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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孙文北上（二） 1925年1月1日，广州黄花岗烈士陵园松柏翠绿，庄严肃穆。这天一大早，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六队全体学生，在校长蒋介石、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带领下来到这里，瞻仰革命先烈，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 在烈士陵园进行宣誓是加伦将军参照苏联红军的作法而提出来的。他认为让学生在革命先辈陵前庄严地举行宣誓仪式，会对每一个参加者产生巨大的心理作用和相应的政治影响。 在烈士墓前列队完毕后，由校长蒋介石带领学生们一起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孙大元帅万岁！万万岁！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革命军万岁！万万岁！” 宣誓完毕，蒋介石又对学生们慷慨激昂地说：“从今天1月1日起，我们革命军的口号是'杀陈炯明’，无论是起居、饮食、上操、授课，都要念念不能忘的。” 最后，在蒋介石、周恩来的率领下，学生们又拜谒了葬在陵园的史坚如、邓铿、朱执信、伍廷芳四位先烈的墓地。 1924年12月，由第二期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李劳工、周逸群、王柏苍、吴明、萧人鹄、吴振民、陈若、谢宣渠等人倡议，在北较场成立了“火星社”，参加这一组织的人除当时在校一部分共产党员学生外，还吸收了一部分接受共产党影响较深的左派学生。火星社成立之初，在军校中处于秘密状态，以“SM”为代号。另有特定的手势作为联络接头信号。1925年1月，军校特别党部进行改选，火星社运用自己的组织力量展开了竞选运动，结果按照自己的预定计划获得完全胜利。被当选为特别党部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委员的有周逸群、王柏苍、吴明、陈作为、罗振声、黄锦辉等人，可以说全部为共产党员。校长蒋介石仅得60票，没有当选，后来在党代表廖仲恺特别推荐之下，才当上了一名监察委员。 “报告！”校长蒋介石的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进来。”随着正和蒋介石在商谈工作事宜的党代表廖仲恺的回答声，蒋先云推门走进了校长办公室。 蒋介石抬头看见进来的是一期的高材生蒋先云，和蔼地问道：“蒋先云同学，有什么事吗？” “报告校长，廖代表。为了让军校学生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用革命的意志武装激励自己，同学们准备筹组一个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特让职前来向校长和廖代表汇报。” 廖仲恺听后放下手中的笔，起身来到蒋先云面前，大为赞赏道：“这是一件好事情，也是一个好办法。其一，团结了军校的学生，用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影响他们，使之成为真正的革命军人；其二，有了一批革命的军人，何愁北伐不成功。我一定支持你们。不但我支持你们，你们的蒋校长也肯定会支持你们的。” 蒋先云是黄埔一期生中的佼佼者，曾以成绩第一名考入黄埔军校，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黄埔一期，蒋介石一直对他是非常关注，器重有加。在一次对军校训话中，蒋介石曾在全体师生面前公开表扬道：“军校开学也有一段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据我的观察，蒋先云同学是我们黄埔军校最好的革命军人之一。如果我们军校的同学都能像他那样，北伐革命是一定可以成功的！” 现在听廖仲恺如此一说，蒋介石也马上支持道：“先云同学，你是校长十分器重的学生，你的这一想法很好。黄埔精神是革命的精神，革命的精神就要发扬光大。很好！很好！我还要亲自为你们这个组织写序言。” 在各方的支持下，2月1日，黄埔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正式宣告成立。当天，蒋介石亲笔起草了一篇《组织发起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序言》交给蒋先云。他以很高的热情评价了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革命意义，呼吁青年军人都来参加这个组织的革命活动。 接着，通过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总章，选举出蒋先云为常务委员，贺衷寒、袁也烈为秘书，王一飞、欧震为编辑委员，高煊、何畏能为宣传委员，廖俊一、杨锦棠为组织委员。 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从成立伊始，就明确阐明了其宗旨和奋斗方向。在通过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总章》中指出：“本会以下列各项为宗旨：(甲)团结军人保障自身的利益；(乙)联合军队中革命分子，不分等级，以拥护革命政府，实现三民主义；(丙)帮助国民党建设一个统一的坚固的国民革命政府和有革命纪律的国民革命军；(丁)在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中，作政治的文化的教育的工作；(戊)建立军队与民众间的密切关系；(己)建立各军队间相互的密切关系” 随着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在军校中各项工作的稳步开展，共产党员在联合会中逐渐掌握了实际领导权，从而引起了军校教育长王柏龄、校长政治秘书贺衷寒等人的强烈不满。随后，王柏龄召集了贺衷寒、冷欣、潘佑强等国民党员籍的学生，组建起一个“孙文主义学会”。从此，二会逐渐处于针锋相对的状态之中。 1925年新年伊始，江南大地烽火又起。北洋军阀张宗昌为了为扩大自己的地盘，发兵进攻江苏，迫使江苏督军齐燮元仓皇撤出南京，逃亡到上海。将兵力部署在镇江一线，试图依托长江天堑阻击张宗昌。1月16日，张宗昌第29旅对镇江发起强攻，其招募的白俄军也在金山寺附近登陆与齐燮元麾下的第6师第24团爆发了激烈的战斗。战至下午，齐军终于支撑不住，全线崩溃，最终导致镇江失守。至此，丧失了长江天堑的齐燮元便不再是张宗昌的对手，很快兵败如山倒。在接连丢失无锡和上海后，齐燮元只得扔下部队，亡命日本。 来到北京后，孙文的病势愈加沉重，施密特医生和协和医院的专家会商后决定通过外科手术探查病情。但孙文本人并不同意手术，只同意保守疗法，用药物进行调理。由于孙文是个万众瞩目的人物，前来拜谒的各界人士洛绎不绝，又不能一一谢绝，只好采取专人接待的办法，指定汪精卫、于右任、马超俊、邵元冲等人，分别负责接待军政界、社会各界人士及中外新闻记者。为此，专门在孙文的卧室对面，辟侍从室一间，专门用于接待。在拜访之人中，唯独没见当初热情邀请孙文北上主政的冯玉祥。 孙文病重期间，段祺瑞继续召集各界代表，准备召开善后会议。随着开幕日期的临近，孙文调整策略，于17日致电段祺瑞：“筹思再三，我不必坚持预备会议名义，但求善后会议能兼纳人民团体代表。” 临时政府对孙文的提议无法达成一致，最后只好采纳许世英的折中调和办法，增加各省及特别行政区议会、教育会、总商会、省农会及京津沪汉四大商埠商会会长为善后会议“专门委员”。 在京的国民党要人汪精卫等人，觉得临时政府诚意不够，只是部分接受人民团体，经讨论决定抵制善后会议。 2月1日全国善后会议如期开幕，并在几天后召集法制院起草国民代表会议组织法。国民党通电全国表示反对，号召人民团体自己制定国民会议组织法。自此，孙文和国民党与段祺瑞政府正式决裂。 1月20日以后，孙文的病情愈加恶化，高烧不退，脉搏也出现了时快时慢，毫无规律的现象。按着，眼球也出现了黄晕，已经不能自己饮食了。施密特医生请来协和医院的克礼医生。经过临床诊断，克礼医生认为孙文的肝脏已经化脓，必须进行手术治疗。 “万一开刀，总理体力不胜，如何是好？”马俊超在旁小声地向克礼医生询问道。 克礼医生耸耸肩，很坦率道：“只有听凭上帝做主了。” 听了克礼医生的话，在场的汪精卫、孔祥熙、孙科等人都面面相觑。宋庆龄毕竟是个女儿家，一时也没了主意，只是在一旁低低地抽泣。最后还是孙文自己决定同意手术。 26日下午约3时许，孙文住进了协和医院。可能他自己也意识到自己的病情可能一时半会很难好转，特地吩咐汪精卫将广州中央政治委员会移到北京办公。 孙文不愧是国民领袖，医院非常重视，由外科主任、美国医生邰乐尔主刀，代理院长刘瑞恒亲自担任助手，施密特、克礼医生等从旁相助。因为怕有万一，所以还特别允许汪精卫、孙科、孔祥熙等人也进入手术室守侯。 5时许，邰乐尔医生打开病人的腹腔，发现病人的肝脏已经坚如磐石，肉眼都可以观察到癌细胞已经四处蔓延。如果割掉肝脏，邰乐尔医生认为病人很有可能会当场死在手术台上。经过在场多数人的同意，只好简单地吸出部分脓液，重新缝合。当晚，经医生切片检查，诊断为肝癌晚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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