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风(1902—1985)，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1933年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行政书记，与鲁迅常有来往。1935年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由此开始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主编《七月》杂志，编辑出版了《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对现代文学史上重要创作流派“七月”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54年向中共中央上交《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首，被捕入狱，并开展全国范围的批判、斗争。1979年获释。1980年平反。
自白 花朵与果实的生命交融
至今我仍难忘1985年亲历的向胡风先生遗体告别的场景。路翎、贾植芳、牛汉、绿原等众多友人，依次走来，向他们的导师和朋友默哀。然后，他们缓缓走至梅志先生面前，与她握手致意。她在儿女搀扶下伫立着，如一尊雕像，清瘦而坚毅，脸色凝重但不悲戚。自胡风去世近两个月来，大家从没有见到梅志流过一次眼泪，她的冷静让人吃惊。然而，在胡风遗体最终被推走的一刹那，她突然号啕大哭，泪如泉涌。大家都没有去劝她。悲情的迸发是她等待已久的。对于梅志，难道还有别的更好方式来与胡风作最后的告别吗？
如今，二十余年已经过去，新近出版的《胡风家书》为这一感人的瞬间做了最好的注解。从三十年代初的恋爱，到六十年代囚居秦城，胡风写给梅志的一封封家书，把这对患难与共的夫妻的丰富情感，动人心魄地呈现出来。读这些信，我们可以读他们的感情世界，可以读知识分子性格的发展，更可以读在风雨中蹒跚而行的受难者的心灵史。
几年前，我曾请诗人牛汉为丁聪先生所画的梅志肖像漫画题词，其中一句印象最为深刻：“胡风和梅志坐在一起，我在心里构思过两行诗：梅志是胡风生命的花朵，胡风结出了梅志的果实。”诗人说得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花朵与果实的生命交融。精粹的诗句仿佛就是为《胡风家书》而写。
在人们眼里，胡风性格的倔强和直爽十分突出。我常听他的朋友谈到，哪怕在家里，他如果发起脾气来，任谁也挡不住，甚至会在当着外人的面发火。家书中则呈现出另一个胡风：温柔细腻，浪漫热烈。梅志倾心相爱的是一位有思想、有独立人格的作家，同时也是感情丰富、值得信赖的男子汉。1933年冬天，胡风与梅志在上海一见钟情。他在这段时间的情书中，不断倾诉期盼梅志到来的焦虑。其中一封这样写道：“每一声门响，每一次上楼的脚步声，都使我心跳。我想，不是会客室那样的地方了，进门时的你底脸色应该是多么温暖呀。但我空空地注意了六个多小钟头的开门声，尝够了按捺不住的焦躁。”(1933年11月17日)这些表述与胡风同期所写的理论文章的风格完全不同，它们出自一个坠入爱河的青年的炽热内心，是真正意义上的情书。
胡风与梅志很快走到了一起，并成了晚年鲁迅家里的常客。鲁迅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们。梅志曾告诉过我，当她第一次怀孕身体不适时，是鲁迅亲自告诉她该吃什么药，该注意些什么。对于他们，这是最珍贵的记忆。
从两人决定结伴而行的那一天起，胡风与梅志彼此就再也没有疏远过。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们的生活经受了风雨坎坷的磨砺，他们的情感与精神也因此而得以升华。就梅志而言，当胡风最艰难的时候，她依然痴心未改。她不仅共赴牢狱之灾，更以一个女性坚韧的肩膀，担负起支撑整个家庭的重任。可以说，正是因为有她的关切与支持，胡风才有可能在任何处境下总是充满生活的希望和勇气。在我眼里，梅志有着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一样的美丽。人们总是习惯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是站着一个杰出的女人。其实，也可以换过来说，一个伟大女性倾心相爱的男人一定有其非凡之处。阅读《胡风家书》，我听到的正是两个历史人物的命运交响曲。
从家书中看，成为夫妻后，胡风对梅志的爱情依然不减。几年过去，1937年8月，当抗战烽火在上海燃烧时，胡风仍如热恋时一样牵挂梅志：“这几天，得不到你底信，我底心好像吊在空中一样，没有一刻宁静。亲爱的人，我到这快一个月了，一共只收到你两封信，你看我怎么过？起初只担心你们，到最近几天，真正忍受不住了。我想你在我底身边，我想念你底一切，我底人，我底亲爱的人呀！昨天站在后面窗口上，忽然看见街上走着一个身段后影像你的女人，当时我全身震动了起来！然而我马上知道了那不是你，你不会在这上海的街上的……”(1937年8月18日)此时的胡风，如同一个抒情诗人在吟唱。
胡风很看重他和梅志的爱情。1949年胡风在信中这样说：“M：我们的爱情就是这样的。辛苦，但也有幸福。无论是在一起或分别着，这一点辛苦或幸福总充满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凭着这一点活着，斗争，工作，我们要对得起这个时代和我们的孩子。”(1949年10月7日)
写这段话时，历史正处在转折的关口，胡风充满热情拥抱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显然，对于他来说，未来无论发生什么，只要他们拥有交织着辛苦和幸福的爱情，就有生活的目的和勇气。梅志后来为胡风所承受的一切，恰恰印证了胡风对他们之间忠贞爱情的自信。这也从一个角度表明，知胡风者莫过于梅志，知梅志者也莫过于胡风。花朵与果实本来就是同一个生命过程的延续。谁是花朵，谁是果实，如何分得清，如何分得开？
六十年代胡风在秦城监狱写给梅志的信，是《胡风家书》的最后一部分。这批信的数量不多，胡风的精神状态早已不如从前，语言的表述也远不像过去那么浪漫抒情。有的信可以看出胡风与外界的隔膜，甚至他已很难理解梅志日常生活的压力，不免言辞焦虑。但是，尽管如此，读这些书信，仍能感受到胡风在特殊情境下，还是把梅志作为可以倾诉的唯一对象。他急切地要把所思所想告诉妻子，他本能地想从妻子那里获得理解和支持。一次，在梅志探监离开之后，胡风给她写去一封近万字的信。这一次，他谈得最多的是学习体会。其中，他耿耿于怀的是鲁迅：
“读鲁迅，是为了体验反映在他身上的人民深重的苦难和神圣的悲愤；读鲁迅，是为了从他体验置身于茫茫旷野、四顾无人的大寂寞，压在万钧闸门下面的全身震裂的大痛苦，在烈火中让皮肤烧焦、心肺煮沸、决死对敌奋战的大沉醉；读鲁迅，是为了耻于做他所慨叹的'后天的低能儿’，耻于做他所斥责的'无真情亦无真相’的人，耻于做用'欺骗的心’、'欺骗的血’出卖廉耻、出卖人血的人、耻于做'搽了许多雪花膏，吃了许多肉，但一点什么也不留给后人’的人；读鲁迅，是为了学习他的与其和'空头文学家’同流合污，不如穿红背心去扫街的那一份劳动者的志气，是为了学习他的绝不拉大旗作虎皮或借刀杀人的那一点大勇者的谦逊……”(1965年9月9日)
此时，胡风所写的不再是一般意义的家书，而是一个精神受难者的自白。在这一意义上说，由于胡风个人经历的特殊性，他的家书无疑超出了爱情与家庭的范畴，从而也就成为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的一种真实记录。
■李辉(学者，北京)
追忆 一位父亲的爱与担当
胡风这个名字，曾因与一支浩浩荡荡的“反革命”队伍相连而家喻户晓；在历时25载的冤案终得平反后，又作为一阕“文坛悲歌”的主角而为人们记取和缅怀。透过胡风事件，人们发现了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若干隐喻，并因此产生了诸多有关胡风与胡风冤案的文章和专著。在这当中，有个身份特殊的叙述者和解读者，就是胡风的女儿晓风。
1980年7月，被安排为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的胡风获准从四川回到北京治疗。晓风以胡风秘书的名义也从京郊一家农场调入该院，并协助整理父亲的著作、手稿和日记等。其实，由于胡风下狱和流放长达25年之久，晓风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当胡风1955年5月被从家中带走时，晓风年仅16岁，对政治上的风云变幻与人生的吊诡离奇难有多深的理解；而从1980年7月到1985年6月胡风逝世，父女两人在一起不过5年。正因为此，晓风的这部回忆录虽然不乏耳濡目染的亲身经历，但更多的来自于父亲的著作手稿与母亲的回忆文章，“很多情况总是隔着一层”。不过毕竟视角特殊，而还原一个历史人物正需要多个面相的组合与拼接，因此还是颇值一读。
《我的父亲胡风》给人最强烈的感觉，就是胡风的鲠直。鲁迅曾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说，“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易于招怨。”冀汸夫妇送给胡风的挽联则有“含垢廿五载，获咎由鲠直，抱怨由真诚”。为人鲠直正是胡风遭逢不幸的性格原因。当然，正如刘再复所言，“胡风的人格是很特别的(其实也是很正常、很健康的)”，“很有光辉”，这种热切、真诚、执着正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品格。
胡风与周扬等文艺领导人的误会与龃龉，表面上是因为双方理念的差异，道不同难相与谋，实际上掺杂着个人恩怨，而且当时的情境根本不容有平心静气的学术探讨。学术就是政治，学术服务于政治，领袖的讲话就是金科玉律，不容挑战只能遵从。如果胡风能够“识时务”一些，不过于坚持自己的文艺观点，并向组织和领导靠拢，多半会避免后来的灭顶之灾。但胡风不愿意这样做，好几次示好臣服的机会都“浪费”了。因为他痛切地感到，如果按照周扬等人的搞法，文艺迟早会死掉，事实上文坛也已经是一片萧索了。他必须要说出自己的观点和感受，而这乃是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前途。何况，学术不应与政治混为一谈，学术不能做政治的婢女，本该允许不同观点的平等争鸣。显然这都是大逆不道的想法，若不整肃岂非无法无天了！
李泽厚先生在分析胡风事件时指出，毛泽东是以一个政治家的立场，从领导革命指挥社会现实斗争的全局角度出发，来规范和要求文艺的内容和形式的，强调民间形式和传统形式便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理论；而胡风虽然强调现实主义，强调生活、斗争，强调从内容出发，但他多半是从文艺自身规律来谈论的，不符合革命的需要，这就注定了胡风文艺理论及其本人的命运。这固为非常精当的分析，但似乎难免“都有道理”之嫌。据文学史家蓝棣之在《症候式分析：毛泽东心中的鲁迅什么样》一文中披露：中央档案馆里有这样一篇文献，解放初期，江青出席文艺界一个会议时说，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胡风却当场表示，在文艺上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鲁迅的文艺思想(胡风的鲠直可谓登峰造极)。江青回家给毛泽东说了之后，毛泽东很不高兴。人性就是这样复杂，除了台面上的观念之争，往往还有台下的意气之争，究竟何者起到决定性作用实在很难断言。
晓风坦言自己并非胡风研究专家，她写这部《我的父亲胡风》也只是想说出她所了解的父亲，于是人们很自然地就有一种期待－－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胡风又是怎样的？在女儿眼中，胡风是个顾家的负责的父亲，无论是抗战期间在重庆，还是抗战胜利后在上海，胡风都要在不但没有报酬有时甚至要贴钱的编刊之余，设法做些工作挣钱养家。尤为可贵的是，在为稻粱谋时，胡风依旧坚守自己的道德人格，绝不肯为了生计而做违背自己原则的事情。
书中有个细节特别值得玩味。胡风曾想让女儿到周扬夫人当校长的北师大附中插班，但被对方拒绝，后来晓风凭成绩考入这所学校，胡风为此非常高兴。可以想见，这是父亲为孩子的争气而感到由衷的自豪，天下为人父母者，欣慰可能莫甚于此了。晓风结婚时，正逢胡风身险囹圄，本来胡风想自己出狱后(他当时感到自己离这个日子不远了)再让女儿结婚，但晓风因为不愿意按照“反革命分子”的意思行事而没有满足父亲的这个心愿。尽管如此，作为父亲的胡风还是在给妻子梅志的信中表达了对女儿婚事的关心，不但对女儿的“忤逆”不以为意，还顾虑以自己当时的处境，倘若有所表示，“不知对他们的感情是否合适”，这份父亲对孩子的深情和体谅让人感动。胡风晚年患有心因性精神病，有次发病时嘶哑着嗓子诉说着：“我女儿张晓风住在隔壁的房间里，她和我的罪行无关啊……”倘若不是心系儿女，老人怎会说出这样的话？父辈遭遇不幸并非他们的错，但他们却对自己的孩子因此受到的歧视和伤害而感到歉疚，这就是父亲的担当，这就是父亲的大爱。
■胡唐(媒体编辑，广州)
旁观 冤案中亦有真君子
胡风冤案距今已经半个世纪。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回忆录出现，再加上部分相关档案的解密，知识界已经悄然开始从各个角度重述胡风案。就此而言，最近出版的王文正口述、沈国帆采写的《我所亲历的胡风案》，自然而然又给这种尚未完成的重述过程增加了一种新可能，——毕竟王文正是当年“胡风专案”办公室的专职审讯员，尽管没有直接审讯过胡风本人，但的确亲历了相关“胡风分子”的审讯，也算是胡风案的当事人之一了。不管这份口述回忆录是否客观、是否翔实，这都使得我们不能不将其认真对待。
就这本书的内容而言，王文正先生真正亲力亲为的内容不到五分之一；其他有关胡风案过程的回忆，则占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我想如果要对这本书提出批评的话，这一点恐怕是最可能招致批评的因素。王文正先生之所以有回忆胡风案的资格，主要是因为其参与了对个别“胡风分子”的审讯。这一点无疑是重要的，但并不必然意味着王文正先生具有毋庸置疑的资格来回忆胡风案全过程。笔者的担心在于，在那么一个处处需要保密、信息极度不公开的年代，王文正先生等办案之前的学习材料不过是《人民日报》公布的相关材料，说王文正对胡风案的全部过程，尤其是胡风案在北京的发展变化等等一点都不了解未免有些失之客观，但要说他对胡风案的全部过程了如指掌，恐怕也不尽然。王文正当时以审讯员的身份处于胡风案的第一线，但却不是最高点；而对于了解全部过程而言，恐怕后者才是最为主要的。
因此对于王文正先生的口述回忆能否客观、翔实，进而成为一部可靠的信史，我多少心怀一点忧虑。我希望这种忧虑不是对王文正先生的苛责。相对于胡风案中“沉默的大多数”，尤其是当时专政机器开动之后至今鸦雀无声的那些人，王文正先生的口述回忆无疑是弥足珍贵的。
也正是由于上文提到的忧虑，我对王文正先生口述的自己亲力亲为部分的章节自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比如第8页讲述上海秘密组建“胡风专案组”的细节，当时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开会，问大家是否看过《人民日报》公布的胡风资料，居然只有王文正等十多个人举手，陈丕显看了批评道，“看来大家的政治嗅觉还不太灵呦，没有政治斗争眼光，看不到复杂的阶级斗争，认为打下了江山，从此天下太平无事了。同志们，你们的思想也太麻痹了呀！……”这些材料在官方公布的文献中肯定是不会出现的，而陈丕显后来的遭遇已然证明“阶级斗争尚未熄灭”，这位签发了部分上海地区“胡风分子”逮捕令的市委书记，恐怕没有想到十多年后自己被指责为“二月逆流”。读史者能不叹息？王文正在口述回忆中还记录了这次会议后，“公安机关内部在私下里也有许多议论”，甚至“开始时人们还私下里议论，但几天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就不敢再议论了”。这些细节传神地描写了山雨欲来之际专政机关内部的变化，改变了我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专政机关上下铁板一块的印象，无疑是有价值的。
王文正先生的口述中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他本人对于张中晓的审讯。据说张中晓是胡风集团中最年轻但也被认为是最“反动”的一个“分子”，被定为胡风集团中的一个“重要骨干分子”。对于张中晓的反动，毛泽东亲自执笔点名，而且被节选公布的胡风和张中晓的通信亦多达25封。对于这样一个未审却已然是铁案的审讯对象，审讯员王文正将如何应对？在第164页王文正坦言，“审来审去都没有审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上面不断催问，“审不出问题不好交代，我也有些着急”。笔者阅读到此，心不由得提到嗓子眼，王文正究竟是作恶还是为善，张中晓个人命运究竟如何，就在这么一个微妙的瞬间要决定了！王文正下面的口述打消了我的顾虑，“虽然上面不断要求要审出一些'政治背景’，我也想尽快地完成这些组织上交给的任务，但作为办案人员，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不能违背事实，我只好如实地向'胡风专案’的领导作了汇报。”身受来自中央和上级的压力，居然能够依据客观实际，将重要骨干分子无罪开释，纵然是一个审讯人员应该做的，可是在那么一个政治高压的年代能够做到这一点，王文正委实不容易也。后文中王文正口述他如何不辞劳苦地排除所谓“胡风分子”的尚丁是否为特务一案的过程，亦再次证明了王文正的这种君子品质。胡风冤案中亦有真君子，张中晓、尚丁之幸也。
口述历史并不是简单指一个人口述回忆、一个人记录整理的结合。事实上，真正优秀的口述历史作品，对于整理者的史学功底要求可能远高出口述者本身千万倍。曾对顾维钧、李宗仁、胡适等民国历史人物做过口述历史的唐德刚先生，曾说过口述史料与一般史料之间的比例：“一般而言，大学者的口述史料只有百分之五六十；非学术人士的口述史料只有百分之十五二十左右。”在《我所亲历的胡风案》中，写报告文学出身的采写者沈国帆，结合王文正提供的脉络和大量第一手材料，以及其他有关胡风案的材料，对于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桩文字狱做了相对清晰的阐述，这一点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可能因为沈国帆的习惯写法，在部分章节和细节的处理上相对比较文学化一点，文字的跌宕起伏虽然增强了可读性，但却无意中降低了可信性。有心的读者自能识别并谅解罢。
■文/陈夏红
|
