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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18岁的她在火车站送别即将离开的恋人。 战火之中的离别总是蕴含着太多的担忧，眼前人亦是心上人，怎能放心在未知中放开彼此的手。千言万语在离别面前也只能是一句“我等你平安回来”。 伴着耳边刺耳的鸣笛声，火车在轨道上越行越快，而她心中牵挂的那个人也越来越远。 这个站在月台上的女子，便是施济美。而此时的她并不知道，这次的离别会成为她生命的转折点。 在这之前，施济美生在书香门第，长在亲朋的呵护之下，人生可谓完美。  施济美的父亲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后任职于北洋政府外交部，是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的得力助手。而母亲也是名门闺秀，不仅精于诗词，而且善书法。家庭经济条件优渥，父母文化涵养极高，施济美自然是名副其实的掌上明珠。 施济美高中就读于上海培明女子中学，在那里她结识了好友俞昭明，二人都爱好文学，志同道合，成为知己。 缘分很是巧妙，许是上天的眷顾，不仅为施济美送来了知己俞昭明，还将俞昭明的弟弟——俞允明，也带到了施济美的生命里。俞允明的出现点亮了施济美的青春，两颗青涩却又深情的心撞在了一起。 之后三人一同考进了上海东吴大学。而当时东吴大学的校长正是杨永清先生，他与施济美一家是世交，在他的照拂之下施济美的学校生活顺风顺水。  图 | 挚友俞昭明 亲情、友情、爱情、学业，这些幸福将施济美紧紧地呵护着，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 《断头王后》里有一句经典语“她那时候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战火的硝烟弥漫在中国的土地之上，一场战乱席卷了整个中国。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让动荡的中国难以有一张安静的课桌。心存高远之志的有为青年皆奔向大后方。一面抗日，一面求学，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而施济美的恋人俞允明也是其中一个。 在民族战争面前，风花雪月不得不暂时搁浅，两人只能分隔两地。 昔日朝夕共处，今日异地相隔。此时的施济美多希望自己可以和俞允明一同离开，可家庭的责任让她寸步难行。父亲远在西欧担任参赞，作为长女，她要承担侍奉母亲、照顾弟妹的责任。 对于战乱中的人而言，一场战争打乱的又何止只有情感上的牵挂。对生命的践踏，才是战争真正血淋淋的残酷。 不久之后施济美一家所居住的南京也沦陷了。一时之间，战败的代价扼住了所有南京人的咽喉。 面对眼前严峻的，作为一家主心骨的施济美，做出了决定——逃。 而俞允明离家之后，留下的家眷当时也还在南京。俞允明父母早已年过花甲，光靠他们自己肯定出不了南京城。施济美只好两家并一家，一起匆匆逃难。 战火中的路并不好走。恰逢苏北的一些城镇被日军占领，所以一路上胆战心惊，既怕碰上日本鬼子，又要逃避国民党的败兵。 扶着年迈的老人、护着幼弱的孩子，一路上还是学生的施济美撑起了两家人生命的希望。有时取道水路乘民船，有时由陆路乘独轮小车，辗转多地，最后终于到达上海。  图 | 施济美与弟弟妹妹 战火纷飞中，只身扛起大梁的施济美不管是从个人情感上还是家庭情况上，无疑期待着恋人俞允明的归来。 但俞允明寄来的书信却从某天开始，再也没了消息。 一天天焦急的等待中，施济美终于等来了讯息，但不是俞允明的书信，而是武汉大学的电报： “俞允明在8月19日上午日机轰炸乐山时不幸遇难身亡，希节哀。” 施济美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这样突然、这样残酷。二十多岁正是一个少女憧憬未来幸福的年华，但施济美却在二十岁的时候。永远地失去了她想共度余生的人。 她内心的悲痛自是无法估量，多少次午夜梦回的啼哭，多少次魂牵梦绕的执拗，我想都不为过。 因此她懂斯人已逝的悲痛，所以她更不愿让俞允明的年迈的父母遭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怆。 于是俞允明的父母每月仍能收到儿子俞允明的书信，书信中儿子告诉他们，他已去国外深造，而国外有施济美的父亲，对他多有关照，不必挂念……虽然一直没见到儿子回来，但总归有消息就好。 而之后的日子里，施济美对俞允明的父母始终如自家长辈般敬爱，时常探望照顾。这也让二老有了些许安慰。 这个噩耗就这样瞒下来了，一直到俞昭明的父母寿终正寝，也不知他们的爱子早已遇难去世。 而施济美从此再也没有在他人面前提过俞允明的名字。似乎说出那个人的名字，就会抑不住往外喷涌的悲伤。 漫漫人生路，施济美的余生再未爱过谁，终身未嫁。 施济美就如同她笔下的那些女子一般，在男主人公离开之后，即使知道两人再无可能，但依旧深情而执着地守在旧地，不肯离去。 刹那间的芳华，施济美却用一生去追寻。让人敬重他们的感情，却又怜惜那颗孤寂的心。 但生活还在继续。今天很糟，明天也许会更糟。  图 | 施济美毕业照 1942年，施济美从东吴大学毕业。因珍珠港事件发生，施济美父亲对一家的接济完全中断。家中生活顿陷困境，母亲和弟妹均无收入来源，一大家子人只能靠施济美养活。 毕业之后有人介绍施济美去一家保险公司工作，待遇很优厚。有了这份工作的她完全可以轻松地面对眼前的经济困境。但特殊的是这个公司是日资企业。 当时上海已沦陷，经济局势每况愈下。在日本国旗高悬的上海滩里，生存的压力会剥夺人的尊严，每天都有着无奈屈服于帝国势力的人。 但施济美当即一口回绝，她说凡有日本人或汉奸投资的公司一概不去。最终施济美宁愿去做工资低少的学校教员。 而这一时期的施济美同时也业余写作，除了表达内心的情感信念之外，也是为了补贴家用。 施济美曾经说过“有人用笔写故事，也有人，用自己的生命写故事。”而她自己，是后者。 写作对于施济美虽是业余，但才华却不会因此而减弱。施济美的作品十分畅销，当时很多的杂志都因发布她的文章而销路大涨。《爱的胜利》、《寻梦人》等小说都深受读者喜爱，吸引了众多“施粉”。 在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坛，最为引人注目的有三个女作家。作为“东吴派女作家群”的领军人物，施济美便是其中之一。 但解放之后施济美便停笔了。从此文坛上隐去了一位天资卓越的作家“施济美小姐”，但三尺讲台上却仍有严谨治学的“施济美先生”。 施济美将教师作为了她终身的职业。即使解放后，她完全可以换一份待遇更好的工作，但她拒绝了。因为于她而言，教书育人是她一生的事业。 在当时的教育行业中，“施济美水平”是对一名老师极高的评价，这足以见得施济美成为了多少学生心中的知识引路人。 在课上，她是那个教学严肃认真，却又关心弱势学生，让人有点害怕却又感到温暖的国语先生。在课下，她是那个坚持家访，经常与学生谈心，一起睡在破仓库里的知心朋友。 而经历了一届又一届学生的“施先生”，也由原来充满活力的年轻摩登，渐渐变成了“齐耳短发，身穿人民装，脚踏方口布鞋”的朴素平淡。  但这样平静的生活却在1966年的一天被突然打破。 一群革命小将不期而至，不由分说就开始疯狂抄家。他们带着满满的两辆黄鱼车走了，车上是施济美收藏的报章杂志、珍贵书稿等。 一瓶由施济美父亲生前从国外带来的香水被打翻，香浓的气味飘在满目狼藉的房间里，更衬得格外凄凉。 但施济美对这次抄家却表示：任何东西都是身外之物，无可珍惜。同时她又郑重地交给她妹妹一样东西——一沓厚厚的信件。 这些还未被抄走的信件，都是学生们写给她的信，信中写满了对老师敬爱与信任的语言。施济美担心这些信被发现，使学生们遭受牵连，所以让她妹妹代为保管。 在此后的那段时间里，有人写她的大字报，有人到她家里去“破四旧”，也有人逼问她：“你最喜欢什么样的学生?”但施济美平静地回答：“我对每个学生都一样，对你也一样。” 这时的施济美已经从老师变成了扫地和擦浴缸的粗人，但她却依旧有着为人师表的光芒。虽然自己深陷困顿，但她仍心系学生。和每一位优秀的老师一样，她希望学生能够更好地发展，而不是成为错误政治活动的刽子手。 但，事实是悲凉的。没有是非判断标准而空有一腔热血的学生，成为了将施济美逼向绝境的助推者。 施济美曾经教过的一个女学生，把施济美给她修改过的文章，寄给了造反派，成为了施济美“罪孽”的证据。这份证据，除了导致施济美被人唾骂，批斗，敌视这些之外，更是在她满怀教育热忱的心上狠狠地“刺了一刀”。 施济美曾对她的同事说：“政治上的事有一天会平反，生活上的事却没人能说清。  无情的揪斗和摧残接踵而至，除了批斗，还是批斗。未来是如此黯淡无光，她的心灵愈发荒凉。 终于，48岁那年，施济美自杀了。 走的那天，她的妹妹回忆道：“她低头一言不语地走上三楼。当她走到楼梯转弯处时，她回过头看看我，脸色苍白，充满了忧郁和绝望，又默默地上楼走进她的卧室……” 死亡是可怕的，自杀通常已经是一个人对生命绝望的极点之后的决绝。但施济美的自杀却先是喝了大量的敌敌畏，之后又用绳子悬梁自尽。这不禁让人感受到无尽的悲凉，她的绝望是有多么浓烈，才会让她对死亡如此渴求。 第二天黎明的阳光照进了施济美的房间，也照到了施济美的身体上，但施济美灵魂却永远留在了阴暗里。 而她家楼下“打倒鸳鸯蝴蝶派作家施济美”的标语很快就会被换成“反动学术权威施济美死有余辜”之类的“新口号”。 文 | 夏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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