。还因为坚决拥护革命的主张得到了孙中山的赞赏。

邓演达(后排右一)

在陈炯明叛变革命的时候,孙中山深刻意识到只有革命党却没有革命军是无法成事的,于是开始着手创办黄埔军校,蒋介石成了黄埔军校的校长,周恩来就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而邓演达则以训练部副主任和教育长的身份进入黄埔军校任职。

由于曾在1925年时前往德国留学,彼时周恩来、朱德也在那里,邓演达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26年3月,蒋介石人为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他的这种做法让邓演达大为愤概,开始在公开场合发表对蒋介石的不满。

身位校长的蒋介石自然不容许学校中出现反对自己的声音,就把邓演达分配到黄埔军校潮州分校。

蒋介石

同年,邓演达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参加了北伐战争。在北伐战争开始不久之后,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并把这件事交给邓演达去做。

但没过多久,蒋介石又与李宗仁等人召开了庐山会议。邓演达在工作的过程中逐渐发觉到蒋介石搞独裁分裂的野心,就告诉其他人:“他蒋中正这么做,根本就是想将黄埔军校经营成他自己的,给他一个人造军队。”

邓演达的预感在不久后灵验了,次年4月,蒋介石通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将国民党变成他自己的党。

在那之后,邓演达开始在报纸上公开抨击、谴责蒋介石的罪行,与宋庆龄女士、恽代英、董必武等人联合起来,开展了一系列的“反蒋”活动。

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汪精卫也在此时公然叛变革命,以血腥手段大肆镇压革命人士。

汪精卫

局势变得越来越不利,无奈之下邓演达只得离开中国,前往苏联学习,这一走就是三年。在这三年期间,邓演达也并不是只呆在苏联,他曾前往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一边旅行一边考察。

三年之后,邓演达于1930年5月秘密回到上海,私下联络国民党中的左翼人士,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这是有别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第三党”,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推翻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将孙中山先生未竟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蒋介石自然不会允许“第三党”的出现,因此开始疯狂打压第三党的活动。

但邓演达做事十分谨慎,到次年的上半年,他领导的革命运动已经有了一定的组织规模和兵力,而且在社会上也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这时候蒋介石坐不住了,派出心腹王柏龄悬赏缉捕邓演达。

邓演达

身边的同志们劝邓演达到香港或者日本躲避,但都被邓演达拒绝了。

他说:“要革命就要反帝,焉能违背民意去寄帝国主义篱下?何况帝国主义者同蒋介石一样,到那里以后,他们对我即不明捕,也会暗杀的。而且指挥这么大的一件事,不在国内不行。我们领导革命,不能只顾自己安全,让人家牺牲呀!

那年的8月17日,江西起义干部培训班在上海结业,邓演达秘密来到培训班所在的上海愚园坊20号,还做了一些额外的布置,要求结业典礼结束之前不能有人离开。

下午4点,邓演达正在学员们面前痛陈蒋介石的罪行,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警察和英租界的包探们突然冲了进来,要围捕学员们。

邓演达雕像

为了保护大家,邓演达当时就高喊:“我就是邓演达,不要牵连别人!

但是没有用,那些人完全不听他说话,包括他自己在内,一共有将近四十人被逮捕。

蒋介石得知邓演达被捕,大喜过望,但他是没法动邓演达的。邓演达作为黄埔军校和国民党中的元老级人物,影响力非同一般。

公开审判邓演达师出无名,直接杀掉邓演达等于自毁根基,想来想去,也就只能软化了。

青年邓演达

蒋介石手下的幕僚陈立夫、戴季陶、何应钦等人轮番向邓演达游说,许以高官厚禄,奈何邓演达是个真正的革命者,认为他们完全走上了与革命相反的方向,把他们骂得狗血淋头。

后来即使是蒋介石本人去说也不好使,邓演达面对蒋介石的时候完全不留一丝情面,句句诛心,把蒋介石骂得下不来台。

软化不了,就只能偷偷杀掉了。

蒋介石的侍卫长王世和负责做这件事,在1931年11月29日那个月黑风高的晚上,王世和带了几个卫士假意转移邓演达。

在车开到沙子岗的时候,王世和授意司机停下来,然后他自己跳下车装模作样地看了看,对车里的邓演达说:“车子抛锚了,暂时走不了,下来透透气吧。”

邓演达不疑有他,从车里下来来到路边。突然,他感到冷不丁从身后突然传来一股大力,随后他整个人扑进路边的草丛里,紧接着背上就绽开了十几处血花……

一位优秀的革命者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二、无耻的变节者

按理说邓演达行事谨慎,而且在之前的活动中蒋介石也曾经想方设法地找过他,但未能如愿,这就说明他之前对付蒋介石的方法是没有错的。

这样说来,最后一次之所以被捕,只能是因为人员内部出了问题。就像那句老话:最坚固的堡垒总是从内部被攻破的。

黄埔军校

事实也确实如此,彼时第三党的队伍里有一个叫陈敬斋的人。此人在景德镇长大,也曾在黄埔军校中读书,是黄埔军校的四期生,说起来还是邓演达的学生。

在学有所成之后,陈敬斋曾经在广州国民政府中央军事政治月刊编辑部和黄埔军校军医处任职。

1927年的时候,他加入过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发动政变以后,陈敬斋立即先露出小人嘴脸,马上逃回了家乡。

但他不愿意在家乡艰难地生活一辈子,于是在次年经王忱心介绍加入第三党,可没过多久又因为性格散漫触犯了纪律而被停职检查。

这人从小家境不错,没吃过太多苦,玩心非常重人还好色,不仅人品不怎样,生活作风也腐化得厉害。当时熟悉他的人都称呼他为“窑公子”,意思是说他有点钱就去青楼花天酒地去了。

繁华的旧上海

但在黄埔军校就读的经历多少对他也算有点用处,他在1931年4月来到上海、见到邓演达之后,发表了一番高谈阔论。

这让邓演达以为他多少有些理论水平,于是委派他负责地下机关文件整理和分发的工作。

景德镇的条件跟上海自然不能比,陈敬斋很快就被五光十色的上海迷花了眼,有空就去舞厅、青楼找乐子。

那些声色犬马的地方可不便宜,他那点钱根本不够他挥霍,于是就经常伸手向邓演达要补贴。邓演达给过他三次钱,第一次一百元,第二、第三次都是八十元,结果他拿了钱转头就奔着青楼去了。

知道他是拿钱做这个,邓演达后来再没给过他钱,于是这人就开始消极怠工,本来就不怎么正派的人这下直接摇身一变,成了第三党里的一颗老鼠屎。

老上海最大的舞厅:百乐门

这种家伙自然是不适合留在上海工作的,甚至应当开除出队伍,但邓演达在再三思量过后,还是决定派他去福建,再给他一个机会。

陈敬斋肯定不乐意,一开始的时候怎么样都不接受,但没过几天,又表示服从组织上的安排。

忙于其他工作的邓演达疏忽了陈敬斋前后不一的转变,没有追究他想法变化的深意。其实当时稍微多关注一下报纸就能看出些许端倪——蒋介石悬赏20万大洋缉拿邓演达,这则消息在上海的很多报纸上都出现过。

至于陈敬斋?他对革命哪有什么理想,只要有钱,干什么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而他恰好就在报纸上看到了这则消息。

在同意了组织上对他的调动之后,陈敬斋表示临走之前想最后见一次邓演达,而邓演达也答应了,告诉他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青年邓演达

稳住了邓演达,陈敬斋以钟春岑的化名向蒋介石寄出了一封平信,信的内容是这样写的:“我是第三党党员,邓演达已经回国,现正在上海活动,组织异党。

如有需要于我者,请速派人前来联系,唯愿给以经济上的援助和政治上的掩护,并希能资助出洋。接信后请用登报寻人的方式,定下接头地点。”

没过多久,上海的《时事新报》登出了这样一则启事:“岑弟如唔,弟寄家中之信已收到,一切均可照办。父亲特着兄来沪寻弟,望于见报后即来西藏路一品香旅社七号与林品石君一晤为盼。兄昌白。”

一品香旅社很好找,当陈敬斋敲开七号房的房门时,里边五个面容精干、穿着考究的人正在等着他。其中一人开口问到:“你就是钟春岑?”

“是我。”陈敬斋点点头。

“委座收到了你的消息,邓演达现在在哪里?”

“我约了他在去福建之前最后见一面,现在还在等他们通知我,收到通知后我会马上通知你们。”陈敬斋对答如流,随后又问:“那二十万大洋,是实打实的大洋吧?”

“事情还没办成,就想要钱?”对方见他无利不起早,有些不耐烦:“捉到邓演达之后,要什么党国都能给你。”

“那就好。”

随后陈敬斋又多次和这帮特务碰面,谋定了抓捕邓演达的每一个细节,期间特务们还旁敲侧击地从陈敬斋那里套了些关于邓演达和第三党的信息,对比之后发现眼前这人确实是第三党中的人员,也就不再做多余的试探,向上申请了“拘捕证”。

中统特务们的办公楼

1931年8月16日,陈敬斋等到了一个盼望已久的通知。让他去愚园路愚园坊20号任援道的私宅参加结业典礼,典礼之后邓演达会和他谈话。

陈敬斋如期而至,没过多久就借口肚子痛偷偷跑出来,本来结业典礼是不允许任何人出来的,但他陈敬斋在青楼欠钱的时候经常用这招跑路,演技磨砺得炉火纯青,成功骗过了在场的人。

跑出来的陈敬斋来到事先和特务们约好的接头地点,见他身后无人,特务们围上来问他:“邓演达在不在里边?”

陈敬斋点点头。

几乎是在邓演达被捕的同一时间,陈敬斋就被中统带到南京特务机关,秘书长叶秀峰已经在这里等着他了。然而叶秀峰的第一句话就让他愣在了原地。

叶秀峰说:“二十万没有,可以给你一万。”

三、叛徒服法

叶秀峰

陈敬斋闻言傻了,片刻后朝着叶秀峰大吼:“你们说好是二十万的,现在一万元就想打发我吗?”

叶秀峰不动声色:“你想怎么样?”

陈敬斋漫天要价:“我要去美国留学,或者给我五万大洋。”

叶秀峰坐地还钱:“一万大洋,留下来给党国工作,二选一。”说完掏出腰间的枪慢慢摩挲着,根本不看陈敬斋。

陈敬斋方才的气焰瞬间萎了下去,嘟囔着:“一万就一万吧……”

中统方面先是给了他500元,过了几天又给他1500元,到9月1日那天,侦缉队长邓警铭又给了他6000元,说:“你的钱都给你了,那2000我拿去上下打点关系了,不然你可能都出不去中统大门。”

和叶秀峰不同,邓警铭是个满脸横肉、眼神阴鹜的人,陈敬斋不敢跟他叫板,灰溜溜地拿了钱离开中统。

至于邓警铭说的“打点关系”,那不过是糊弄人的鬼话罢了。

8000元大洋也足够陈敬斋挥霍一段时间了,他找到一个以前在窑子里的老相好。一边挥霍无度,一边在注意着邓演达被捕以后的消息。

过了一段时间,陈敬斋发现一切都是那么风平浪静,在心里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次年3月的一个早上,陈敬斋在居所里的水井旁刷牙,大门没关,一个男的走了进来,大喊一声:“陈敬斋!”

陈敬斋慌忙转过身来,恰巧看见对方手枪中爆发出的火花,他只感到头部一痛就应声倒地……

枪声惊动了其他人,一个有几分姿色、看着像是刚刚起床的女人不知道从哪冲了出来,和开枪的男人扭打在一起。

女人肯定打不过男人,她只是想缠住他,因为旁边没几步远就是当地保安团团长的家。保安团团长在家里养了三四个持枪的伙计,等他们来了,这大清早行凶的男人铁定走不了。

男人敢来刺杀肯定也提前调查过,自然不能让这女人如愿,一脚把她踹倒在地,随后拔腿走出大门,屋外男人的同伴看着不远处持枪跑来的几个人,只对他说了三个字:“分头走!”

等到中午的时候,两个人分别甩脱身后的尾巴,在城外预先约好的碰头地点碰面,见面以后的第一句话是:“成功了?”

开枪的男人说:“我朝着他头打的,一枪下去他头上流血趴在地上,应该是成功了。”

“你怎么没补一枪?”他的同伙有点急。

“那女的一直缠着我,保安团养的几条狗也过来了。”言下之意是补枪必须先解决那个女人,但这样一来可能大家都走不了。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这两人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派出的义士高岩和杨应龙,此行就是为了刺杀陈敬斋。其实早在邓演达被捕之后,与他一同待在狱中的同志们就已经合计出陈敬斋就是内鬼,就马上把这个消息传递了出去。

只是,这次刺杀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子弹只是擦破了陈敬斋的头皮。

不过这次刺杀也吓破了陈敬斋的胆子,他不敢托大,收拾好仅有的银钱回到景德镇龟缩起来,跟人合开了一家瓷器厂。

如今的景德镇瓷器店

时间一晃就到了1950年,原先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已经改旗易帜,成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时任党主席的章伯钧和副主席的彭泽民向公安部报告,要求江西公安部门缉捕背叛邓演达的叛徒陈敬斋。

此事经公安部长罗瑞卿之口传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听完罗瑞卿的汇报后,对此也十分重视。

罗瑞卿亲自部署了这项工作,将工作内容及领导的重视下达给时任江西公安厅长的王卓超,王卓超立即联系了浮梁行署公安处的田平,交待田平认真督办此事。

首任公安部长罗瑞卿

尽管时间已经过去将近二十年,但这种事情根本难不倒田平。他在仔细分析过农工党提供的情报之后,迅速锁定了嫌疑人的年龄范围和过往经历,而且还突出了一点:嫌疑人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

结合这些信息,专案组人员在经过户籍排查之后,迅速锁定了一个叫“陈福林”的中年人,此人名下有一家瓷器店,早先有过在上海生活的经历,而在日常的言行中也表现出一定的文化素养,是当地群众口中“见过世面”的人。

专案组立马前往缉拿陈福林,一开始这个名叫陈福林的中年人还百般抵赖,拒不承认自己是陈敬斋。

但在专案组人员摆出铁证、又请出章伯钧等人核对陈福林的外貌,确定他就是陈敬斋之后,“陈福林”终于低下了头。

但是,他又罗织措辞,妄图歪曲事实,减轻自己的罪责。再加上此案已经过去多年,许多问题一时很难了解清楚。

于是章伯均等人又一次致函周恩来,称:“此种破坏革命出卖领袖之叛徒,自应依法处刑,以张人民法典”。

周恩来看到呈文以后,立马批示,要求江西“将其案迅速弄清速报,以便处理”。

不久后陈敬斋被押送到北京,与他一同被押上军事法庭的还有当时敲诈他2000元的邓警铭。在军事法庭最后一次针对陈敬斋的开庭中,对陈敬斋的进行了如下判决:

“陈敬斋,江西都昌人,53 岁。该犯变节投敌,勾结蒋匪杀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领袖邓演达,应处以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财产没收。”

时隔19年,这个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第一叛徒终于迎来了他应有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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