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夙慧天成的“神童”引来的复杂观感似乎在古今同样适用，中国古代对儿童的关注和记录，正是从这群天资颖异的神童肇始。史籍对神童的早慧事迹的相关记载，一方面直接说明了社会文化视野下的神童判定标准和选拔制度，另一方面则彰显了时人对夙慧儿童持有的认知态度和价值取向，其中包括了社会家庭、蒙养教育对神童智识的推崇，也有对其成人后泯然无成的遗憾，乃至不幸殇亡的无奈感伤。从中可以折射出以神童为代表的儿童群体与启蒙教育、科举制度、社会心态等多方面的真切联系和复杂形态。对天才儿童的推崇，绝非是现今社会的独特现象，古代亦如此。先秦时就有甘罗十二岁当宰相、子奇十八岁治阿县的传说。汉朝史籍传载中“神童”的事迹越来越多，一些我们熟悉的历史人物，大多是在童年时期就已经声名远播。比如汉武帝时著名的经济学家桑弘羊，十三岁就因为善于心算被引入宫中；两汉之际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汉书》的作者班固，九岁就擅长撰写各类文章；汉末著名的儒学家郑玄，八九岁就能“下算乘除”。也许从我们现代人看来，孩子即使不参加任何早期教育，到了六七岁也要上小学，学习语文、数学，八岁会算数，九岁会作文再平常不过。但这是在古代，要知道按照《周礼》《大戴礼记》等儒家经典的规定，古代孩童一般八岁“龀年”左右开始掉牙齿，此时才开始接受识字、书法、方位、时序、礼节等基础教育。《论语》里孔子自称“十有五而志于学”，孩童通常要满十五岁才开始正式学习儒家经典。而乘除算数和文章写作等技能，本来就不属于通常规定的教学内容。在大多数人都是八岁识字，十五岁读经的情况下，那些八九岁就能写作、算乘除的孩子，自然在一般孩子中间鹤立鸡群。功利主义对儿童与儿童教育的影响在两汉时期非常明显。秦汉时期，经常有“生子不举”和弃婴现象频繁发生，汉代之后，求取功名成为父母对孩子的主要期望。“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当时，民间儿童教育已经形成了“幼童入小学”“成童以上入大学”的模式。汉代童蒙教育的第三个主要特点是鼓励勤学苦读，并树立了许多好学、品德高尚的儿童形象。成人以儿童苦读书为荣，鼓励儿童求取功名，“锦衣归故里”。若是儿童能够像小大人一样言行，更是被视为“神童”加以颂扬。如八岁出于书馆的王充，在《论衡・自纪》中自陈自己的求学历程，树立了自己“少有勤学之志”的形象：建武三年，充生。为小儿，与侪伦遨戏，不好狎侮。侪伦好掩雀、捕蝉，戏钱、林熙，充独不肯。诵奇之。六岁教书，恭愿仁顺，礼敬具备，矜庄寂寥，有巨人之志。父未尝笞，母未尝非，闾里未尝让。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充书目进，又无过失。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所读文书，亦日博多。“神童”的说法大约也是汉代首创的。《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论》关于扬雄的赞颂之辞中，有这样的文句：“雄子神童乌，七岁预雄文。年九岁而卒。”两汉“神童”事迹除了多体现为儿童的博学外，更多则言其机辩不输于成人。《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说曹丕“年八岁，能属文”。《太平御览》卷八三五引《徐邈别传》说，徐邈“岐嶷朗慧聪悟，七岁涉学，诗赋成章”。也是类似的情形。自此以后，有关神童的记载逐渐开始内卷。《后汉书·冯衍传》“(冯)衍幼有奇才，年九岁，能诵《诗》”，《后汉书·范升传》“(范升)九岁通《论语》《孝经》”，《太平御览》卷三八四引《东观汉记》“张堪字君游，年六岁，受业长安，治《梁丘易》。才美而高，京师号曰圣童”。更有甚者，还有《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裴松之注引其母传说：“(钟会)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十四诵成侯《易记》，十五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这钟会“年四岁授《孝经》”，堪称当时的“卷王”了。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士族大家为了给子孙创造好的前途，都会竭尽所能让子女成为“神童”，以便让他们早日得到当权者的注意，在察举征召中获得先机，因此“神童”展现出来的才能，大都是当时社会中要求精英士人掌握的能力“量身定制”的。从汉代到西晋，士人最为重视的就是经学修养和道德品行，因此那时的“神童”大多表现为对儒经熟读通解，对亲人恪尽孝道；到了两晋南朝，清谈和文学能力成了上人社会中新的精英评价标准，此时“神童”的主要表现就又变成了应对机警、文辞敏捷。其中，又以文辞敏捷的“神童”最为常见。翻阅两晋南朝的历史典籍，关于历史人物幼年即能作文的记载超过了六十处，主人公展示文章才华的年龄呈现出不断提早的态势。例如班固九岁会写文章，在汉代是早慧的典型，但到了晋代以后，八岁“入小学”之前就已经能够赋诗作文的“神童”大有人在。比如西晋著名文人“二陆”之一的陆云，“六岁能属文”；经历宋齐梁三代的著名文人、“江郎才尽”的主人公江淹，“六岁能属诗”，南齐时代著名文人集团“竟陵八友”中的范云、任昉都是“八岁能属文”；梁代的第二代皇帝简文帝萧纲“六岁便属文”，到了七岁便对写诗产生了强烈的爱好，自称“有诗癖”；他的弟弟梁元帝萧绎也是不遑多让，自称“六岁解为诗”。与他们相比，九岁才会写文章的班固反而望尘莫及了。读到这里，跟我一样是三岁左右儿童的父母，是否有历史重演之感？现如今的我们也是如此。在我们的朋友圈里，一岁半背诗百首，两岁英语交流畅通无碍，三岁弹钢琴写毛笔字，内卷的年龄越来越提前。再这样下去，或许几年后，2岁孩童说不定要精通微积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两晋南朝，能够写诗写文的士人通常会备受推崇，因此父母会更加用心地发掘和培养孩子的文学才能。根据梁朝文学批评家钟嵘在其诗学名著《诗品》中的说法，在当时社会中的尚文之风的影响下，高门士族的子弟纷纷“终朝点缀，分夜呻吟”，而幼小的孩童则是“裁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晋朝以后“文学神童”爆炸式增长的局面，同现在人们疯狂追求孩子的英语能力可谓异曲同工。自秦汉时期始受关注的神童和神童观念，经过唐、宋童子科的统合和传播，社会影响力日益凸显。由于童子科同样具有改变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的科举管道功能，因而自唐以来的传统社会充满了对儿童早达、夙慧的企慕和憧憬。两宋时期神童的桑梓之地，为其打造神童坊一事已屡见不鲜。东汉顺帝时，尚书令左雄改革察举制，限年试才，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并严加考试。但同时又奏请“召海内名儒为博士，使公卿子弟为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禄。及汝南谢廉、河南赵建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经，雄并奏童子郎”(《文献通考》卷三五《选举考八·童科》)。自此，通经童子，可以以“童子郎”名目征召入仕。但实际上，此后数百年间，仅有臧洪、黄琬、司马朗等数人得拜童子郎，真可谓凤毛麟角。至唐朝，童子科与进士、明经等科并列为“岁举之常选”，成为科举常科的主要科目之一，但它其实是明经科的变形。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年)四月二十五日敕令：“童子举人，取十岁以下者，习一经兼《论语》、《孝经》，每卷诵文十科，全通者与出身，仍每年冬本贯申送礼部，同明经举人例，考试迄闻奏。”(《唐会要》卷七六《童子》)就是说只要是十岁以下的儿童，熟读经书，就可以参加童子科的科举考试，中第者即可获得出身资格或授予官职。如被誉为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华阴人，显庆六年(661年)举神童，授校书郎”(《登科记考》卷二)。唐朝中期最著名的理财家刘晏“年七岁，举神童，授秘书省正字”(《旧唐书》卷一二三《刘晏传》)。事实上，唐代神童举的授官情况较为复杂，主要原因可能是吏部对童子科取士的授官标准还没有明确的规定。唐代童子举登科后，一般都授官，如刘晏、吴玄通、刘日新等，都在登第后便授官；有童子登第者到弱冠才授官的，如裴耀卿举童子科后，弱冠才授官；也有登童子举后，未见授官，再举制科而授官的，如王丘。童子科出身者授官后，由于其年纪尚轻，一般都会参加制举或吏部科目选，以加快其入仕进升的速度，如刘晏、韦温、吴玄通等，都分别应过制举或吏部科目选。唐代童子科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设立后曾有过几次反复。大致在唐王朝存在的近三百年里，有数次被暂停整顿的现象，所录取的人数也是屈指可数。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于神童的确定难度越来越高。童子科在宋代也经历过几次停罢，但多数时间都得到实行，且在南宋中期较为制度化。童子举的选拔程序一般为州郡推荐、国子监初试、中书省复试、皇帝亲试。考试内容以背诵儒家经典为主，兼及诗赋等。正式录取者授官、赐出身，另有免解、赏赐绢帛等奖励办法。并且宋代对于女子、宗室外戚也实施过童子举，这极大地促进了当时文化教育的普遍发展，特别是对于鼓励幼童习字学文、读经习礼、吟诗作赋和儿童早期智力开发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童子科脱离社会实际的选拔办法，也影响到社会所需真正实用人才的脱颖而出。加之，童子举主要是按通经的多少来确定录取与否，比较偏重于死记硬背，而许多中举者，一旦得第，就不再刻苦学习，致使早熟幼童，最终都泯然众人，这对于教育进步和个人成长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重大的损失。明代在科举考试中专设童子科，并对所举幼童实行“课业廪给之制”。据《续文献通考·选举考·童科》记载，“凡各处举到幼童，奉旨送院读书，习字者，月给食米，内阁稽考课业。俟有成效，奉请擢用。其愿科举出身者，听。”在这里不仅仍然延续了天子亲试的传统，而且对在学校里学习的童子给予物质上的保证。明代天子亲试的神童选拔方式，与唐宋渐趋常态化的考核不同，官方的此种处理态度，使得通过资格审查的儿童显得凤毛麟角，因而也备受瞩目。可以说，这些曾目睹天颜、耳听纶音的儿童以及他们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人生履历等，是众说纷纭、聚焦视线的热点话题。从年龄上看，获举荐的神童从四岁到十二岁不等；地域的分布以当时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主；他们中大部分被着重记录的特征是善于书写，应对有礼。父祖辈的人际关系和官场声名的积累，才得以使神童之名上达天听，更有甚者可直接获得恩荫为官的机会。退一步讲，尽管是普通的士人家庭，其所能提供的物质条件和教育氛围，亦能促使其天资聪慧的子弟尽早接受正规完整的教育，参加科举考试，从而实现早达。及至清代，童子科废除，“童试”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性考试，完全与地方官学教育结合在一起。谈到当时的儿童教育，还不妨说说《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二十四孝图》等蒙学读物。它们都以宣扬忠孝伦理为基本内容，其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当数《三字经》。这是旧时一部流传甚广、家喻户晓的启蒙读物，也是我国古代蒙书保存下来的最完整、成书较早也是影响最大的儿童启蒙识字教材，开创先识字、后读书的集中识字教学法。通行的《三字经》相传是宋代学者王应麟编著的，后来一般都采用此说，明、清学者又陆续做了增补。《三字经》全书380句，共计1140字。书的一开头就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在这一千多字的铺排中涉及神童事迹共六例，对稚龄儿童传达的教育意图和价值导向鲜明。《三字经》流传很广，是风靡全球的华夏八大古籍之一。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将《三字经》选入该组织编辑出版的儿童道德丛书，向全世界推荐。《三字经》把孩子活泼生动看做孟浪无聊、糟蹋时间：“勤有功，嬉无益”，努力塑造勤奋、好学的小大人形象，代表了传统中国观念中对儿童文化与童年的压制。活泼、好玩的儿童天性受到严厉的管束。成人恨不得这些孩子的童年越短越好，“一举登科日，双亲未老时”。“小大人”式的“读书郎”受到成人的赞叹欢喜。这其实不能说完全是父母的错，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在当时的大背景下，早开蒙早学成为“神童”，的确不失为“入朝为仕”的捷径。在整个社会都在崇拜神童的氛围下，普通人很难摆脱内卷，躺平不争。但这样的盲目“造神”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正如前文所说，“神童”的称号往往会给年轻气盛的少年们带来恃才傲物的恶习，这会让他们日后的道路更加艰难。比如南朝“神童”刘孝绰，虽然少年成名，仕途的起步也很顺，但是他“仗气负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极言诋訾”，做官后不久就因为高傲自大得罪了一大批同僚，一度被弹劾免官，最终只做到王府参军的官职，并没有兑现自己的天赋。写作《梁书》的史臣姚察就此评价他说“孝绰不拘言行，自踬身名，徒郁抑当年，非不遇也”，认为他才大官微的结局完全是咎由自取。面对古往今来，历史书写中频繁出现的种种神童结局，早慧不寿与泯然从众或许是最令人咨嗟长叹两种神童迷局。早在唐代，医家孙思邈就已经提出，根据儿童“性气高下”判别其寿夭的方法，进而做出“早慧者夭，晚成者寿”的论断，即“犹梅花早发不睹岁寒，甘菊晚成终于年事”。谢肇涮以《论语》子罕篇中“苗儿不秀”为题，摘录史载才华出众，未见其文章存世者就有七人。可见，神童早达，表现出来的机械记忆和快捷反应的能力，如不善加利用和有效引导，最终可能导致无所成就。世界之大必然有天资聪颖之人，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梳理自古以来的神童记载可以发现，大部分所谓“神童”之所以“神”，都只是因为家境原因，要比别人更早接受教育和针对性的训练，进而在某些领域比同龄人更加早熟，加之其在父母的安排下不断表演，使人们产生了“天才”的错觉。在这种“神童”的错觉中成长，长大后会很难接受自己只是普通人。参考资料：《明代社会中的神童与神童观念》刘佳；《儿童文化论》钱雨；《科举教育的传统与变迁》田建荣；《“神童”背后多神话》徐俪成；《我国古代“神童”问题述评》张惠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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