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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学史上 两位有趣的林先生 安健 | 文 有趣的人物，往往容易被人记住，本文所说的两位林先生便是如此。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这两位林先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他们便是林琴南与林语堂。两个人都是脚踏中西文化两只船，但是脚踏的方式大不一样，且别有趣味。林语堂明明是中国人，却喜欢用西语写作，然后再请人翻译成中国的方块字。而林琴南外语一窍不通，却成了大翻译家，他与懂西语的朋友合作，请友人讲出大概情节，他再用典雅的文言写出。这两位林先生，在中西文化上兜转圈子，倒履而行，你说怪不怪? 我也因为他们的怪异和有趣，牢牢记住了这两位林先生。 不懂外语的翻译家  (林琴南照片) 林琴南是晚近文坛公认的怪才，不懂外语，却大搞翻译，听起来好象天方夜谭。其实林琴南在这事上还是颇有胆识和底气的，这便是基于他对语言的熟练驾驭。上个世纪初出版的“林译小说”曾风云一时，尤以《茶花女遗事》最为著称，对当时将西方文化引入中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已有公论，胡适将林琴南称为“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笔者的乡梓前贤俞仲还、廉南湖在沪上创办的文明书局，当年也曾出版过多种林译小说，如《黑奴吁天录》《劫外昙花》等，读者争相阅读，一时洛阳纸贵，书局获利颇丰。林琴南的译著多达150余种，凡一千二百万言。其中大半是英国作家的作品，另有法国、美国、俄罗斯、希腊、西班牙、日本等国文学，真是一人译遍天下。在此之前，留着辫子的中国人，没有几个人了解西洋文学。而从“林译小说”始，则为中国人打开了一扇文学的“西窗”。  (林纾《茶花女遗事》) 当然，不谙外语的林琴南，其译作也引起颇多非议，他的译文与严复提出的翻译三原则“信、达、雅”相去甚远。林译作品中错译、漏译、误译，比比皆是，更招人龃龉的是他经常在译文中塞进“私货”，有时兴致所至，便在译文中添油加酱，随意发挥一通。尽管如此，林译并非一无是处，如果你不把林译当作翻译作品看，而是作为他的文言小说来读，他那优雅的文字，诙谐的笔调，还是十分耐读的。精通外文的钱锺书读了林琴南翻译的英国作家哈葛德的几种小说后，感慨地说：“我发现自己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林纾的中文文笔比哈葛德的英文文笔高明得多。”钱锺书的外国文学启蒙即得益于林译小说，他十一二岁时便读林译，兴趣无穷，他说：“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钱锺书三弟钱锺英对西学的兴趣亦追随其兄，钱锺英在给前辈学者金松岑的信札中说：“昔畏庐以韩欧之文，译欧美小说，海内传诵，以为绝业。”两兄弟兴致相同。 为了林琴南，钱锺书还与父亲钱基博闹过不愉快。钱基博与林琴南为了学术问题有嫌隙，引起两人不悦，林琴南依仗自己学界耆老的威势，处处为难当年名声不大的钱基博，不让其出书，不让其讲学。故钱基博在致学坛前辈李审言的信中，抱怨林琴南的种种作派，李审言亦素来看不惯林琴南，所以两人谈起林琴南可谓同仇敌忾，他俩在往来信函中将林译小说骂为：“所译小说，重在言情，纤穠巧靡，淫思古意……胥天下后生盅驱入猥薄无行，终以亡国。” 此小说亡国之论，颇有些危言耸听，钱锺书对此不加理会。 钱基博还在写给钱锺书的信函中告诫道：“我见时贤声名愈大，设心愈坏；地位愈高，做人愈错；未尝不太息痛恨，以为造物不仁，何乃为虎生翼！甚非所望于吾儿也！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所望立定脚跟，善体吾意！”钱基博所说的时贤与名士，就是指林琴南。父亲没明说，儿子只当没听懂。钱锺书对林译小说照看不误，还变本加厉地研究起林译小说，后来写出了著名的比较文学名篇《林纾的翻译》，收录在他的著述《旧文四篇》中。  (钱基博与钱锺书)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笔者去北京三里河钱府访问钱锺书，与钱老聊天时，就涉及到林琴南的译作。在谈起钱老的《林纾的翻译》时，我很冒昧地插了一句话，说文中有一处关键的排版差错。我指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第一版《旧文四篇》中《林纾的翻译》一文，其中有一段，钱锺书与前辈李宣龚谈到康有为赠诗林纾，捧其翻译，反而惹得林纾生气，康有为诗中有这么一句“译才并世数严林”，这里的严林指严复与林纾。李宣龚说南海这句诗得罪了两个人，严复一向瞧不起林琴南，他知道了这首诗便说，哪有一个外国字都不懂的“译才”，羞与为伍。林琴南更是不快，说这诗是送给我的，严复只是个陪客，难道非要用“十二侵”韵不可，不能用“十四盐”韵，来一句“译才并世数林严”。意思是将康有为诗中的“严林”这个姓氏排列倒一倒，换个韵，将他放在前面，变成“林严”。可是如今文中却仍然将林纾的意思，错印成了康有为的原句“译才并世数严林”（见下图)。   (《旧文四篇》中的一处差错) 我当然并没有这么细说，只说了一句《林纾的翻译》有一处排版差错，钱老便点头笑着说：“能看出此差错的人不多，你这个小年轻看书挺认真的，不错。”看得出来，钱老早就知道这个差错了。他说时，还笑着向我挥了一下手，算是对我的奖赏了。我小时候，外祖父叫我读古诗，同时要我背诵古代诗韵，给了我一部晚清出版的《诗韵合璧》，我那时还年少，翻了一下枯燥无味，没有兴趣，只是碍于外祖父的指令，不得不背诵，背起来像是念经似的 “一东，二冬，三江，四支，五微，六鱼…… 十二侵，十三覃，十四盐，十五咸”。这个诗韵就像唱山歌一样，较顺口，便一直记着没忘。所以看到钱锺书文中那处手民误植，便一眼看出了。《林纾的翻译》后来收入《七缀集》，此处差错已改正。故我手中有一处“错印”的《旧文四篇》初版，便成了一个可珍藏的版本。 林纾，字琴南，号畏庐。我书架上有此翁的著述《畏庐小品》，时常翻阅。尤其喜欢看他写得人物小传，特别是他写的《技击余闻》，写了四五十个小人物，都是一些游荡于江湖的强人与高手，文章短的百余字，多的亦数百字，人物描绘栩栩如生，其中亦有像近期热播的“二 舅”这样身残技强的人物，如“少病创断腕，余右手仅能握匕箸”的“游仙铁人”。但文中绝无鸡汤。钱基博看了《技击余闻》亦挺佩服，还写了《技击余闻补》廿六则，以示效法。钱基博虽然对林琴南一肚皮怨气，但没有因人废文，该怨恨的怨恨，该欣赏的欣赏，这体现了老一辈学者的气度。 我还收藏了林琴南的一幅山水绢画，画的是西湖风荷，并题诗一首：“西泠六月波如织，却爱风荷倚晚时。我别杭州三二载，醉来只作忆湖诗。”诗情画意，令人赏心悦目。  (林纾《西湖风荷图》 笔者藏) 畏庐晚年，一度以鬻字卖画为生，画价不菲。时人评价颇高，谓其山水画，初则灵秀似衡山，继而浓郁近戴熙，偶涉石涛。黄秋岳谓：“旧京画史，予所纪者，庚子后以姜颖生、林畏庐两先生为巨擘。” 时人得其寸简尺缣者，无不视同拱璧。然这位古怪的林先生，却不喜欢别人称赞他的画，他七十寿辰时，老友陈石遗送他一副寿联，称赞他的画，结果反惹其恼火，碰了一个钉子。林琴南在给友人的信札中说：“我七十贱辰，石遗送联云：讲席推前辈，画师得大年。于吾之品行文章不涉一字。”显得很不满意。也可能正是因为他自己的这个态度，导致他的画名被文名所淹，故有艺术史论者称其为“绘画史中的失踪者”。但我却收留了这位失踪者，将其绘画佳作藏于秘箧之中，时而赏之。 洋人见了他要鞠躬  (林语堂照片) 说了一位林先生，再说说另一位林先生。林语堂一生著作等身，搜索一下他的书目，发现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他的英文著作与译著远远超过其中文著作。林语堂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是教会牧师。林语堂从小就学英语，17岁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英语教员，后来又去美国哈佛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等世界名校读书，又曾旅居过法国，游历瑞士、比利时、意大利等，行踪遍及欧美，一口英语讲得比许多西方人还漂亮。但他有一个怪脾气，就是不肯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他与林琴南是两个极端，林琴南不懂外语偏要搞翻译，而林语堂精通外语却偏不肯翻译。 鲁迅先生也对林语堂的外语挺钦佩，曾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著。并说以林语堂的英文水平，“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意思是说林语堂的翻译是能流传下去的。但林语堂却不领情面，没有首肯，推却说等他老了以后再说吧。鲁迅听了很不高兴。鲁迅自己倒是翻译了不少外国作品，据翻译界前辈戈宝权统计，鲁迅一生翻译了14个国家近100位作家的作品，印成了33个单行本，总字数近三百万字左右。鲁迅的翻译中，日本与德国的作品居多，其它国家的作品也都是从日文与德文转译的。鲁迅的翻译作品除了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稍有名气外，大都没有流传下来，因为后来的译本水平都超越了他。所以鲁迅对林语堂外语的钦佩倒是真心的。 而林语堂没有答应鲁迅，究其原因，正是因为林语堂的英语太好了，他喜欢用英语来写作或将中国古代作品翻译成英文，而不喜欢将外国作品翻译成中文。他觉得自己用英文来表达，更能发挥他的思维，反而把英文翻译成中文，则不如他书写英文那么流畅和快捷。所以他宁愿将《浮生六记》翻译成英文，也不愿将《哈姆雷特》翻译成中文。 林语堂一生将二三十种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而仅将他最推崇的幽默语言大师萧伯纳的《卖花女》翻译成中文，仅此而已。并且林语堂自己的许多著作也是用英文书写出版，没有中文底稿，也不愿意再用中文写一遍，结果导致国内出版时，还需要请人加以翻译。我案头有一部已泛黄的书籍，便是民国三十年上海西风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林语堂名著《生活的艺术》。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 笔者藏) 该书封面标有“特许全译本”，译者黄嘉德，西风出版社创始人，林语堂的福建同乡及好友，亦为著名作家、翻译家。黄嘉德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文学硕士，后任母校圣约翰大学文学院院长。《生活的艺术》是林语堂当年旅美创作的第一部作品，是用英文写作的，出版后，一纸风行，在美国畅销书榜单上连续52周霸占榜首，并再版四十多次。此书甫一出版，黄嘉德就取得林语堂的首肯，将此书陆续译成中文，在《西风》杂志上连载，我案头的这本书即为连载后的结集出版。虽然译者黄嘉德的文笔亦不错，但终不得林语堂那独有的亦庄亦谐、闲适幽默的笔调与韵味，让不识西文之吾辈平添一番遗憾。 林语堂在文学史上的功绩与林琴南正好相反，林琴南是将西洋文学介绍到中国来，而林语堂则是更多地将东方文化输送到西方去。他偏爱庄子、苏东坡，以及明清小品与戏曲，于是他将《逍遥游》《货殖列传》《齐物论》《东坡诗文选》《浮生六记》《幽梦影》《西厢记》《闲情偶寄》《板桥家书》等，译成英文，在西方出版。 林语堂对明末清初李渔的著述《闲情偶寄》尤为钟情，他在谈到《闲情偶寄》这本书时说：“在李笠翁的著作中，有一个重要部分专门研究生活的乐趣，是中国人生活艺术的袖珍指南，从住宅与庭园、屋内装饰、界壁分隔到妇女的梳妆、美容、施粉黛、烹调的艺术和美食的导引，富人穷人寻求乐趣的方法，一年四季消愁解闷的途径，性生活的节制，疾病的防治……”  (李渔《闲情偶寄》) 而我案头的这部《生活的艺术》，便是林语堂以一个学人与智者的心裁，将中国文化与文人生活，以西方人能知晓的语境，写就的一部有别于李渔的现代版《闲情偶寄》，他谈了人生的享受，包括家庭的享受，生活的享受，文化的享受，旅行的享受，大自然的享受，着重谈了中国历代文人在生活中的各种悠闲状态与精神境界，还作了中西比较。 比如他在《生活的艺术》用一节文字，专门写了中国人躺在床上的享受。他说，人生一种最大的乐趣是捲起腿臥在床上，使身体与床铺成三十度角，而把一手或两手放在头后（案：一个世纪前的葛优躺）。在这种姿势下，诗人能写出不朽的诗歌，哲学家可以想出惊天动地的思想，科学家可以完成划时代的发现。文人以这种姿势来想他的文章或小说，比他一天到晚坐上书桌前所得的更多。因为他在床上可以免除一切日常琐事的打扰，可以由一片玻璃或一幅珠簾看见人生。在床上所看见的不是人生的皮毛，人生变成一幅更现实的图画，像倪云林或米芾的绘画一样。林语堂总结道：臥床的价值，是让人寂静与沉思，它能产生宏大的效力。 此书当年在美利坚一经出版，令西洋人对中国古代文人与士大夫的生活状态如此优雅闲适而深深入迷。原以为在西方文明面前，黄皮肤人种是野蛮人。而如今在林语堂笔下的东方文明面前，他们对自己的浅薄亦有了几分羞愧。一位西方著名书评家彼得・普雷斯科特感慨道：“读完《生活的艺术》这本书后，我真想跑到唐人街，一遇见中国人，便向他行个鞠躬礼。”这便是林语堂先生传播中国文化的莫大功绩。在当年的欧罗巴社交圈中，一些西方绅士面对举止谈吐比他们更优雅得体的林语堂，都真诚地用中国礼节向他鞠躬致敬。 吾生也晚，见不到林语堂先生，也无法向当面他叩首致礼，只能充当个粉丝而已。2015年春天，我去福建旅游，某日在途中，忽见路旁有一“林语堂故里”的标牌，便立马改变行程，驱车寻迹而去，东问西找，来到了漳州天宝镇珠里村，瞻仰了林语堂纪念馆。 纪念馆坐落在林语堂父母长眠的虎形山旁，一路沿着两旁的香蕉林而行，走至小路尽头，然后抬台阶而上，共有81级花岗岩筑成的台阶，隐喻着林语堂81岁的生涯。走上台阶便见宽畅的平台上，安置着一尊约二米高的林语堂先生坐式雕像，神态安详，笑容可掬，身后背壁上写着“林语堂纪念馆”六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为当代著名书法家、江阴人沈鹏所书，也算是半个老乡，看着尤为亲切。  (林语堂雕像) 纪念馆主体为半圆形二层建筑，纪念馆门前挂着一副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这十四个字，可谓是其一生最简略的写照。馆内陈列着林语堂先生100多幅珍贵照片，以及一些林语堂用过的实物。而最珍贵的莫过于林语堂女儿林太乙捐赠的林语堂手迹多幅，能在此处见到林语堂的翰墨真迹，让人大感意外，亦大饱眼福！  (林语堂纪念馆) (林语堂书法作品) 展品中有一幅林语堂书写的书斋名“有不为斋”横披，特别显眼，以行书写之，没有落款，这是他为自己的书斋所写，曾挂在其台北阳明山书斋中。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林语堂小洋房书斋里，挂的是请叶恭绰写的“有不为斋”匾额。后林语堂漂洋出海，四处游荡，匾额已不知去向。晚年定居台湾，便自己写了一幅。如今人不在，斋已无，其女儿将其移挂于此，让参观者领悟其父亲的无为思想，似乎更多了一份深情与意义。 (林语堂书法“有不为斋”) 林语堂的文集亦曾以《有不为斋文集》之名出版，我书柜中亦有。他写过一篇文章，叫《有不为斋解》，在文中他将“有不为”三字调侃康有为的名字“有为”，他说这个书斋名“看来似乎反康有为，而事实不然。因为世上名称愈相反的，气质愈相近。试将反康与拥康者相比，反康营中曾经拥康者十有其六，而拥康党里曾经反康者，亦十有其八。”说得颇为有趣。更重要的是，林语堂在文章中罗列了他平生的一些“有不为”： 我不曾穿西装到提倡国货大会演说 我不曾写过一篇当局嘉奖的文章 我不曾视女学生为“危险品” 我不曾念完三民主义 我不曾离婚，而取得学界领袖资格 我喜欢革命，但永不喜欢革命家 我不曾有面团团一副福相 我不曾吆喝佣人 我不曾自述丰功伟绩 我不曾拍朋友的肩膀，作慈善家 …… 林语堂的这些“不曾”，话中有话，有许多是讽刺当时的一些名人士绅的，如“永不喜欢革命家”，可能就是暗指康梁等“维新革命家”。他的“有不为”，至今思之，仍深有意味。一个人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让自己的人格与道德不失衡。 再把视线拉回林语堂纪念馆，馆内的主要展品是林语堂出版的上百种不同版本的著述，尤其是国外的英文版与民国初版书，十分珍贵！玻璃橱窗里有一本林语堂的精装本英文著作，感觉好像是毛边书，让我这个毛边党人看得很眼馋，问工作人员能否拿出来仔细看一下，工作人员歉意一笑，轻轻地摇了摇手。笔者只能无奈地隔着橱窗又多看了几眼。 (林语堂纪念馆内景) 在林语堂纪念馆盘恒半天后，才慢慢走下81级台阶，在微薰的春风里，与林语堂先生 “依依惜别”。 近代文学史上的这两位林先生，是两座绕不过的文学重镇。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堆积起来的厚度，直至百年后的今天，仍难望其项背。虽说他们在写作习惯上有些“怪癖”，但结出的丰硕果实，却惠泽后世。 两位林先生所处的年代，是一个天马行空，我行我素，奇才闪耀，大师辈出的年代，令人膜拜，让吾辈仰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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