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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理处置外储是新形势下的新课题 毋庸讳言，在当前环境下考虑外储安全策略的时候，合理处置外储是应予考虑的内容部分。 一个比较实在的策略设想是加大改革力度，扩大开放国内市场来消化掉巨额外储。这样可以减少美元主权货币体系对我金融系统和宏观政策工具的不必要的负面影响，又可以预防或因一旦陷入某一阵营而引致的次级金融制裁的损失。这个思考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是国内经济增速减缓的时期，希望进口有大幅度的增加是难以发生的。中美贸易冲突开始，政府部门就已经祭出大的进口订单。政府能大手笔操作的购买还是集中在大宗商品方面。况且，中国的进口能力是一个边际量，此举已经渐进式的拉动了大宗农产品价格上行。中国已购买了超过50%的世界大宗粮食交易量。量价互动的效果，也会令中国扩大进口的操作告一段落。有鉴于此，我们还可以思考如何把需要处置的外汇储备另作他用，研究如何辅助中国外循环经济部分趋利避害。 应该提醒的是，这些外储如果在处置过程中，通过汇率政策和汇兑机制的作用形成了对出口的汇率补贴，就会有麻烦。也就是说，应该谨慎避免大幅调整官方汇率、直接用汇率机制消化外储的做法。因为在现行国际规则下，汇率补贴会直接引发反制诉讼。并且，这样动用外储如果效果是扩大了企业的利润空间，这对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也不是什么好的引导。处理外储时应该避免可能走偏的政策效果。 在新的形势下，可以着眼中国两头在外的经济循环的进口端，多思考如何使用储备外汇辅助经济稳定运行。 大宗商品进口价格的稳定，对增值不高的加工制造业十分重要。对这部分在制造业中占比大，但是又不能很快淘汰的领域，各国都是需要从就业和维持国民收入角度给予一定的保护，并结合保护政策予以引导，使相关行业从容调整。（例如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过去都曾对纺织服装业采取了多项扶持政策，以降低这类低增值加工制造行业的调整和退出对社会的冲击强度，尽量延缓调整时间，不要变化太快。）中国的储备外汇如果能够用来有针对性地减缓或者部分抵消大宗商品的周期性波动，就可以惠及大面积的加工制造业企业，间接的帮助他们应对出口市场的价格持续下行的压力。 当然，对较低增值的加工制造业提供帮助可能还有其它的方式，有的政策也可能操作更简单一些，但是缓冲原材料的进口价格无疑是会对其他方式有比较好的辅助作用。比方说，如果通过提高人民币兑换率的方法，是可以降低进口成本，也可以加大进口，减少外储。但是，提高汇率也全面降低了进口制成品的价格，制造业在国内市场上与国外同类和类似产品的竞争能力会被削弱。受国际义务制约，我们也不可能再回头搞双重汇率——给不同用途的进口给予不同汇率。我们也很难想象另一种操作：当大宗商品国际价格周期性波动的时候，政府会一方面留存大量储备外汇不处置，另一方面又动用财政资金去对上游大宗原材料的进口进行财政补贴以支持加工制造业。 毫无疑问，外汇储备的初衷就是应付出口与进口不能平衡时的不时之需，防止出现必须进口时的外汇支付能力不足而影响经济运转。储备备而不用是有经济成本的。拥有大量储备对需要资金的国家而言从经济上看并不划算。 外部情况的变化在促使我们思考处置部分外储的较佳方法。而世界经济的汇兑体制，也在召唤新的公共品。作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最重要的大宗商品进口国，如果中国能够利用自身优势，采用进取性的措施平滑了国际商品价格波动，既可以使本国制造业经济少受影响，也可以部分填补原有汇兑领域的公共品因世界经济集团化的破坏而出现的治理空缺。 三、适合中国的商品赋值货币与国际稳定商品价格协议的关系 按照IMF-III设想的商品赋值的汇兑体系，假想人民币币值与黄金挂钩，这也许会比继续锚定以美元为重要权重的、充满敌意的一揽子主权货币赋值要好一些。与黄金挂钩似乎减少了美元主权货币赋值人民币的直接关联，但实际上也并不能给中国提供稳定的币值支撑，更何况似乎也根本没有可能回到各国合意用黄金为主要汇兑体系参与国货币赋值的年代。这并不是现实的可行方案，也不是IMF-III提出者设想的初衷。 那么使用摧毁美元-黄金体系的石油为设想中的IMF-III的商品货币体系赋值可行吗？显然不可以。石油作为商品太特殊了。多年以来，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国际能源机构在石油价格方面的博弈远没有达到接近均衡的地步。除了产量影响油价波动之外，其他的间接影响因素太多，太复杂，而且不可控。许多因素又都具有可操纵性。某些国家用石油为它的货币赋值，实为无奈的结果。 其他大宗商品涉及的非商业影响因素要小一些，价格波动主要来自其自身生产的周期性。它们价格的可操纵性比石油要小得多，因此更适合成为货币赋值的实物商品锚。 重要的是： 1. 在新的国际环境下，汇兑体制不得不应变。 2. 中国拥有巨额外储并使其成为央行重要资产的情况也要适当改变。 3. 如果人民币浮动锚定的是一揽子大宗商品的价格，中国进口原材料价格以人民币计就会相对稳定。对苦于商品价格波动困扰的基础原材料加工行业和制造业而言，如果能受政策惠顾平滑价格波动，对持续生产和运营较为有利。 4. 人民币币值以进口原材料的国际市场价格为理论上的锚，可能避开主权信用货币和黄金赋值货币的某些明显的缺陷。 5. 在商品价格高涨时期，制成品的出口在单一汇率体制下，如果官方调高汇率照顾了进口，就同时降低了制成品的出口竞争力。也就是说，对于中国这种两头在外的经济运行模式，汇率政策工具的效果不太可能兼顾首尾，可能不得不考虑取舍。这种情况下，辅助进口大宗原材料价格的稳定更为重要。 商品赋值币值要想达到趋利避害的效果，必须要有一定的实现条件。在国际商品价格周期性震动状态下将人民币与相关商品单方面挂钩，不大可能有很好的效果，必须辅以平滑峰谷为主旨的国际稳定商品价格的平抑基金及缓冲存贮作为稳定的基础。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早年的研究，进口方单方面的商品价格平抑基金并不理想。他们当时的研究建议，一是要进口消费方和出口生产方共同参与、一道出资设立“共同基金”，二是应该将有条件的多种商品都纳入共同基金，形成综合商品方案，可以更有效地进行综合治理。 这些研究之所以胎死腹中没能付诸实践，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没有重要的国家担纲推动。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美元”被大量用于拉美国家其他经济发展优先议题方面了。而有资金能力的发达国家除了关心石油，其关注重点当时并不在大宗初级产品生产和国际贸易价格波动方面。这方面的挑战是由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作为缓冲来吸纳、消化的。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大部是原材料性商品生产国，新兴工业化国家取代发达国家则是基础工业原料输入国。在当时，这些发展中国家加总的资金能力不足以建立这样体量的价格稳定机制。 今非昔比，现在中国： 1）有能力-大量外储； 2）有地缘政治需求-分散外储的国际政治风险； 3）有自身经济循环决定的特殊需求-两头在外经济需要原材料输入价格相对稳定或减少波动； 4）也有意愿-为世界公共品的供给做出中国贡献。 有了共同基金和综合商品方案，人民币与一揽子商品价格挂钩就有了一个稳固的基础。在受地缘政治格局变化，战争引致经济和金融制裁的动荡世界中，中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当然，一个新的国际汇兑体系的建立，一个稳定商品价格的综合方案，一揽子商品为新汇兑体系下人民币确定新的锚等等，这都是十分复杂的工作。这要牵扯到对内对外大量艰苦细致的经济、政治协商与谈判。当年气势如虹的国际机构联合国贸发会议都没能推动落实商品共同基金和综合商品方案，中国现在面临的工作比当年联合国贸发会议面对的挑战不轻松，需要大家多关注这个问题，有了充分讨论，才能集思广益。 四、结论和实现路径 上述只是沿IMF-(III)的初步设想，根据中国外向型经济特点所做的进一步延伸思考。如文章前言所述，此文没有企图以偏概全替代其他宏大的讨论。上面的讨论和结论，更倾向于实物商品为人民币赋值更有利的观点。 现实中，如果利用这次变局趋利避害，有些工作可能只能由中方来率先推动。从中国进口大宗商品的历史数据看，中国应该在新机制的设计和推动过程中起引领作用。商品共同基金设想如果有了进口方明确的意愿，生产和出口方就有了跟进的可能。 根据中国现在内部市场容量和参与国际经济循坏的态势，中国已经成为“大进大出”的巨擎。中国利用自己的巨额外汇储备的出资能力，推动国际共同基金的设立，引领相关的国际谈判，也应该是历史赋予中国的责任。 反思中国过去应对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波动的经验。 首先，类似国家铜储备的进口方单方面的战略储备不能起到熨平周期性价格波动的作用。可行的办法应该是由生产、出口方和进口消费方共同成立稳定商品市场价格的共同基金，通过操作缓冲存储库存对市场价格波动在一定的幅度内进行对冲。在这个基础上，大宗商品赋值的国际货币兑换体系就有了一个相对可靠的基点。 上个世纪联合国贸发会议做过“综合商品方案”的研究，并试着向这个方面推动。该设想没有成功的部分原因应该是当时市场上，出口方和进口方都缺少有份量、有较强实力的代表性国家。利益相关者中缺少强有力的主权国家担纲驱动者，理论上受欢迎的多种商品共同基金的设想只停留在纸面上没能付诸实施。 此后的世界大宗商品无序生产期间，竟出现过某些商品生产者在一轮十余年周期性产能过剩期间都“没有赚到钱”，然后在长期投资不足引致供给短缺期间，开始报复性的涨价的现象。生产商和进口商都不认为这种周期现象有利于各方，也都认为自己受到了商品周期的伤害。在对投入产出周期长的商品开发做决策的时候，产出方也都希望能有相对稳定的市场预期。稳定价格的国际商品协议对生产、出口方是有益处的。当然，贸易商有自己的利润实现方式，他们的观点会不尽相同。 人民币国际化应该有数种不同的路径与实现方式。人民币取代美元成为新的主权货币的锚，显然会复蹈美元为锚的信用货币的旧辙，这对中国而言有不可承受之重，似应该避免。 俄罗斯提出的金砖集团货币汇兑体系目前并没有见到具体的设想。如果金砖国家货币安排还是主权信用货币赋值的原理，那就是缩小版的区域汇兑一体化安排。这除了令人联想到昔日的记账卢布结算体系，并没有什么新意，何况它也处理不好开放贸易的支付需求。但是，对这个不成熟的设想我们也可以观察它经济逻辑上合理的部分：金砖国家中既有俄罗斯，巴西这样大的大宗商品生产、出口国，也有中国印度这样作为用户的制造业大国。如果这些金砖国家能够积极推动稳定商品的国际安排的实现，并尽量包容其他国家加入这一新的国际治理基础设施，IMF-(III)实行实物商品赋值、一揽子商品为锚的新汇兑体系就更有希望。 商品基金的运作应该是商业运作。如果涉及到现行多边经济贸易规则和纪律，应该由主权国家出面，在相应的国际体系内通过谈判进行协调。按照进口贸易权重决定发言份量的多边规则指定体系内，中国作为重要的进口市场有足够的影响能力。 在世界经济因地缘政治影响面临巨变的今天，如果中国能提出首议推动谈判并承诺出资，事情的启动会较为顺利。这一方面会为中国经济继续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打下新的基础，一方面也是为设想中的IMF-(III)提供新的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可奠定符合中国需要的基础。同时这也是中国为世界提供国际治理公共品的机会。 篇末结语：IMF-III不是空穴来风，这与中国经济的关系很大 原因在于： 1. 在新的国际环境下，汇兑体制不得不应变。 2. 中国拥有巨额外储并使其成为了央行重要资产的状况，也要适应当前形势思考改变。 3. 如果人民币的浮动锚定的是一揽子大宗商品的价格，中国进口原材料价格以人民币计就会相对稳定，这对不时受到商品价格波动困扰的很大一部分基础原材料生产和加工制造业而言较为有利。 4. 如人民币币值能以进口原材料的国际市场价格为隐性的锚，可以避开主权信用货币和黄金赋值货币的某些明显的缺点。 5. 分流部分外储投入稳定商品的共同基金，有利于保护这一部分中国资产，这应该是与其他人民币走出去方式同等重要、且更安全的人民币国际化形式。 6. 最后一点，如果当下世界地缘政治形势的恶化，不允许中国做最有利于自己的最优选择，认真研究更有可实施性的次优选择也很重要。在大宗商品赋值的国际汇兑体制方向上，瑞士经济学家并不是在异想天开，我们可以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特色和目前现状做进一步的延伸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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