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臭的人丛中，他记起他那时的困顿饥渴和狼狈，旋绕他头上的却是那真实倒如同幻象，幻象又成了真实的狂敌杀人的工具，敏捷而近代型的飞机：美丽得像鱼像鸟……这里黯然的一掬笑是必需的，因为同样的另外一个人懂得那原始的骤然唤起纯筋肉反射作用的恐怖。他也正在想那时他在××车站台上露宿，天上有月，左右有人，零落如同被风雨摧落后的落叶，瑟索地蜷伏着。” 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在天津意大利租界购置的房屋，如今成为这家人安全的避难所。多年前，梁思成的四弟曾质问父亲为何作为一个著名的爱国人士，要在一个通商口岸的外国租界住下来，还盖了书房和藏书室？梁启超的回答是：“你别把私事和国际事务混为一谈。除了家庭之外，我最关心的就是我的藏书室。我需要我的书，所以呢，我必须确保那些书随时可以使用。与其把书放在容易被学生纵火烧掉的皇宫里，不如把它们放到附近城里的外国租界区来得安全。”如今战争的爆发，让梁家兄弟不得不佩服父亲生前的先见之明。但天津也已经被日军占领，魔爪随时准备伸向租界。梁思成一家必须抓紧机会在事态恶化之前离开。他们搭乘轮船从租界码头出发，在青岛转乘火车，一路南下，抵达长沙。在那里，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的联合大学已经迁移到那里，并决定在11月1日开学。 战火的蔓延远超人们的想象，开学23天后，日军战机对长沙进行首次轰炸。在这天的空袭中，梁家的房子险些被直接击中，炸弹就落在距离大门十六米的地方。当时梁思成、林徽因、林母和两个孩子都在家，“我们的房子随即四分五裂，全然出于本能，我们各抓起一个孩子就往楼梯跑，可没来得及下楼，离得最近的炸弹就炸了”，事后林徽因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仍然心有余悸：“炸弹把我抛到空中，手里还抱着小弟，再把我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同时房子开始轧轧乱响，那些到处都是玻璃和门窗、格扇、屋顶、天花板，全都坍了下来，劈头盖脑地砸向我们。” 逃出坍塌的房屋，黑烟滚滚的街道更不安全。日军的轰炸机向下俯冲，巨大的恐惧让梁家人顿时停住了，他们靠拢在一起，“心想这一回是躲不掉了，我们宁愿靠拢一点，省得留下几个活着承受那悲剧。”但炸弹掉在了街道的那头。那里正好有一家饭店正在举行婚礼，新娘当场被炸弹击中，血肉模糊的头一直飞到街上。 这是梁思成一家第一次直面战争的血腥恐怖，但恐怖并非打算放过他们，而是紧跟其后，随时准备威胁他们的生命。梁家再度踏上逃亡之路。从湖南长沙，到贵州晃县，再到昆明。这次仓皇颠连的逃难之旅，让梁思成感染了严重的炎症，喉咙扁桃体化脓溃烂，诱发牙周炎，不得不拔掉了满口牙齿。但因为医药匮乏，拔牙时不充足的麻醉剂和术后感染，让梁思成痛苦不堪。为了避免大量服用止痛药引起药物中毒，他只得半躺在一张帆布椅子上，用缝补破旧衣物来分散注意力。 梁家本以为这座彩云之南的边徼城市可以全身安定下来。因此，他们欣然接受了清贫的生活，并且再度充满乐观的参与到西南联合大学校舍的设计建造当中。然而，现实的困境远超梁思成的想象。当他欣喜地将西南联大校舍的设计方案交到主持校务的梅贻琦校长手中时，得到的回复却是经费短缺，方案难以实施，必须更改。在之后的两个月里，梁思成与林徽因将设计图一再修改，每次修改都是每况愈下：从楼房到平房，从砖墙到土墙。到最后，除了图书馆的屋顶可以使用青瓦、教室可以使用铁皮屋顶外，其他校舍都只能使用茅草覆顶。忍无可忍的梁思成冲进梅贻琦的办公室向他高声质问，但面对匮乏的经费，他只能浑身颤抖着接受这一现实，潸然落泪。 1938年9月28日，轰炸机震耳欲聋的咆哮再度响彻昆明上空，从此拉开了长达五年的昆明大轰炸的序幕。1940年11月，日军的空袭越发频繁，梁家不得不再次迁移。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梁思成写道： “不管我们逃到哪里，我们都将每月用好多天，每天用好多个小时，打断日常的生活，打断工作、进餐和睡眠来跑警报。” 这一次，他们的目的地是李庄。林徽因在写给费慰梅的信中慨叹道： “尽管我百分之百地肯定日本鬼子绝对不会往李庄这个边远小镇投炸弹，但是，一个小时之前这二十七架从我们头顶轰然飞过的飞机仍然使我毛骨悚然——有一种随时都会被炸中的异样恐惧……眼下，在中国的任何角落也没有人能远离战争。不管我们是不是在进行实际的战斗，也和它分不开了。” 05 活着，创痕累累的努力活着
1940年代李庄镇长江码头，图片来自《发现李庄》，岱峻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战争的洪水中，李庄这个四川古镇，犹如一座渺小的沙洲。虽然它曾是长江上的大码头，川南货运的集散地，在过去的数百年间，曾张开双臂迎接溯江而上的五湖四海的来客。但到20世纪初，它已经显出凋敝的老态。古老的建筑沉静而寂寞，街巷中时草木生长，不知何时掉落的瓦砾残砖，渐渐爬满了青苔。在潮湿的空气中细细碎碎地数着不温不火的流年。 这份凋零的沉静，在战争中被突然打破了。李庄的村民们，带着好奇和惊疑的目光看着那些闻所未闻的学术精英们，像最普通的难民一样，拖家带口来到这座西南偏远的小镇。那些举世闻名的学者教授，穿着半新不旧的长衫，撑着油纸伞从泥泞的小巷匆匆走过时，与最普通的长工别无二致。但他们或许也能意识到，随着这些人的蜂拥而至，让自己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小镇，瞬间成为国际瞩目的文化中心。从1940年到1946年，李庄的文化密度之高，恐怕在世界上都绝无仅有。作为当时全国最高学术机构的中央研究院下设十三个研究所，全部搬迁到了李庄。而梁思成一家也搬到了这里。这里也成为了他们战时辗转流离生活的最后落脚点。 战争中的流离生活与田野考察的艰苦迥然不同。后者即使再满身泥泞，疲惫不堪，但心中总是清楚的知道，在这一番“自讨苦吃”的探险之后，会有温暖舒适的家在等着自己。但战争消灭了“家”这个词寻常的含义，将其贬低为生物性的生存。在此基础之上，任何对生存条件的改善，都算得上是“家庭生活”。 梁思成一家在李庄的生活，与营造学社的学术工作捆绑在一起。曾到李庄探访梁家的费慰梅留下了这样的记述： “营造学社在李庄的总部是一座简单的L形平房农舍，它的长臂是南北走向。这一臂的一侧从南到北是一间打通的工作室，备有供画草图和写字的粗糙桌凳。对面是女佣的房间、储藏室和三个初级研究员的卧室排成一行。穿过一条狭窄的走廊，就是向东延伸的L形的短臂。穿过走廊是两间卧室，一间是外婆和宝宝的卧室，另一间是儿子的。再过去就是梁氏夫妇的两间房，一间卧室，一间书房，这就是短臂的全部了。他们的房间面北朝南，窗外是浓荫覆盖的、赏心悦目的一个院子。徽因的帆布床就安在这间房里，大家睡的则是光板和竹席。对面，在L形长臂的西侧，是一处更大的天井，直直参天的樟树，点缀着小丛的香蕉林。” 费慰梅的描述，多少会让人产生一种幻觉，认为避居李庄的梁思成一家因祸得福，躲避战火来到了一处桃源仙乡。但李庄并非田园乐土，而是偏僻闭塞之地。当地人对这些拖家带口逃难来的文化人的恐惧多于好奇。中研院史语所和体质人类学所的人体骨骼标本，让当地乡民相信这群不速之客是一帮食人恶魔。他们将其称为“下江人”，“下江人到乡下捉人来吃！军队还帮他们逮”的谣言很快传遍大街小巷。 乡民的敌意可以随着时间增进了解而逐渐淡化，但居住环境的恶劣，却无法改变。在梁思成女儿梁再冰的回忆中，他们居住的房子，绝非费慰梅笔下的田园农舍： “四川气候潮湿，冬季常阴雨绵绵，对父亲和母亲的身体都很不利。我们的生活条件比在昆明时更差了。两间陋室低矮、阴暗、潮湿，竹篾抹泥为墙，顶上席棚是蛇鼠经常出没的地方，床上又经常出现成群结队的臭虫，没有自来水和电灯，煤油也须节约使用，夜间只能靠一两盏菜油灯照明。” 但比起居住条件的恶劣，最令人困窘的，还是贫穷。梁思成勉力维系的营造学社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只得年复一年跑到重庆请求教育部资助，但讨来所得无几的资助，也很快被飞速的通胀抵销。拮据的不仅是营造学社的资金，梁思成夫妇的收入也令人心酸。费慰梅提供了一个细节，她收到梁思成夫妇从李庄寄来的信件，“大大小小和形形色色的信纸，多半是薄薄的、泛黄发脆的，可能是从街上带回来，包过肉或菜的。有时候，也有朋友给的宝贵蓝色信纸。但共同的特征是，每一小块空间都填满了密密麻麻的字，天头地脚和分段都不留空，而最后一页常常只有半页或三分之一页，其余的裁下来做别的用途。而那用过了的信封，上面贴的邮票一望即知，当时即使是国内邮件，邮资也令人咋舌。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一个信封里装了好几封信，这样一次寄出去，可以在邮资上来一次大挥霍。” 贫穷直接导致的就是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林徽因本来就患有肺结核，潮湿的空气、清寒的生活和粗粝的饮食导致她旧病再度复发，变得更加严重，饮食不进，瘦得几乎不成人形。梁思成的三弟梁思永在来到李庄后，也感染了肺炎，病势沉重。梁思成虽然忧心，但也只能爱莫能助。生活和工作的重担压垮了他的脊背，不过四十多岁就已经背驼得厉害。
1942年，林徽因在病榻上与梁思成和梁再冰、梁从诫等合影。 梁思成一家人的贫病困苦，在李庄都已经相当有名。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特意向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写信，为梁家争取必要的医药费资助： “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因女士生了T.B（即tuberculosis，肺结核），卧床二年矣。思永是闹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气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们二人万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尽当完，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 然而，更不幸的打击陡然降临在这个贫病交加的家庭头上。林徽因最疼爱的三弟林恒，抗战爆发后，考取中国空军，对敌作战，不幸在1941年3月14日的一场空战中为国捐躯。为了避免重病的妻子再受打击，梁思成特意瞒着妻子，到成都办理了林恒的后事。他要强忍悲痛，还要尽力安慰痛失爱弟的妻子。林徽因虽然身在重病中，但也勇敢地面对这一噩耗。
林恒像。1941年3月14日上午，日军再次对成都发动空袭。在这场战斗中，林恒头部中弹，坠机于双流南门一带，时年二十五岁。 然而，这哀恸太过绵长，以至于直到三年后，林徽因才拿起笔为她的爱弟写下了一首悼诗：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 来哀悼你的死； 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简单的，你给了。 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 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 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 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 小时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 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安慰， 而万千国人像已忘了，你死是为了谁！ 06 困境与坚守
在李庄生活最困难的时期，梁思成和金岳霖一起尝试养鸡。 贫穷、疾病、死亡盘旋在梁思成一家的头顶，不时落下残忍的炸弹企图摧毁他们的精神。但梁思成还是在家人面前竭力表现出乐观的一面。他从不在儿女面前愁眉苦脸。女儿梁再冰眼中的父亲“仍然酷爱画图，画图时总爱哼哼唧唧地唱歌”。哪怕是家里实在无钱，只得到宜宾委托商行去当卖衣物，他还会跟儿女们开玩笑说“把派克钢笔、手表等'贵重物品’都'吃’掉了”： “把这只表'红烧’了吧！这件衣服可以'清炖’吗？” 令人最惊叹的是，尽管环境如此困窘不堪，但梁思成还是将营造学社成功地运转起来。因抗战而中辍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在停刊多年后，竟然在李庄这样一个简陋的村镇里再度复刊。梁思成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的重大发现，也刊载在最新复刊的杂志上。从1942年开始，梁思成开始把精力放在撰写《中国建筑史》这一鸿篇巨制上。尽管他的体重只有四十七公斤，但他还是坚持每天和林徽因工作到深夜。
1941年梁思成、莫宗江在营造学社绘制图纸。 在《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的开篇，梁思成批评了“近年来中国生活在剧烈的变化中趋向西化，社会对于中国固有的建筑及其附艺多加普遍的摧残”的现象。胼手胝足创造中国古代建筑的无名匠师们，他们的杰作或随时而变，或被后世摧毁改造。但在梁思成看来： “中国建筑既是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一种工程技术，本身已造成一个艺术系统，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化的表现，艺术的大宗遗产。除非我们不知尊重这古国灿烂文化，如果有复兴国家民族的决心，对我国历代文物，加以认真整理及保护时，我们便不能忽略中国建筑的研究。” 虽然中国的建筑文化，乃是梁思成执着追寻的心头炽爱。但他对人类文明的成果，却同样能表达出一种文化上的共情，如果战争的本质就是毁灭，那么文明的意义便是创造与传承。无论种族、性别、地域，文明的创造是共通的。一如战争总是在毁灭他国的同时，也在毁灭自己；对本国的文明尊重和热爱，推而演之，同样也会去尊重他国的文明。 梁思成的学生罗哲文在多年后，回忆起1944年夏天的一个细节。梁思成在重庆，每天都在中研院小楼一个单独的房间里，让他用铅笔绘出符号，标明古城、古镇和古建筑。在这幅地图上，罗哲文认出了日本的京都和奈良。 尽管从日本飞来的轰炸机对中国的文明造成无可挽回的破坏，也在过去的数年里，威胁着梁思成一家的生命，但在这些标明日本古建古城的地图前，梁思成的眼中不再仅仅是敌我之别，而是属于全人类的文明遗产。 07 归途 横过历史的洪流 1945年8月10日。那是个热的出奇的夏夜。梁思成正和两位年轻的作家一起在重庆美国大使馆的餐厅用餐。费正清坐在他的身旁。几人闲谈许久，望着长江对岸山上的灯光亮起，梁思成谈起战前他的青年时代，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时的轶事。突然之间，他不说话了，其他人也变得紧张和警觉，远远地传来了警报声。 “一开始是压抑的嘁嘁喳喳，或许是一些人在大街上跑，然后是个别的喊叫声，鞭炮声噼噼啪啪地响，大街早已热闹成了一片，最后四处都是一群群喊叫着、欢呼着，鼓掌的人们，好像全城在一阵大吼大叫中醒过来了。” 八年的抗争和坚忍，终于在这个晚上获得了胜利的回报。梁思成穿过欢腾的人群，在一位好心美国飞行员的帮助下，搭乘飞机赶到宜宾，又坐船回到了李庄。 苍白、消瘦的林徽因躺在床上，窗外，李庄的街巷已经变成了狂欢的海洋。她已经五年几乎没有离开家门了，这一天，在梁思成和儿女的陪伴下，她坐在轿子上，来到街头，感受胜利的空气。隐忍多年的苦痛终于能以兴奋的狂欢发泄出来，人们敲打着一切能够发出声音的物品，在一片震耳欲聋的叮当乱响中，无数嘶哑的喉咙反复重复着“胜利了！”的口号，喜极而泣的泪水在脸上恣意横流。 就像所有历经艰险的英雄一样，梁思成和林徽因该回家了。然而经历过炮火与流浪的洗礼，岁月残酷的侵蚀，穷困与疾病无情的榨取，他们的身体，自然会留下这残酷岁月的痕迹，一如战后满目疮痍的国土，而旧日朱颜，又有几分留存的遗痕？战争前，他们踏访华北山川村落，所发现的那些古代建筑，有多少挨过了战火的摧残？毕竟，数代人耗费数十年血汗建造起的殿宇楼阁，只需一炬，便会在一夜之间化为飞灰，一如一个人再宝贵的生命，一颗子弹就可以轻易终结。 但生命也同样有它坚韧的一面，孤灯寒室的清贫、疾病伤痛的折磨、空袭轰炸的恫吓，种种艰难困苦，如果不能彻底毁灭生命，反而会让它得以淬炼升华，释放出炽热而炫目的生命之光。在战争最艰困的1939年，林徽因在一篇题为《彼此》的文章中，描述了一个“很寻常地过着国难日子的寻常人”： “他感到无论如何在这时候，他为这可爱的老国家带着血活着，或流着血或不流着血死去，他都觉到荣耀，异于寻常的，他现在对于生与死都必然感到满足。” 毫无疑问，林徽因笔下的这个“寻常人”，正是她的丈夫梁思成，但同样也是她自己，更是千千万万在战乱困苦中打熬着、忍耐着、期盼着的中国人。他们就像是在这片土地上散落着的古老建筑，经过风霜雪雨、经过兵燹战火，墙体会开裂老化，梁架会衰朽折断，有些会在历史中湮没朽灭，但也有些会一代代翻新、重修。年老与年轻的轮转，新与旧的交替，甚至拆毁与重建，就像人类生命的生生不息。历史，也正是以这种最寻常不过的方式连贯在一起。 “我们今天所叫做生活的，过后它便是历史。客观的无疑我们彼此所熟识的艰苦正在展开一个大时代。所以别忽略了我们现在彼此地点点头。且最好让我们共同酸甜的笑纹，有力地，坚韧地，横过历史。”
1936年，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天坛祈年殿屋顶。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