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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演义》俗称“三国演义”，实则“演义”是用通俗的笔法敷陈、演绎史书的意思，《三国志演义》顾名思义是对《三国志》一书的敷陈和演绎，所以刻本的首页才写“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我们既要读这个书，便要正它的名字，所以之后的文章里都以《三国志演义》称之。 这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白话章回体小说，目前所存最早的刻本是嘉靖壬午年间，但其成书时间则可以推算至元末明初。这部书出道即是巅峰，有“天下第一才子书”之称，问世七百年来，被改编成无数戏剧、影视和网游，堪称中国乃至东亚第一IP。 但可惜的是，市面上的许多书多是把它当做兵书、心理学、商战和职场之书来看，而很少从文学的角度入手诠释这部经典之作。我的不揣冒昧，则是以文学史的立场对书中的人物、情节做一番必要的推演出来。 大约是三年前，在我做《水浒传》的评论之后，便有许多朋友邀请我来讲绎三国了。我自然知道，东汉三国故事的魅力正在于以大争之世淘汰无用之人，许多拿在今天未必算是三流的政治家，如董卓、刘表一干人，在当时却相形见绌。袁绍之梦断官渡，曹操、司马懿预备夺位而不得，许多内在的政治考量绝非三言两语可以说尽的。 我自问没有政治家的高度，也无意以机心揣度古人，所以迟迟未肯桴应。直到今年借看一场评书的机会，对读了嘉靖壬午本和毛本《三国志演义》，渐渐有了些文学的意见，于是便将自己的想法缀连起来了，这就有了最初的一篇《英雄的出路》，而后次第读下去，集腋成裘，便是这个作品的起源。 要预备评讲《三国志演义》，务须讲求一些方法。中华书局的《文史知识》杂志上刊登过沈伯俊和胡光美两位先生所写的《<三国演义>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讨论综述》，虽然是问距今已有七年之久，但因为两位先生的影响颇大、提出的问题尤为重要，故仍有对其讨论的必要。 两位先生梳理了近年来《三国志演义》研究中几个争论较大的问题并附有一些结论，只是这些研究在方式上有明显脱离研究主题的倾向。 首先，愚心以为，要真正研究《三国志演义》，不必要想着拿这部书和历史对比，只要关心它的成书的时候，而不必关心史实是否存在。因为《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并不是历史学家，只是民间说话艺人，并不承担分辨事实的义务，我们需要探讨的乃是历史记载是如何演变成文学的，而非历史事实是否发生过。 所以，只要是《三国志》及其他史书当中记载过的，我们都可以认定是史实，并着意分析书中的人物塑造、故事发展的逻辑结构、代表的民间心态、每一个故事的来源和历史演变。但这部书终究有历史演绎的性质，因而我们可以探索作者对于史实做出了怎样的改变，反映出民间的信仰、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心态等，这才是对待一部名著应有的态度。 于是，尽管笔者个人十分推崇沈伯俊老师对于《三国志演义》的一些评论和分析，却仍然不敢苟同老师在校注《三国志演义》的过程中修改人名和地名的做法，私心以为，这是毫无必要的。 其次，在研究《三国志演义》的时候，我们务须承认这是一部话本小说，随着时间流变，逐渐经典化，进而成为章回小说的。 《三国志演义》的创作必该是层累的过程，关于本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可以探讨，但不可以通过书中的一部分内容就能论定这部书是在某一具体时代写成的。 例如周邨先生在《<三国演义>非明清小说》中指出《三国志传》有所谓“宋人说三分的口吻”，但这只能说明《三国志演义》的文本最早可以追溯于宋朝，并不能证明后期没有经过修改，更不能证明在后期的修改过程当中保留了更多的宋朝而不是当时的时代的印记。 我们判断一本小说的成书时间，自当是看这部小说的基本情节和主要叙事基于某个时代，而非其中的细节传承于某个时代，所以周邨先生的考证，最多能为我们提供小说源流的上限，绝非《三国志演义》定稿成书的时间。 章培恒、王利器等诸先生因判断罗贯中为元代中后期甚或是元代早期人，进而判断《三国志演义》也成书于此时同样于理不合。首先，仅凭“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一句，并不足以判断罗贯中是否即《三国志演义》确信无疑的改定者，盖因明清时期的小说作者、评点者多有托名。 以罗贯中本人而言，就有《十七史演义》都是托名他的作品，至于叶昼托名李贽，《封神演义》的点评托名钟惺等，自然也是在在有人，故对罗贯中时代的考证与《三国志演义》的成书考证可以说完全是两个话题。 要真正考证《三国志演义》的成书时间，我们必须要下定剥开《三国志演义》的层累、逐次考证每个时期的创作和情节的决心不可。 研究的方法，第一是辨别语言，即看其文字的运用，特别是其间俚语的说明，这就必须要和语言学的研究联系在一起，如王锳的《宋元明市语汇释》等书便很有参考的必要；第二是辨别名物，就是要仔细研究每一时代的风物，如其为宋朝所特有，则该情节可能产生于宋朝，如此风物为明朝所特有，则该段情节产生于明代无疑。 《三国志演义》的创作是方法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同样没有研究的必要。作为平话的后继，《三国志演义》的最初的受众不是读者而是听众，所以其创作方法不能以文学的创作方法作为定位。 既然是讲史著作，必然要出于现实主义的方法，而要吸引观众，则必须采用一些浪漫主义的手段，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主观和理想色彩，或满足观众的期待（如写吕布作为三姓家奴的失败、吕蒙在斩杀关羽后被索命），同时也要满足观众的好奇（如写借东风和草船借箭的详细过程）。 所以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并不能以自己的主观创作意识为转移。我们要对《三国志演义》进行文学研究，则应分析文学的客观层面，则深入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例如可以从宋朝描写讲史的笔记出发，从接受层面研究文学接受对创作者的影响，否则站在本该客观的立场上而用主观的分析方式，就会对《三国志演义》的创作方式才产生误读。 至于《三国志演义》的主题思想，应也没有多少可以探讨的必要。如果我们承认《三国志演义》是层累出来的，就能够理解《三国志演义》最初是为了讲史平话而作的。中国人一向爱历史，喜欢听历史故事和传奇，古代固然如此，今日也不例外。 在讲史平话的过程中，很多人选择三国题材，正像鲁迅所说，“盖当时多英雄，武勇智术，瑰伟动人，而事状无楚汉之简，又无春秋列国之繁，故尤宜于讲说”。 后世反复修订《三国志演义》，只是因为平话作者才力有限，文笔不逮，难以使之成为一部完整的文学作品，所以历代修改者不断将评话进行再创作，直到文人的参与，才将伦理的思索和道德的思辨注入进来，俞樾改定《三侠五义》，毛宗岗父子评改《三国志演义》等无不如是。 故而在讨论再创作或层累式的文学作品的时候，更重要的应该是研究每一位改作者对文章结构的调整，更侧重于增益的思想和当时的民间及士人立场，这就必须要了解《三国志演义》的各种版本来。 虽然《三国志演义》被列为当今“四大名著”之一，但市面上却尚无通行较好的汇校本。这就难免让人羡慕起《红楼梦》，《红楼梦》之所以被称为“显学”，除了受人关注以外，更主要的是被研究透彻，除了俞平伯、周汝昌、冯其庸、蔡义江各位先生的汇校本之外，还有周祜昌、周汝昌兄弟将各版文字汇聚一编的著作《石头记会真》。 只可惜，《三国志演义》及其它名著并没有此种幸运，连一个像样的汇校本也没有。陈翔华老师确是主编了一套《三国志演义古版汇集》，算得上是为《三国志演义》研究立下的不世之功，可惜每种都贵，又很难收全，所以只能借读其中一二种，作为基础的参考。 《三国志演义》的系统大体分成明刻本和清刻本，明刻本中又有嘉靖壬午本、叶逢春刊本、周曰校刊本等若干中，我选择的底本便是嘉靖壬午本。嘉靖壬午年即嘉靖元年，也即是西历1522年，此间刊刻的《三国志演义》便称为“嘉靖壬午本”，或被称为“嘉靖元序本”，是现存《三国志演义》的最早刻本，也大约是最接近古本样貌的本子。 陈翔华老师还有一部《<三国志演义>史话》，介绍了《三国志演义》各版本的流变。其中说到一种黄正甫的刊本，其中一些文字“描写的出现显然比嘉元序本要早，无疑也是旧本的遗存”，陈老师进一步论证说—— 黄正甫刊本既有《梁父吟》第十句的“盛感皇天佑”、《孟德新书》的曾经“刊板”与“破板”，又称大乔为孙权所娶以及对关羽缺乏过度尊崇的诸多描写等等，这些文字俱当是旧本（古本）的遗留。由此可知，其依据的母本或祖本是相当早的。  但章培恒老师却有别见，认为黄正甫刊本不过是嘉靖二十七年叶逢春刊本的一种简本而已。（见氏著《不京不海集》）所以，我想，在未有十足的证据证明其他版本的身份之前，暂且不能撼动嘉靖壬午本作为本书的最初刻本。 以下较为重要的版本中还有一个《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被称为“李卓吾评本”，它是毛宗岗父子改作《三国志演义》的重要依据。在凡例中，毛宗岗批评说：“俗本谬托李卓吾先生批阅，而究竟不知出自何人之手；其评中多有唐突昭烈、谩骂武侯之语。今俱削去，而以新评校正之。” 所谓“李卓吾”者本是指李贽而言，但《三国志演义》中的批语全是叶昼伪托的，明代钱希言《戏瑕》说：“比来盛行温陵李贽书，则有梁溪人叶阳开名昼者，刻画摹仿，次第勒成，托于温陵之名以行。” 书中第九十六回回末总评有“梁溪叶仲子见其腐气可掬”一条，“叶仲子”就是叶昼，陈翔华先生以此判断“可见所题李卓吾批评，当为叶昼伪托”，这是无疑的了。这个版本与周曰校刊本在文字上十分接近，周曰校刊本是在壬午本的基础上有了很大改动的，譬如写严白虎之死，壬午本作—— 程普、黄盖各出奇兵应之，大破白虎于山阴。朗走海隅，白虎走余杭。一人引兵于路接白虎，虎喜。是夜于帐中饮酒，那人拔剑砍杀白虎，立诛数十余人，来报孙策。 但周曰校刊本却详细写到王朗救助严白虎的经过—— 会稽太守王朗引兵救白虎，一人谏曰：“孙策用仁义之兵，白虎乃暴虐之众，可捉白虎以献孙策，顺天命也。”朗不听。此人乃会稽余姚人也，姓虞，名翻，字仲翔，见为郡吏。见朗不听，长叹一声而归。 朗与白虎同陈兵于山阴之野，两阵对圆，孙策出马，谓王朗曰：“吾兴仁义之兵，来安浙江，汝何故助贼？”朗怒骂曰：“汝贪心不足！既得吴郡，而又强并吾界！今日特与白虎雪仇也！” 孙策愤发，正待交战，背后一骑已杀过阵去，乃太史慈也。王朗拍马舞刀，与慈战上数合，不分胜败。朗骁将周昕，杀出助战，孙策阵中黄盖一骑飞到，接住周昕交锋，两下鼓声大震，互相鏖战。忽王朗阵后先乱，一彪军抄将前来。 朗大惊，急拨回马来迎，却是周瑜、程普引军刺斜杀来，前后交攻，王朗寡不敌众，与白虎、周昕杀条血路，走入城中，拽起吊桥，坚闭城门。孙策大军乘势赶到城下，分付众军，分布四门攻打。  此一段话也见于李卓吾评本中，其它细节相符合的不在少数，足可见二者属于同一个版本。只是周曰校版本仍按照嘉靖壬午本分为二百四十则，李卓吾评本则将之合并为一百二十回，因此刘世德先生称李卓吾评本是“周系诸本”的一种，这是很有道理的。 周曰校刊本本身是《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变中的一个重要单元，而叶昼托名李卓吾的批评虽然有“唐突昭烈、谩骂武侯”的嫌疑，却能直抒胸臆，开展晚明理学余烬的样貌，颇为当世所重，所以李卓吾评本也成为我们需要阅读的版本之一。 在一切《三国志演义》的版本中，以毛宗岗父子的版本影响最大，也是今日通行俗称《三国演义》的底本。毛宗岗的父亲名叫毛纶，是明末清初的批评家，他所批评的《琵琶记》称得上是一种很好的戏曲批评。 《三国志演义》的批评始于毛纶，而成于其子毛宗岗，一如司马谈的《太史公书》最终成于司马迁之手，班彪《史记后传》最终成为班固的《汉书》，但我们谈起《史记》时多称司马迁，谈起《汉书》便称班固，所以聊起《三国志演义》的批评也多称道毛宗岗，称此种版本为“毛宗岗父子”而非“毛纶父子”的批评本。 这一版本出现后，一切清刻本都以此为底本而略有文字出入，可见其影响之强。然而诚如毛宗岗在凡例中说，《三国志演义》的旧有版本已经被他改过一新了，如果读者朋友预备看一些流畅的文字，我想毛宗岗父子的版本可以说是拔乎其萃的，但我们预备研究的却是《三国志演义》对历史的文学改造，自然便以嘉靖壬午本为底本。 只是鉴于毛宗岗父子版本的影响力之大，所以还要观察毛本的改动，讨论他的影响。若是李卓吾评本或其它版本改动过而为毛氏所沿用的，便叙述出故事的流变，否则径以“毛宗岗父子的改动”视之。 至于在此前故事的溯源，又参考《三国志平话》和《三分事略》，这是宋元之际说话的底本。按，《三国志演义》是民间说话家的讲史作品，宋元之际的说话，便好像今天的评书，其中的底本就好像今日评书艺人整理的底稿，颇能代表当时民间艺术的风貌。 陈翔华先生已经考证过《三分事略》不过是《三国志平话》刊刻之后流行开后的一套并不完整的版本，两者之间仅有个别字句的差异，所以仅以《三国志平话》作为故事来源的参考。后文所参考《三国志玉玺传》、《花关索传》等，则在涉及的章节聊为介绍和比对，不必以此贯穿全文。 而后到了元明之际，讲史小说多以“按鉴”为名义——也即是按照司马光《资治通鉴》或是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次第，重新整理历史故事，在此过程里，许多平话里提及的民间故事便被无情删去了，如在《列国志传》按鉴的过程里，便把宋元以来的商周传说里的黄飞虎故事全部删去，只留下“（商王）欲乱黄飞虎之妻，君臣倒置”一句。 至于《三国志演义》，则连嘉靖壬午本也是按鉴过的本子，不但将故事多与《资治通鉴》和《通鉴纲目》对榫，而且也能按《后汉书》及《三国志》引用奏章全文，或将史籍记载照录译过一通，简直是“按鉴”的典范，所以我们在探讨《三国志演义》文学性的时候也不免将史籍对照一过，以了解作者的态度和本书中残留民间故事的应有倾向。 在文学的批评方面，毛宗岗父子的点评是绕不过去的，其中颇有一些真知灼见，但他们父子经常以史家自居，以春秋笔法删改一些他们所认为不妥当的提法，如写皇甫嵩平定黄巾民变时，《三国志演义》原文作：“时张角已死，弟张梁用王者衣冠葬之”，后半句话便被毛宗岗父子删掉了，又如刘辩、刘协流亡之际，《三国志演义》或作“二王”，或作“二帝”，毛宗岗父子的改本皆写成“帝与王”或笼统地称为“二人”，实际上《三国志演义》作者的原意本是以此对应后面崔毅“两红日”之梦的，在民间看来，凡是有运气做天子的都当是红日，也都当以平等身份看待，毛宗岗父子特别为了所谓正统，强行改作“帝与王”，其实是徒为捍卫正统而失去了民间文学意味的很没意思的改动。 同样没意思的改动还包括刘辩、刘协流亡的过程里，不得已躲进了草丛，《三国志演义》里写—— 陈留王与帝以衣相结，爬上岸边，满地荆棘，不见行路，仰天叹曰：“刘辩休矣！”但有流萤，千百成群，光芒照耀，只在帝前。 毛宗岗删掉了刘辩的仰天长叹。其实这一叹是平话家替听众或读者的一叹，有此一叹，后面的萤火之光才是转机，而后又“千百成群，光芒照耀”，由小至大，人民的希望也越大，救世的英雄也越多。 再如董卓预备换皇帝时，作者在史书中原有的理由中间又平添了一句：“况先君有密诏，言刘辩轻浮无智，不可为君；次子刘协聪明好学，可承大汉宗庙。”李卓吾质疑说：“何尝？”但有此一句，董卓便由一个颟顸、无头脑的野蛮将军转化为讲政治正确的权谋家，也是符合《后汉书》、《三国志》里董卓应有形象的，毛宗岗父子把它删去，就把董卓的强暴形象彻底坐实了。 此外，刘辩、刘协流亡时应谶的童谣“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走北邙”本是出自《后汉书》的原文。刘辩登基前被称为“史侯”，但只是当时的惯称而已，并非来自朝廷册封，加之他在公元189年（中平六年）成为皇帝，登基前是否为侯爵已经不甚重要，所以有“侯非侯”的说法，“王非王”则说刘辩登基后并未及时给刘协以王爵的身份。 毛宗岗父子径改为“帝非帝”，还解释说：“后来帝废为王，王反为帝，所谓'帝非帝，王非王’耶？此时只应得末一句，那知后来却应在首二句耶？”只是一种文人式的自作聪明和过度解读罢了。 至于他的议论里面，也不免会有一些牵强附会之辞，我们自然也不敢苟同的。如写黄巾民变被平定时，毛宗岗父子一一分析：“带应董卓”、“了却张角”、“了却张梁”、“又带应卢植，妙”、“结曹操”，还说“一场大事，只就探子回报带笔写出。一边实叙一边虚叙，参差尽致。” 这是实实在在看出了作者文章写作的妙笔的，但他们却说：“以三寇为三国作引，而'天公’先亡，'人公’次之，'地公’后亡，正应着魏先亡，蜀次之，吴又次之。天然一个小样子。”这就是生拉硬套了。 按照过去的说法，魏得天时，蜀得人和，吴得地利，毛宗岗父子为了这个对应，居然不惜改动史实——在历史上明明是蜀汉先灭亡，其次是曹魏，但他们却颠倒次序。 其实，这也不是完全没有拯救的办法，比如他们将原文改作先写张梁之死，再写张角，然而毛宗岗父子第一不敢颠倒事实，第二也不愿意承认蜀国先于曹魏灭亡，只好牵强附会，这也是毛宗岗父子改编《三国志演义》的一个包袱，所以它的文学性虽然好于旧本，但价值维度却成为了严重的负累使原本的一部小说，失去了说话的精彩。 再如具体的评价中，尽管毛宗岗父子惯是以史家的身份自居，我们却完全看不出他们父子具有历史学家应有的历史常识，比如他们说：“白蛇斩而汉兴，青蛇见而汉危。青蛇、白蛇，遥遥相对”、“汉将兴，有赤帝、白帝之奇谶；汉将亡，有苍天、黄天之妖言。赤、白、苍、黄，二帝二天，正遥遥相映”，其实这些谶语都是王莽时期特意造出来的，而极力影响了东汉，所以东汉末年有意对照王莽编造出来的汉初谶纬而制造谣言，所以根本不是什么遥相对应，也不是《三国志演义》作者的文学创造，而只是其发展的应有逻辑而已。 类似的例子还有“天子既呼张让为父，天下又安得不奉角为师”，其实东汉三国时张姓已然是大姓，二者不过巧合而已，像这样牵强附会之言，于文学的批评实在没有什么长远的帮助。 至于他们在《凡例》中所说自己删去的“古本《三国志》所无而俗本演义所有者，如诸葛亮欲烧魏延于上方谷、诸葛赡得邓艾书而犹豫未决之类，此其诬也，则非今人之所知也，不知其诬，毋乃冤古人太甚”的部分，恰恰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三国人物民间形象变迁的重要史料，所以反而不能为毛宗岗父子的说辞所误。 所以，本文仅对毛宗岗父子对故事结构和人物形象的批评“择善而从”，知我罪我，则悉听读者尊便。 至于李卓吾的批评，虽然言辞激进且被毛氏父子讥为“唐突昭烈、谩骂武侯”，但《三国志演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却也几乎是定论了，所以其有助于我们理解本书形象的评论一并收入，文中则尊重他的署名意愿，径称他为“李卓吾”，但这人并不是自杀于狱中的李贽，因此也不拉《藏书》中对三国人物的评价和“李卓吾”开篇里《读三国史答问》的意见对提了。 2021年6月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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